內卷化范文10篇

黨的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明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管理民主”的發展要求。“鄉村”替代以往“農村”的提法，開始從產業角度轉向空間角度審視鄉村，同時強調鄉村空間有別于城市空間，在發展過程中需要遵循自身的發展邏輯［1］，為鄉村公共文化的發展搭建了新的平臺。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精神目標。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以來，很多文獻非常關注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弱化形成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效率問題［2］。鄉村公共空間是村民集體記憶的共同載體，也是區域文化和社會規則的載體［3］。鄉村公共空間以其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形式對鄉村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4］。但在發展過程中存在公共空間強勢植入、城市文化霸權、主題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問題［5］。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也需要重視公共文化空間的重構［6］，強化鄉村文化地標在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中的作用［7］。通過重建鄉村居民的公共生活［8］，還可構建起一種多元、有序的鄉村公共倫理價值，規范鄉村居民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念［9］，為鄉村文化有序發展和規?；ㄔO創造條件［10］。鄉村公共文化建設還應注重公共空間的修復［11］，這就涉及到鄉村公共文化發展的物理空間重構問題。在鄉村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鄉村公共文化活動日漸式微［12］，滿足現代文化需求的公共空間被邊緣化［13］，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已經或者正在被切碎，公共文化空間不同程度的弱化成為鄉村文化振興的軟肋［14］，改變鄉村文化發展空間的存在樣態就成為當務之急。其中，鄉村社區文化是農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處境化經驗及其價值規范［15］，包括了知識、信仰、道德、習俗以及群體成員在交往中習得的能力和習慣等，發展鄉村文化必須與這些本真文化整合在一起，才能夠拓展鄉村文化的發展空間。有關鄉村文化發展的上述文獻主要集中在文化產品供給的體制機制困境以及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模式等方面，在公共文化服務發展樣態的區域化精準配置以及發展空間的重構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較大欠缺。改革開放以來，鄉村居民對鄉村文化的發展樣態具有異質化、豐富化需求，這就需要對鄉村公共文化的區域性需求進行針對性分析?？傮w上看，鄉村公共文化發展存在兩種方式，一是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輸入型的發展樣態，即在行政管控下配置基礎設施、投放發展資金、輸入專業人才、興辦文化項目、開展文化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鄉村文化振興，但外來的文化資源與本土發展要求間耦合程度較差；二是基于鄉村既有文化資源發展起來的文化樣態，雖然符合了本土文化發展要求，但存在底子薄、資源少、后勁差和政治內卷化問題，禁錮的思維方式和狹窄的視野嚴重阻礙了鄉村文化實體經濟的發展，很難發揮牽引力的作用。鄉村公共文化建設在于“落細、落小、落實”，“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在實際工作中需要策略，尤其要做到努力方向與服務對象的需求一致。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鄉村文化振興過程中內生性動力與外生性動力的作用方式，弄清楚鄉村文化發展進程中內生性動力的內卷化問題。打破內卷化的低水平循環鏈條，對于提升鄉村公共文化振興的實施效果具有重要的開拓意義。

一、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實踐中的內卷化困境

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中由于服務內容的供需脫節，建設過程中重“植入”輕“培育”，文化建設的項目化運作又讓鄉村文化染上了厚重的商業色彩，文化建設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單純的行政行為，鄉村居民的呼應度不高。鄉村文化建設過程中的執行主體缺位、承接主體缺位、組織主體缺位以及參與主體缺位問題十分嚴重。文化服務“一陣風”：鄉村文化建設在數量上不能增長，在質量上不能得到提升，鄉村文化發展出現內卷化困境。（一）文化服務機制偏差導致鄉村文化發展停步1．文化服務供給側與需求側脫節弱化了文化陣地的功能。文化陣地是在政府支撐下圍繞“五大文化建設工程”興建的農家書屋、文化設施、文化中心、有線廣播、電子閱覽室、文化信息庫等，讓村民更方便地通過多種渠道接受文化資源和選擇文化產品。鄉村文化振興戰略采取了多種方式文化惠農，但制度上的鄉村文化與實踐上的鄉村文化相左，在文化產品供給的“最后一公里”不能與鄉村居民的需求間進行無縫對接，文化產品的結構、文化資源的層次不能滿足村民的多元化需求。政府行政力量的文化發展具有的“高效率”與來自鄉村居民的較低“點贊”呼聲之間形成較大反差，“名實不符”問題的存在造成文化資源浪費。在公共文化資源的供給側仍然缺乏腳力、眼力、心力、耳力，存在“走不到、看不見、想不全、聽不清”等責任心不到位問題，不能將文化的潛在需求演變為現實需求。改革開放以來鄉村人口從農業產業析出向城市遷移也是優質人力資源和文化需求主體的遷移，嚴重影響了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鄉村公共文化發展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預下自上而下進行的資源配置，相關行政管理部門將文化惠農、文化下鄉作為政治任務完成，在實踐中表現出的主要問題是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標準化、單一化以及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鄉村居民需求缺乏完善的對話機制。文化服務產品不能與鄉土文化緊密整合在一起，而是按照城市的思維方式供給。村落是基于血緣關系在長期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相似興趣需求的群體，群體成員相對穩定，對鄉土文化具有強依賴性。2．文化服務重“植入”輕“培育”，造成鄉村缺乏文化再生能力。村民是鄉村公共文化的生產主體，由于發展鄉村公共文化體制機制不到位，導致文化生產主體缺失［16］。自從實行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強農惠農政策以來，國家以農業豐、農民富、農村穩為目標，不斷推進農村經濟、發展農村文化。關心下一代工程、陽光工程、取消農業稅、科技扶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及文化下鄉等措施，都體現出“植入”的思想，文化服務多以文化活動、圖書資源等方式進行。這些項目一般與村民的實際生活距離較大，陽春白雪的圖書資源與多層次的村民文化素養之間嚴重不對稱，再加上圖書資源更新速度慢且內容不能貼近村民實際生活，不易激發村民的參與熱情。這些依托財政支撐的文化下鄉的服務項目，主要是以相關行政部門完成任務為前提，具有即時性特點，文化項目的持續運行也面臨困難，弱化了村民對文化項目的預期。“植入”文化相對于“培育”文化顯得更加容易和直接，前者主要以文化活動方式進行，相關行政部門可以組織具有較高專業水準的藝術團隊完成任務，而且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形成社會影響，但這樣的“植入”文化方式對鄉村的影響是“水過地皮濕”。能夠從根本上產生影響的是“培育”文化，這需要組織專業隊伍深入農村進行調查，根據鄉村實際設計針對性的發展方案，通過量身定做引發村民享受文化產品的興趣，“培育”文化的過程耗時長、見效慢，還要面對失敗的風險，因此文化產品的低效率植入在長期中形成路徑依賴的政治內卷化困境。3．文化服務的商業操作與本真文化隔離擠壓鄉村文化發展空間。鄉景、鄉情、鄉音、鄉德等都是鄉村文化的內涵［17］，鄉土本真文化在商業文化襲擊下淡出。長期以來實行政府主導的“文化格式化”管理使農村文化表現出以項目帶動的發展特征［18］，鄉村文化發展的內生力量未能被充分激活。鄉村文化建設主要是通過項目拉動，這種發展模式具有目的明確、責任清晰、運轉有序的特點，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完成既定發展目標。但是缺陷也很明顯，運作過程中具有較強的行政性，一般都是將服務內容打包推向鄉村，打包的內容中更多摻雜的是行政意愿，并不貼近村民的真實需求。村民作為鄉村文化的服務對象，不具備選擇權。在項目推送方以牟利為目的情況下，建構鄉村文化空間過程中就會存在嚴重的“名實分離”問題。（二）鄉村文化建設執行主體、承接主體、組織主體和參與主體缺位行政管控下的資源輸入只是鄉村文化發展的外生動力，外生動力只有與內生動力結合在一起，并且激發內生動力才能使鄉村文化持續發展。但鄉村文化服務發展過程中的行政壓力機制、供給側與需求側不對稱等問題的存在，導致鄉村公共文化建設的主體缺位。鄉村公共文化建設的主體包括承接主體、組織主體和參與主體三個層面，在鄉村文化服務發展方面分別與承擔建設責任、發揮組織作用和扮演建設主角相對應，但是現行體制機制下三方面的主體都面臨缺位問題。1．執行主體缺位：行政機構常通過次優選擇降低工作成本。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不能缺少執行主體，負責文化或者宣傳職能的行政機構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執行主體，由其負責組織專業人員對鄉村推出文化服務，執行主體在選人、做事、用錢等各個方面都是具體的操作員。鄉村地域廣闊且發展基礎存在較大差異，異質性和碎片化特點決定了鄉村文化服務也需要量身定做，有針對性地服務才是有價值的服務。但鄉村文化服務受到時間節點、服務內容、財政限制等多方面的約束，行政部門工作的連續性難以保持，而鄉村文化發展需要在時間、空間、內容、主體等多向度上進行充分考慮，既要做到在點上突出，又要做到在線上連續。實踐中往往會在短期收益與長期發展之間出現矛盾，文化服務的供給方作為理性經濟人在實踐中常會做出次優選擇，在保證了點上突出的同時弱化了線上連續。村民在鄉村文化發展問題上沒有穩定預期。行政部門作為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發起者，在履行職責過程中通過次優選擇降低工作成本而謀求短期效益，實際上已經出現執行主體缺位問題，這不但降低了文化服務政策的長期有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文化建設中形式主義問題的發生?！袄茁暣?、雨點小”的文化惠農給村民的印象是“折騰”而不是獲得感。2．承接主體缺位：鄉村自治“名實分離”與村委會不能履職。在鄉村公共文化發展過程中，鄉村自治委員會是承接主體。從理論上講，鄉村自治作為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在鄉村治理過程中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在鄉村公共文化的發展層面，鄉村自治組織作為承接主體，存在弱治理以及制度層面的自治與實踐上的自治“名實分離”問題。前者即社會秩序混亂、日常生活無序和公共服務缺乏［19］，后者即鄉村自治組織雖然在制度層面是非官方的不具行政職能的服務村民的自治組織，但在實際運行中卻往往被作為了鎮級政府機構在鄉村的派出組織而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履行了鎮級政府派發的行政職能。鄉村自治組織理論上應在村民與行政組織間扮演著橋梁角色，在鄉村公共文化建設方面應該承擔起治理主體、召集主體、規劃主體、實施主體的責任，將村民對公共文化的需求與政府的文化供給串聯在一起。但實際上鄉村自治組織只是扮演著“傳達指示”的角色，在消除公共文化供需不對稱過程中并未很好地履行承接主體責任。政府行政管理主體對鄉村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狀態了解程度不夠，鄉村自治組織在實踐上的消極治理與積極應付上級行政命令造成承接主體嚴重缺位。3．組織主體缺位：村民群體碎片化導致集體認同范圍狹窄。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逐漸被打破，在城鄉勞動力邊際收益嚴重不對等的情況下，農業生產中析出的大量勞動力通過進城務工找到了生活坐標。鄉村進城務工人員生存空間的變化使其價值觀念也發生變化，對鄉村社會的發展狀況的關注程度開始降低。因此，農民工進城務工在一定程度上抽空了發展鄉村文化的動力，集體組織的號召力、組織力也同時被削弱，以家族為單元的組織方式成為主流。村民生活方式趨于原子化狀態，以趣緣、友緣等為紐帶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又進一步將村民群體碎片化。家族代表往往成為村民代表，在公共事務決策中往往是家族利益間的博弈。鄉村自治組織在鄉村公共事務發展過程中的組織主體地位被削弱，“不愿管”“管不好”“管不了”成為常態化。村民成了鄉村文化建設的旁觀者。目前的發展狀態嚴重削弱了鄉村文化的發展動因，文化發展主體嚴重缺位，在鄉村場域內缺乏建立文化共同體的體制機制，這就客觀上要求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轉向。4．參與主體缺位：鄉村空心化弱化了進城務工農民的鄉土情懷。村民是鄉村文化建設的參與主體，這需要依托合理的體制機制讓村民能夠留在鄉村、記得住鄉愁，這種內在的鄉土情懷，能夠激發村民建設鄉村的愿望。城市化、工業化促進了鄉村居民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也使鄉村村落走向終結，村落公共空間走向頹廢［20］。在經歷“不離土不離鄉”“離土不離鄉”“離土離鄉”的變遷過程后，綜合素質較高的村民首先與鄉村場域脫離，由于鄉村的文化精英以及生產主體向城市遷移，鄉村文化發展與進城務工的村民間缺失了對話基礎，村民將個人事業發展與城市文明整合在了一起，降低了其對鄉村公共文化發展的受益預期，從而也會相應降低在鄉村公共文化建設方面的投資意愿。鄉村文化發展的商業化運作進一步加大了鄉村與村民間的心理距離。鄉土文化被商業化運作所湮沒，進一步弱化了進城務工人員與留守村民的鄉土情懷。城市文明對鄉村居民的“拉力”與鄉村文化不合理的發展機制對鄉村居民形成的“推力”，加劇了鄉村居民脫離鄉村場域的愿望。參與主體缺失進一步弱化了組織主體缺位和承接主體缺位，加劇了鄉村公共文化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二、鄉村文化發展內卷化邏輯的理論支撐

無論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機制的偏差還是不恰當的行政干預，抑或是過頭的商業化運作，都會降低文化服務的效果。政府雖然在強力推進但效果并不明顯，鄉村公共文化事業的發展進入政治內卷化的怪圈。“內卷化”概念由美國人類學家戈登威澤（al－exander　goldenweiser）首次提出，后來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生態變遷的過程》一書中提出農業內卷化概念［21］，認為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是“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外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皟染砘背蔀樯鐣幕l展遲緩的專用表述，出現內卷化問題后，社會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發展形態徘徊，無法轉型到新的社會形態上去，社會進入一個低水平、慢節奏的循環怪圈。他使用農業內卷化概念描述印度尼西亞爪哇地區的農業生產問題，在勞動力不斷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產過程當中時，導致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下降而水稻產量無法持續上升。從經濟學角度看，當可變資本連續投入到不變資本過程中超過一定量時，可變資本相對于不變資本變得更加多余，單位可變資本能夠創造的純利潤就會逐漸降低，可變資源即使投入再多，生產過程也只能在較低水平上運轉。杜贊奇將克利福德•格爾茨對內卷化的認識延伸到國家政權領域引申出政權內卷化概念，認為政權內卷化與農業內卷化的主要相似之處在于：沒有實際發展的增長、固定方式的再生和勉強維持［22］，政治內卷化是一種行政權力低效的狀態。用政治內卷化認識公共文化產品的供給問題，就是鄉村振興過程中雖然財政投入在增加，但由于供需間并未實現有效對接并且沒有將村民激發為鄉村文化建設的主體，導致鄉村文化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發展鄉村文化的外生動力未能本土化并內化為鄉村文化發展的動因，鄉村文化供給模式固定化以及村民對鄉村文化低水平發展預期，導致鄉村文化服務進入內卷化的惡性循環。內卷化怪圈的形成在于經濟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不合理，需要通過創建個體間信息充分交換的機制和形成平等對話的語境。行政力量在鄉村文化發展跳出內卷化怪圈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需要降低行政控制權讓權力重心下沉形成權責對等的管理機制，從精英管理變化為公眾管理，通過村民智庫建設實現鄉村自治。

三、破除鄉村文化發展內卷化的對策

摘要：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為“過密化”，是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研究領域被認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色聯系密切且使用頻率較高、影響較廣泛的概念”，1這一概念隨著黃宗智研究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在國內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注意，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在國內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學者使用內卷化這一概念對中國社會進行研究。

關鍵詞：20世紀；我國地方；國家政權；內卷化

Abstract:Involution(involution),alsotranslatesis“thedensification”,wasintheChinesesociologyresearchareawasconsideredinrecentyears“withtheChinesesociety''''scertaincharacteristicrelationwasclose,andthefrequencyofusewashigh,theinfluencewidespreadconcept”,1thisconceptstudiedthe20thcentury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alongwithHuangZongzhithework"YangtseDeltaSmallfarmerFamilyAndVillageDevelopment"in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broughttothedomesticscholar''''sattention,AmericanscholarDuZanqistudiedfirsthalfof20thcenturytheNorth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work"Cultural,AuthorityAndaNational--1900-1949YearNorthChina"after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attractedmoredomesticscholarsUsestheinvolutionthisconcepttoconducttheresearchfortheChinesesociety.

keyword:Inthe20thcentury;Ourcountryplace;Statepower;Involution

一，內卷化的概念、內涵

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2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選擇，商品化并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他認為有必要對幾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商品化做出區分，為了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繳租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剝削推動的商品化”，為了支付生產和維持生活的直接開支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牟利而出售滿足租稅、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之后的剩余農產品可稱之為“牟利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的研究及國內學者研究都表明，無論是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剝削推動的商品化”都是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品化“是謀求活命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潤的理性行為?！?黃宗智在使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對研究對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非是使“內卷化的含義已經變得復雜而含混，由此產生出一些更加糾纏不清的問題?！?

[摘要]在鄉村振興新時代背景下，鄉村旅游作為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動力，在促進城鄉協調、改善、改善人民生活環境和生活水平，促進農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同時，我國的鄉村旅游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和困境，表現出“內卷化”傾向。通過從產業組織理論視角出發，將SCP范式運用到我國鄉村旅游產業發展中，通過對其現狀進行分析，尋找鄉村旅游產業“內卷化”的成因，然后探索鄉村旅游產業“去內卷化”的相關路徑。

[關鍵詞]鄉村旅游；SCP范式；內卷化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注重精神上的享受，鄉村旅游掀起浪潮。美麗鄉村成為人們選擇休閑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以鄉土文化和鄉村景觀為核心的鄉村旅游迅猛發展，有機結合了鄉村風貌和旅游觀光，是各地區發展旅游的亮點，鄉村旅游產業的發展已經成為推動旅游發展、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同時，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鄉村旅游產業對于促進城鄉協調、改善鄉村人民居住環境、提高人們生活水平以及推動鄉村產業轉型升級有著重要意義。然而從現實出發也要看到，我國的鄉村旅游產業還存在著市場主體薄弱、弱、政府主導性過強、發展效益等問題。在質量和效益兩方面，都離新時代對旅游產業發展的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表現出構成基本認識的“內卷化”傾向。鑒于此，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文章基于產業組織理論的“SCP”范式，尋找我國鄉村旅游產業“內卷化”的形成原因，探索破解“內卷化”的相關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內卷化與鄉村旅游內卷化

“內卷化”概念與中國特色社會研究聯系較為緊密，目前，廣大學者用“內卷化”概念來解釋我國當前的一些社會現象。美國人類學家戈登威澤(2004年)最早提出“內卷化”概念，具體是指當社會或經濟體達到了最終的形態以后，不能形成穩定狀態，也不能轉變成其他新的形態，只能在內部不斷循環發展，使其變得更加復雜[1]。經濟學家格爾茨以爪哇的水稻農業為例進行研究，將“內卷化”概念深入運用到了農業經濟分析中，指出在農業用地面積保持不變的條件下，隨著勞動力不斷投入于農業生產的過程中，水稻產量卻沒有發生變化，這一現象就是“內卷”。隨后，我國學者黃宗志通過分析華北地區和長三角地區農村社會經濟不斷發展變遷過程中，將中國農業的“內卷”現象提了出來，人們也逐漸意識到了這一點[2][3]。此后，越來越多領域從不同視角運用不同方法將“內卷化”概念運用到相關問題研究中。高水紅(2020)發現學校教育過程中也存在“內卷”現象，并指出“內卷化”的本質就是一種邊際效益遞減的現象，是社會或者經濟體沒有實際效益提升和發展的變化和增長。鄉村旅游產業的“內卷化”是指：隨著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要素不斷投入鄉村旅游的建設與發展中，鄉村旅游產業只在量上有所增加，其質量和效益并沒有發生多大變化，難以符合新時代“提質增效”高質量發展的需要。發展鄉村旅游產業對當地具有重要社會意義，其擁有突出的人經濟、生態等價值，發展該產業可以有效解決鄉村地區勞動力就業，并且鄉村旅游產業是關聯性和綜合性極強的產業，可以通過產業關聯效應，推動種養殖業、農產品加工業等其他產業的發展。正因為鄉村旅游產業具有以上特征，國家和各地區也越來越重視鄉村旅游的開發和發展，但是，由于我國的鄉村旅游由起步晚、起點低、經驗少、力量弱，使得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各種困境，暴露出諸多問題，“內卷化”傾向開始顯現。

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為“過密化”，是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研究領域被認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色聯系密切且使用頻率較高、影響較廣泛的概念”，1這一概念隨著黃宗智研究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在國內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注意，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在國內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學者使用內卷化這一概念對中國社會進行研究。

一，內卷化的概念、內涵

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2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選擇，商品化并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他認為有必要對幾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商品化做出區分，為了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繳租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剝削推動的商品化”，為了支付生產和維持生活的直接開支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牟利而出售滿足租稅、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之后的剩余農產品可稱之為“牟利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的研究及國內學者研究都表明，無論是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剝削推動的商品化”都是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品化“是謀求活命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潤的理性行為?！?黃宗智在使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對研究對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非是使“內卷化的含義已經變得復雜而含混，由此產生出一些更加糾纏不清的問題。”4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中，提出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概念。他認為在其著作中，內卷化這個概念不完全符合吉爾茨的定義，自己只是借用這個詞，它所揭示的現象已脫離了原詞意義?！罢鄡染砘迸c農業內卷化的主要相似之處在于：沒有實際發展的增長（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贏利型國家經紀）的再生和勉強維持。其不同之處在于正規化和合理化的機構與內卷化力量常處于沖突之中；功能障礙與內卷化過程同時出現。5進入20世紀的國家政權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來擴大財政收入，而是靠擴大外延——增設機構和增加稅種來增加收入，這樣做的后果是導致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伴隨著“贏利型經紀人”貪污賄賂的增長，這是國家政權內卷化在財政收入方面表現，它表明20世紀以來中國國家政權現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敗。

本文借用杜贊奇的“國家政權內卷化”這一概念并延著杜贊奇的思路，探討國家政權的變遷問題。杜贊奇認為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地方國家政權是內卷化了的，新中國成立后，鏟除了國家經紀人體制，完成了國家政權的建設任務，“共產黨政權的建立標志著政權‘內卷化’擴張的終結”。6同國家政權內卷化概念相對是國家政權現代化?！艾F代化”一詞在英語里是一個動態的名詞：modernization意為tomakemodern，即“成為現代的”之意，因此，“現代化”可理解為“獲得現代性的過程”。現代化理論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一種主流發展理論，主要是對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總結和歸納，盡管從它誕生之起就帶有意識形態的印記，并且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際進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現代化理論所歸納和所抽象的一些價值準則（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識化、自由流動、結構分化等）仍帶有很大的普適性。盡管現代化理論流派很多、內容繁雜，但都把民主化視為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因素。

民主化是政治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概括地說，政治民主化既包括權力的來源這樣的原則性問題，也包括橫向分權（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獨立和制約）和叢向分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明確的權力邊界）這樣的權力操作性“技術”問題。所謂國家政權的現代化，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國家政權效率、效益的提升主要是靠擴大內涵——結構的優化來實現的，并不主要依靠外延的擴大——權力的擴張、機構的增設和對社會財富更大比例的榨取，當然更不借助于任何形式的國家經紀體制。

行政管理論文

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為“過密化”，是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研究領域被認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色聯系密切且使用頻率較高、影響較廣泛的概念”，1這一概念隨著黃宗智研究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在國內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注意，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在國內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學者使用內卷化這一概念對中國社會進行研究。

一，內卷化的概念、內涵

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2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選擇，商品化并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他認為有必要對幾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商品化做出區分，為了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繳租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剝削推動的商品化”，為了支付生產和維持生活的直接開支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牟利而出售滿足租稅、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之后的剩余農產品可稱之為“牟利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的研究及國內學者研究都表明，無論是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剝削推動的商品化”都是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品化“是謀求活命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潤的理性行為?！?黃宗智在使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對研究對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非是使“內卷化的含義已經變得復雜而含混，由此產生出一些更加糾纏不清的問題?！?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中，提出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概念。他認為在其著作中，內卷化這個概念不完全符合吉爾茨的定義，自己只是借用這個詞，它所揭示的現象已脫離了原詞意義?！罢鄡染砘迸c農業內卷化的主要相似之處在于：沒有實際發展的增長（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贏利型國家經紀）的再生和勉強維持。其不同之處在于正規化和合理化的機構與內卷化力量常處于沖突之中；功能障礙與內卷化過程同時出現。5進入20世紀的國家政權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來擴大財政收入，而是靠擴大外延——增設機構和增加稅種來增加收入，這樣做的后果是導致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伴隨著“贏利型經紀人”貪污賄賂的增長，這是國家政權內卷化在財政收入方面表現，它表明20世紀以來中國國家政權現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敗。

本文借用杜贊奇的“國家政權內卷化”這一概念并延著杜贊奇的思路，探討國家政權的變遷問題。杜贊奇認為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地方國家政權是內卷化了的，新中國成立后，鏟除了國家經紀人體制，完成了國家政權的建設任務，“共產黨政權的建立標志著政權‘內卷化’擴張的終結”。6同國家政權內卷化概念相對是國家政權現代化?！艾F代化”一詞在英語里是一個動態的名詞：modernization意為tomakemodern，即“成為現代的”之意，因此，“現代化”可理解為“獲得現代性的過程”。現代化理論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一種主流發展理論，主要是對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總結和歸納，盡管從它誕生之起就帶有意識形態的印記，并且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際進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現代化理論所歸納和所抽象的一些價值準則（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識化、自由流動、結構分化等）仍帶有很大的普適性。盡管現代化理論流派很多、內容繁雜，但都把民主化視為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因素。

摘要：“無發展的增長”內卷化狀態已成為困擾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隱蔽因素。運用文獻資料法和邏輯分析法，結合“內卷化”的理論，從農村學校體育的政策、資源、行為三個方面的內卷化現象對其發展困境及生成邏輯進行了分析。認為，政策密集出臺與執行效能低下的政策內卷化、資源輸入與資源依賴并存的資源內卷化、體育教師“無根”的流動的和學生被“規訓”的“在場”的師生行為內卷化是當前農村學校體育發展內卷化的主要表現，必須正視內卷化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滯后局面。

關鍵詞：學校體育；農村學校；內卷化；政策；資源；行為

農村學校體育工作是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在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農村學校教育工作、大力實施教育均衡化政策的背景下，農村學校體育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仍艱難前行、曲折發展。一項項國家教育政策、扶貧政策相繼出臺，但政策的落地仍困難重重；一個個運動場地不斷新建，但主動參與體育運動的農村學生仍寥寥無幾；一批批教師引進來，但又流失嚴重，體育課仍流于形式難覓新課改的蹤跡等等，這些都是農村學校體育工作面臨的現實。為何投入增多卻發展停滯、條件改善卻沒有換來學生參與體育運動的權利？這些無發展的增長是造成當前農村學校體育發展困難重重的隱蔽因素，本文擬借助內卷化的視角認識和解決這一難題。

1內卷化：一個基于教育發展狀態的分析框架

“內卷化”（Involution）的系統研究最早出現在農業領域，后來擴展到政治、教育等領域，成為研究事物發展的一種新范式?！皟染砘敝饕菑氖挛锇l展的狀態來解釋“有增長無發展”“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習俗與習慣的精致固化”等現象?！皟染砘钡膬群蓮亩亢投ㄐ詢煞矫鎭碚J識。從定量層面來看，“內卷化”指在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上，二者量的變化并不是呈正比，而是反比；表現為投入越多，產出越少，邊際效益遞減，效益低下或無效。從定性層面來看，“內卷化”指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量變并沒有引起質變的狀態。即一種事物發展模式被固化以后，自身既無增長也無法突破，在外部條件的嚴格約束下，內部發展日趨復雜，擺脫困境日趨艱難［1］。借助以上概念，可將農村學校體育內卷化理解為：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造成城市教育的壓倒性強勢和農村教育的先天不足，農村教育被結構性剝離與瓦解，形成了固化的內部發展模式和無法超越的機制壁壘［2］，國家在政策、資源上不斷加大投入，量的變化并未帶來實質性的改變，農村學校體育發展逐漸形成了一種效能低下、行為內斂、自我閉鎖、無法突破、表象型的發展狀態，即無發展的增長。

2農村學校體育內卷化的生成邏輯分析

一，內卷化的概念、內涵

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2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選擇，商品化并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他認為有必要對幾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商品化做出區分，為了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繳租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剝削推動的商品化”，為了支付生產和維持生活的直接開支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牟利而出售滿足租稅、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之后的剩余農產品可稱之為“牟利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的研究及國內學者研究都表明，無論是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剝削推動的商品化”都是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品化“是謀求活命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潤的理性行為。”3黃宗智在使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對研究對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非是使“內卷化的含義已經變得復雜而含混，由此產生出一些更加糾纏不清的問題?！?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中，提出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概念。他認為在其著作中，內卷化這個概念不完全符合吉爾茨的定義，自己只是借用這個詞，它所揭示的現象已脫離了原詞意義。“政權內卷化”與農業內卷化的主要相似之處在于：沒有實際發展的增長（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贏利型國家經紀）的再生和勉強維持。其不同之處在于正規化和合理化的機構與內卷化力量常處于沖突之中；功能障礙與內卷化過程同時出現。5進入20世紀的國家政權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來擴大財政收入，而是靠擴大外延——增設機構和增加稅種來增加收入，這樣做的后果是導致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伴隨著“贏利型經紀人”貪污賄賂的增長，這是國家政權內卷化在財政收入方面表現，它表?0世紀以來中國國家政權現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敗。

本文借用杜贊奇的“國家政權內卷化”這一概念并延著杜贊奇的思路，探討國家政權的變遷問題。杜贊奇認為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地方國家政權是內卷化了的，新中國成立后，鏟除了國家經紀人體制，完成了國家政權的建設任務，“共產黨政權的建立標志著政權‘內卷化’擴張的終結”。6同國家政權內卷化概念相對是國家政權現代化?！艾F代化”一詞在英語里是一個動態的名詞：modernization意為tomakemodern，即“成為現代的”之意，因此，“現代化”可理解為“獲得現代性的過程”?，F代化理論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一種主流發展理論，主要是對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總結和歸納，盡管從它誕生之起就帶有意識形態的印記，并且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際進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現代化理論所歸納和所抽象的一些價值準則（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識化、自由流動、結構分化等）仍帶有很大的普適性。盡管現代化理論流派很多、內容繁雜，但都把民主化視為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因素。

民主化是政治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概括地說，政治民主化既包括權力的來源這樣的原則性問題，也包括橫向分權（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獨立和制約）和叢向分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明確的權力邊界）這樣的權力操作性“技術”問題。所謂國家政權的現代化，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國家政權效率、效益的提升主要是靠擴大內涵——結構的優化來實現的，并不主要依靠外延的擴大——權力的擴張、機構的增設和對社會財富更大比例的榨取，當然更不借助于任何形式的國家經紀體制。

非民主化條件下的政權現代化——一個用現代化的技術設備裝配起來的國家政權，只有政權現代化的形式，而沒有政權現代化的內容，這樣的政權既存在于專制國家，也存在于民主制度很不成熟的國家。這樣的政權可以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因為政權本身傾向于追求自己所能擁有的最現代化的技術裝備，但卻是低效益，因為它沒有解決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對于專制國家而言）或是在獲得權力授予后過度濫用權力而使自身喪失了合法性（對民主制度不完善的國家而言）。權力的合法性問題是任何一個現代的世俗政權都必須面對的問題，那怕是一個獨裁的政權，它也要給自己披上一層民主政治的外衣。從世界范圍來看，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著國家政權內卷化的現象?！叭缤袊粯?，大多數新興國家政權建設的目標受挫主要是由于其‘政權內卷化’或與之類似的東西?！?

摘要：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為“過密化”，是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研究領域被認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色聯系密切且使用頻率較高、影響較廣泛的概念”，1這一概念隨著黃宗智研究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在國內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注意，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在國內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學者使用內卷化這一概念對中國社會進行研究。

關鍵詞：20世紀；我國地方；國家政權；內卷化

Abstract:Involution(involution),alsotranslatesis“thedensification”,wasintheChinesesociologyresearchareawasconsideredinrecentyears“withtheChinesesociety''''scertaincharacteristicrelationwasclose,andthefrequencyofusewashigh,theinfluencewidespreadconcept”,1thisconceptstudiedthe20thcentury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alongwithHuangZongzhithework"YangtseDeltaSmallfarmerFamilyAndVillageDevelopment"in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broughttothedomesticscholar''''sattention,AmericanscholarDuZanqistudiedfirsthalfof20thcenturytheNorth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work"Cultural,AuthorityAndaNational--1900-1949YearNorthChina"after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attractedmoredomesticscholarsUsestheinvolutionthisconcepttoconducttheresearchfortheChinesesociety.

keyword:Inthe20thcentury;Ourcountryplace;Statepower;Involution

一，內卷化的概念、內涵

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2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選擇，商品化并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他認為有必要對幾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商品化做出區分，為了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繳租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剝削推動的商品化”，為了支付生產和維持生活的直接開支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牟利而出售滿足租稅、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之后的剩余農產品可稱之為“牟利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的研究及國內學者研究都表明，無論是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剝削推動的商品化”都是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品化“是謀求活命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潤的理性行為?！?黃宗智在使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對研究對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非是使“內卷化的含義已經變得復雜而含混，由此產生出一些更加糾纏不清的問題?！?

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為“過密化”，是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研究領域被認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色聯系密切且使用頻率較高、影響較廣泛的概念”，1這一概念隨著黃宗智研究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在國內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注意，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在國內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學者使用內卷化這一概念對中國社會進行研究。

一，內卷化的概念、內涵

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2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選擇，商品化并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他認為有必要對幾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商品化做出區分，為了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繳租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剝削推動的商品化”，為了支付生產和維持生活的直接開支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牟利而出售滿足租稅、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之后的剩余農產品可稱之為“牟利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的研究及國內學者研究都表明，無論是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剝削推動的商品化”都是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品化“是謀求活命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潤的理性行為。”3黃宗智在使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對研究對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非是使“內卷化的含義已經變得復雜而含混，由此產生出一些更加糾纏不清的問題?！?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中，提出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概念。他認為在其著作中，內卷化這個概念不完全符合吉爾茨的定義，自己只是借用這個詞，它所揭示的現象已脫離了原詞意義。“政權內卷化”與農業內卷化的主要相似之處在于：沒有實際發展的增長（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贏利型國家經紀）的再生和勉強維持。其不同之處在于正規化和合理化的機構與內卷化力量常處于沖突之中；功能障礙與內卷化過程同時出現。5進入20世紀的國家政權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來擴大財政收入，而是靠擴大外延——增設機構和增加稅種來增加收入，這樣做的后果是導致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伴隨著“贏利型經紀人”貪污賄賂的增長，這是國家政權內卷化在財政收入方面表現，它表明20世紀以來中國國家政權現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敗。

本文借用杜贊奇的“國家政權內卷化”這一概念并延著杜贊奇的思路，探討國家政權的變遷問題。杜贊奇認為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地方國家政權是內卷化了的，新中國成立后，鏟除了國家經紀人體制，完成了國家政權的建設任務，“共產黨政權的建立標志著政權‘內卷化’擴張的終結”。6同國家政權內卷化概念相對是國家政權現代化?！艾F代化”一詞在英語里是一個動態的名詞：modernization意為tomakemodern，即“成為現代的”之意，因此，“現代化”可理解為“獲得現代性的過程”?，F代化理論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一種主流發展理論，主要是對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總結和歸納，盡管從它誕生之起就帶有意識形態的印記，并且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際進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現代化理論所歸納和所抽象的一些價值準則（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識化、自由流動、結構分化等）仍帶有很大的普適性。盡管現代化理論流派很多、內容繁雜，但都把民主化視為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因素。

民主化是政治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概括地說，政治民主化既包括權力的來源這樣的原則性問題，也包括橫向分權（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獨立和制約）和叢向分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明確的權力邊界）這樣的權力操作性“技術”問題。所謂國家政權的現代化，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國家政權效率、效益的提升主要是靠擴大內涵——結構的優化來實現的，并不主要依靠外延的擴大——權力的擴張、機構的增設和對社會財富更大比例的榨取，當然更不借助于任何形式的國家經紀體制。

［摘要］知識過密化意味著教育結果在表面上表現出“量的增加”，而實質卻出現了“質的停滯”，由此阻滯了教育的高質量發展，且與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教育目的相背離。在知識過密化的視角下，基礎教育改革過程中浮現出諸多“過密型增長”的現象，即“沒有發展的增長”，它涉及學校、課程、教師與學生等方面。在基礎教育改革深化階段，“去過密化”的關鍵在于厘定知識的分類與邊界、優化課程體系與教學改革、注重教育過程質量的評價。

［關鍵詞］知識觀；過密化；基礎教育；深化改革

當前我國基礎教育改革已經進入全面深化階段，推動基礎教育高水平高質量提升，發展中國特色世界先進水平的優質教育，成為改革的重心。然而全面深化改革所出現的一些深層問題尚未得以理清，教育的過程與結果、學校發展的基礎與特色、教育過程中的短期利益和長期價值等矛盾還未實質化解。本文從知識過密化的視角，探討當前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所遇到的困境，并從“去過密化”的思路探求突破基礎教育變革的瓶頸。

一、知識過密化解析

（一）過密化理論引介。過密化（involution，或譯為“內卷化”），從英文詞義上來看，有內卷、卷起、回復原狀、內旋、衰退和消散之意。最早提出人類社會演化進程中的“內卷”問題的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ImmanuelKant），他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出了“內卷理論”，并明確區分了“內卷化”（involution）和“演化”（evolution）這兩種不同的人類社會演變進路。［1］美國人類學家戈登威澤（AlexanderColdenweise）用“內卷化”的概念來指社會或文化形式在某一發展階段到達一種確定的形式后，難以突破或轉化，只有通過使內部更加復雜化而繼續下去。［2］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Geertz）在《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生態變遷的過程》中，用“內卷化”來描述印尼爪哇島農民通過不斷增加水稻生產的勞動投入來緩解人口壓力，由此帶來水稻產量提升的同時，也出現了勞動的過密投入和邊際報酬的遞減。美國學者黃宗智將此概念引入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1985年中譯本中，他用“內卷”描述了華北農村百年社會經濟的演變形式；在其另一部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992年中文版中，他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并將“involution”譯為“過密化”。與格爾茨不同的是，黃氏不僅提出了“過密化”經濟增長帶來的邊際效用遞減，還提出了“過密型增長”理論，即在勞動生產率下降的情況下的經濟成長。［3］印度歷史學家杜贊奇提出國家政治內卷化理論，用以描述一個社會或一種制度在一定歷史時期內不斷精細化和復雜化的現象。［4］我國學者韋森用“內卷”的“錯綜復雜”之意，考察了“制度內卷”的變遷過程及其發生機理。［1］正如康德所做的區分，在描述事物的變化進程中，“內卷化”與“演化”表現了不同的兩種狀態：前者是在一定歷史時期中在同一個層面上內卷、內纏、自我維系和自我復制，而后者則是一種緩慢的、連續的、增進性的變遷。［1］較之“內卷化”，“過密化”的表述雖然磨滅了事物變化的過程，但“過密”的表述更為形象。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描述了農業生產“密集”“過密”和“發展”的三種狀況?！懊芗敝竸趧油度肱c產出增加速率相同，“過密”指雖有產出增加，但單位勞動時間的邊際報酬遞減，意味著勞動生產率下降，“發展”則是產出以超過勞動投入增加的速率而增加，意味著勞動生產率提高。［3］因此，“過密型增加”也是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從人類文化、農業、經濟、政治到社會制度，“過密化”或“內卷化”的涵義雖然不完全相同，但它顯然已成為一個頗具研究價值與解釋力的概念和分析視角。在教育研究領域，“過密化”或“內卷化”也被用在民族教育、鄉村教育、高等教育等領域。本研究將采用“過密”或“過密化”的表達。“過密化”包含如下幾層含義：（1）從內部與外部的關系來看，“過密化”是事物內部進行不斷自我重復的進化，這種進化只是進行內部的自我復制、自我精細化甚至復雜化，與外部環境沒有產生實際的相互協調，沒有對環境產生積極的影響，也無力突破外力的制約；（2）從過程與結果的關系來看，這種進化雖然帶來結果在數量上的增加，但這是通過增加更多的、比例失衡的勞動投入來實現的；（3）從短期和長期效應來看，這種進化給人帶來“發展”的假象，掩蓋了“發展”的目標和本質，讓人們的思維陷入麻木和定式，而事物卻長期在現有階段停滯不前，無法實現具有創造性、突破性的實質發展。（二）知識過密化釋義。19世紀，斯賓塞痛擊英國傳統教育，提出具有永恒意義的問題———“什么知識最有價值”，并從知識具有的訓練功能，論述了科學知識在學校課程中的價值。20世紀70年代初，英國著名教育學者麥克•揚提出“誰的知識最有價值”，從而揭示了知識與課程的社會決定性，以及社會權利對課程知識選擇的控制。此后，麥克•揚又基于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研究，尤其是他對于英國和南非課程改革的關注，提出了“強有力的知識”（powerfulknowledge）的概念，亦即追問“什么知識最有力量”。他認為知識既具有建構性又具有客觀性，既要避免傳統的機械實在論，也否定知識的相對主義，［5］7我們應該從人類知識中選擇出“強有力的知識”作為學校課程的基礎。一系列知識問題的追問，映射在課程中，體現了知識觀從科學知識，到社會建構的知識，再到兼具建構性與客觀性的嬗變。將過密化理論引入基礎教育改革的研究，進而從知識觀的層面來解釋我國當前基礎教育改革進程中的問題，反思身處其中的學校、教師和學生是否存在知識過密型的增長，乃解決根本問題及分析范式轉換之亟需。從知識的內容與結構、知識獲得的過程和教育的價值來看，知識過密化體現在兩種相反的進路中，具體是指：（1）由于知識類型的單一和知識結構的不合理呈現某一知識領域的過密，或因脫離了社會而造成知識內容的復雜化和去情境化，或是偏離了知識的客觀性基礎，致使教育改革進程中隱藏了知識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風險；（2）上述兩端的知識觀取向，從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過程來看，或是通過投入更多教學時間和學習時間來獲得知識總量的增長，造成了沉重的教學負擔和課業壓力；或是由于過于松散和隨意的課程和教學形式，否定了學校教育作為一種專業實踐活動的意義，本質上危害了學校教育的價值；（3）兩種過密化增長的方式帶來的結果，或是使學校教育目標窄化為事實性知識的講授和訓練，學生只需要進行機械記憶、采取淺層學習策略達成目標；或是一味否定客觀和理性的價值。兩種結果最終都不能實現創造性、突破性和高質量的教育發展，且與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教育目的相背離。

二、基礎教育改革中的“過密型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