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范文10篇

關于作家的創作動因，古往今來，不少的哲學家、心理學家都有過多方探究。由于文學創作屬于一種復雜的精神生產活動，促使作家從事創作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因而他們未能得出一致的結論。正是因為作家創作動因的復雜性，文學的存在才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狀態。也就是說，作家的創作動機多少影響著并制約著文學作品的生存狀態。因此，探尋作家初涉創作時的心路歷程對其創作的影響不僅是我們深入解讀和整體把握作家作品的內涵與獨特價值的前提，而且借助它，我們還可以深入理解文學存在與文學發展之互動關系。基于這一認識，本文嘗試著從心理和外部因素兩個層面對諾貝爾文學得主——非裔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創作動因予以探討。

一、內在心理因素

一般認為，作家常常是懷著謀生的目的而進行創作的。莫里森不然。她步入文壇已近40歲。對于為什么會寫小說，莫里森曾多次在訪談中提及。1978年，在一次訪談中莫里森談到自己從事文學創作的初衷：“我從未打算要當作家。我當時所在的地方沒有人能交流，有過真正意義上的交談。我想我當時很不愉快。因為這個原因，我開始寫作。”(Bakerman,1994:30)1983年，她再次提到了自己創作的原因：“我說過，《最藍的眼睛》是在我心情沮喪時期過后創作的，但用‘孤獨、沮喪、憂郁’之類的詞來形容又過于直白。因為它們表現的是一種不同的心境對于其他人來說，表現這種心境最好的詞就這幾個。這種心境并不全是不愉快，完全是另一種心境。”(Ron,2000:13)1986年在接受訪談時，她對自己創作的動因又這樣表白：“我有一種失落感，缺失感。1960-1970年代初期，事物發展太快了雖令人興奮，但卻讓我感到缺少點什么。”(Russell,1988:45)這樣看來，莫里森的創作動機并不是某種簡單的意念，它有著極其復雜的心理因素。1962年莫里森加入了一個寫作小組。按要求，寫作小組成員每次聚會時必須朗誦自己的作品。在少年習作用完后，她開始從兒時的記憶中尋找新的寫作思路。她想起小學時一位同學告訴她希望自己長有一雙藍眼睛的故事，于是將它寫成了一個故事，這便是她第一部小說《最藍的眼睛》的雛形。至于是什么促使她在封存多年的兒時回憶中尋找所需要的故事，莫里森的說法有些輕描淡寫，但瀏覽她的一些訪談，我們得知，她寫短篇時，心中有一些不安，或許她已覺察到她與丈夫之間出了問題，因為她加入寫作小組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為作家，而是為了結交一些朋友。(Ron,2000:11)或許小女孩向上帝祈求藍眼睛無法兌現與她自己對婚姻幸福的渴望有著某種相似。當然，莫里森對童年記憶的挖掘不排除是一種情緒記憶的表現。從文學意義上講，“作家的情緒記憶表現在他能記住自身的喜怒哀樂和情緒體驗，特別是遇到相似的境遇，他的情緒體驗會反復地重新浮現。”(劉恒,1990:236)這種記憶模式的表現更多地趨向于記憶的情感色彩，注重對記憶進行內在的情感轉化。然而，當莫里森再次花時間和精力來寫這個孩提時代的故事，并將之擴充為小說時，她應該是受“自內而發”的驅動，是她的“心聲”或“情態”的一種表露。她寫短篇的時間是1962年，可再次提筆卻是1965年。嚴格地說，從1965至1969年，莫里森一直在寫這個故事，此時據最初的故事已過去了好幾年，期間她的生活發生了許多變故。1964年，莫里森結束了六年婚姻生活，帶著兩個孩子，回到老家洛雷恩鎮(Lorain)居住。年末，她調入藍登書屋出版公司紐約總部，擔任教科書的編輯，搬至雪城(Syracuse)。

在雪城兩年多的日子里，她沒有朋友，也沒有參加任何社交活動。唯有三件事在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她雇了一個白人保姆；第二，因鄰居罵她是“蕩婦”，她花了兩萬美元打官司(起訴、撤訴)；第三，寫作。(Ron,2000:16)對于一名36歲的離異的職業女性來說，獨自帶著兩個孩子在都市生活，期間的艱辛是不難想象的。僅因為鄰居的出言不遜，她便要法庭相見，可見其內心受傷的程度。晚上，當孩子們入睡之后，她才進入屬于自己的時間，靜下心來寫作。回顧自己離婚后的生活，莫里森寫道：“好像什么都沒有剩下，除了我的想象。我沒有意志、沒有判斷、沒有觀點、沒有權力、沒有自信、沒有自我——只有這種諷刺、憂郁的殘酷感受和對詞的敬畏。我就像個有著不良習性的人那樣地寫作。背地里地、情不自禁地、偷偷摸摸地寫作。”(Mortiz,1979:265)從莫里森的自述中，可以發現，如果說莫里森之前寫故事是一種情緒記憶的話，那么此時的寫作應該是在一種“自內而發”的動力驅使下進行的。用她之所以能自發地、情不自禁地進行創作是因為“小說可以幫助人們看到他們正在探索，正在渴望的東西。小說展示了人們的夢想而又超越了人們的夢想，小說為人們的想象打開了新的天地。”(阿米斯,1987:91)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創作，莫里森是通過整理自己獨特的人生經驗與社會歷史的感受，以黑人女性的獨特視角進行寫作的。這樣一種視角，顯然有著天然的優勢。一方面，作為黑人，她能以處于邊緣地位的個體的體驗去貼近創作，因而她能由內向外，探討一些白人作家難以涉及的問題。另一方面，作為黑人女性，她又能寫出被黑人男性作家所忽略的主題或藝術表:現形式。實際上，在莫里森之前，有影響力的黑人男性作家，如，賴特(RichardWright)、埃利森(RalphEllison)、鮑德溫(JamesBaldwin)，他們關注的只是充滿男性意識的種族沖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均為在種族歧視和經濟壓迫下的黑人男性。因此，他們的作品中存在“重男輕女”的現象。(王守仁,2004:19)對此，基爾帕特里克博士曾評述說，“男性作家基本沒有或主要為婦女寫作，或在選擇材料、主題與語言時沒有意識到要考慮女性的批評。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每位女作家都在為男人寫作，哪怕像維吉尼亞•伍爾夫那樣本來為婦女寫作的人也是如此。”(Kilpatrick,1998:10)莫里森也因此發出感嘆：“沒有關于我的書，在我讀的文學作品中我根本不存在這個人，這個女人，這個黑人根本沒有自我。”(Russell,1988:45)莫里森雖語出驚人，有些夸張，但實屬事實。

每一個莫里森的研究者都會發現，她的早期創作與其個人的經歷之間形成某種對應性的精神結構。從作家的生活來看，第一部作品《最藍的眼睛》中故事正好對應莫里森讀小學的童年時期，那時的作者恰好和作品中的敘述者年紀相仿。同時，故事展開的時間也基本與她生活跨越的年代一致，特別30年代到70年代，正是作家精神成長的時期。盡管她的第二部小說《秀拉》并沒有直接指向她的生活，但小說的背景還是她熟悉的俄亥俄，探究的主題依然是黑人女性自我的追尋，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她本人正處于發現自我，建構自我的時期不無關系。關于莫里森早期作品中個人生活的影子，我們認為，這主要與她的藝術積累有關，其深層的原因卻在于對內心的苦悶宣泄式的表達。在后期創作中，如《寵兒》、《天堂》、《愛》和《仁慈》莫里森已從對當代黑人文化、生活、情愛的關注轉而對黑人歷史的發掘，在批判主流文化對黑人的歧視、戕害的同時，她也在反思黑人的歷史和黑人自身存在的問題。相對于后期創作，莫里森的早期作品雖在創作的主題和藝術上沒有后期作品視野的寬闊、敘事藝術的圓熟以及思想的深廣，但都毫無例外地是從她內心深處流出來的音符。所以，無論是她的早期創作，還是她后來的“創作向內轉”，我們都可以從她創作的內驅力找到根源。可見，推動莫里森從事文學創作的動因對其日后的創作狀態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同時在題材的選取以及藝術個性的構建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視。那么，莫里森本人又是怎樣看待自己的創作呢？“我都喜歡它們（寫作、教學和編書），但是沒有它（寫作）我就無法生活，只有寫作。我想，即使所有出版人都消失了，無論如何我都會寫作，因為它是我無法克制的沖動。寫作，以這種方式思考。”(Taylor-Guthrie,1994:23-24)顯而易見，創作在莫里森的生活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還是一種思考方式。換言之，誘發莫里森創作動因，除了個人的心理因素外，還有十分重要的外部原因，即那個推動她思考的20世紀60、70年代。

二、外在因素

論文摘要：通過對莫里森的小說《最藍的眼睛》中濃郁的非洲文化氣息的評述，向人們展示出昨洲傳統意義上的上帝的形象與西方的上帝相去甚遠，它在美籍黑人的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從而別析了莫里森的小說中非洲文化傳統的深刻意義:如果黑人放棄自身文化，迷失在白人文化中，只能造成人生的惡劇。

論文關鍵詞：莫里森最藍的眼睛非洲文化上帝

一、非洲文化傳統的重要內容之一:異于西方觀念的上帝的形象

美國黑人作家對美國文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黑人文學己經成為美國文學及美國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歷史上該獎的唯一黑人女性得主。“她在創作過程中致力于保持和弘揚黑人文化，使作品深深根植于美國黑人獨特的歷史傳說和現實生活中，始終以表現和探索黑人的歷史命運和精神世界為主題《最藍的眼睛》以黑人小女孩作為故事的主角，通過描寫在白人文化沖擊下黑人心靈的扭曲，告訴讀者:如果放棄黑人文化，迷失在白人的文化觀念中，只能造成人生的悲劇。在美國，黑人文化處于劣勢。莫里森強調，黑人民族要生存下去，除了擁有政治權利和經濟獨立以外，必須保留住黑人文化。《最藍的眼睛》這部作品本身則始終充滿了濃郁的非洲文化特色，其中，非洲傳統的上帝的形象是點睛之筆。

二、非洲民俗和傳說中的上帝

在西方傳統里，上帝自己是完美的，所以他要求他創造出的人類也應該完美。不同于歐美的上帝形象.非洲傳說和神話里的神的形象既非確定也非萬能，而是更接近凡夫俗子，甚至有些時候對生活中的災難也無可奈何。他通常表現為在外貌、性格和能力等各方面和人很類似的形象。他有和人類一樣的面孔，性格可愛，有幽默感，偶爾也會犯錯誤。他總是在盡力使世界更美好，但是很多時候他并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這種傳說里的神的形象不僅被看做人類的創造者，而且也被看作人類的祖先，因此他就具有很多他的不完美的‘作品’—人類—的特點，這與西方的萬能的、從不犯錯誤的、鄙夷人類缺點的上帝完全不同。

【摘要】作為美國當代最受歡迎的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一生都致力于展示、修復、保存和弘揚黑人民族文化，她的作品向讀者展現了大量優秀的黑人文化傳統，并且探討了美國黑人的生存現狀和民族文化的未來發展。本文選取其作品《所羅門之歌》作為研究對象，通過采用主題分析法，聯系作家本人的人生經歷和文學創作，探討了美國黑人民族文化的生存之路。

【關鍵詞】托尼•莫里森;黑人民族文化;生存之路

托尼•莫里森(1931.2-2019.8)，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裔美國文學女作家，是當代美國文壇公認的一顆巨星。莫里森不僅通過文學作品展現了大量優秀的黑人文化傳統也身體力行致力于美國黑人民族文化的發展，積極探求一條黑人民族文化生存之路：在主流白人文化的強勢影響下，美國黑人民族文化如何避免被邊緣化，維護好本民族文化的地位，并重新構建黑人民族意識？

一、黑人民族文化的回歸

《所羅門之歌》（1977）講述了主人公奶人由尋寶到尋根，并完成精神蛻變的故事，該作品的民族文化回歸主題非常明顯。莫里森設置奶人這一角色，用意很明顯。奶人對自我身份和家族歷史的追尋，直至最后“飛翔”是莫里森關于美國黑人文化回歸的形象化體現。莫里森借奶人的尋根之旅，呼吁美國黑人回歸黑人傳統文化。通過探討幾位主人公麥肯•戴德、吉他和彼拉特不同的生活追求和價值取向，最終莫里森將自己的文化訴求寄托在主人公奶人身上：美國黑人只有立足民族之本，才能找到自我，黑人民族文化回歸才有希望。首先，奶人的父親麥肯深受白人文化影響和同化。盡管童年時親眼目睹了父親被白人殺害，農場被掠奪，幼小的心靈逐漸扭曲，他在憎恨白人的同時，也在接受白人的文化價值并努力通過資本積累來向白人世界積極靠攏并努力融入。但他在積累財富的路上一步步迷失了自我，遠離了家庭和黑人社區，但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行為，并希望奶人也和他走一樣的路。通過摒棄黑人文化身份，切斷和黑人傳統文化的聯系來試圖迎合白人主流文化并被同化，在作者眼中是不可取的。麥肯在精神和情感上都如同他的名字戴德Dead“已死”了。[1]與麥肯的主動迎合完全不同，吉他則是另一種極端：完全抗拒白人文化。奶人的好朋友吉他，是個激進的種族主義者，他參加了一個極端秘密復仇組織“七日”，因為他們不相信在種族問題上有任何和平解決的方法。他們施行的“以暴抗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種族問題，只能造成社會混亂，導致他們脫離自己的社區并激化種族矛盾與沖突。莫里森借助他和奶人的一次爭辯，強烈批判了吉他狹隘偏激的種族主義。吉他堅持認為“沒有無辜的白人，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潛在的針對黑人的殺手”，“白人的病存在于他們的血液里，在他們的染色體結構里”,“他們是不正常的人種”。[2]對于吉他的過激行為，奶人反駁說，他的精神有些錯亂了。盡管當時奶人還不夠成熟，沒有種族意識，但莫里森借助奶人之口，表達了對吉他“以暴抗暴”行為的強烈不滿，因此在故事結尾，莫里森設置了吉他被彼拉特誤殺的結局。與吉他的暴力抗拒不同，在種族問題上，姑媽彼拉特則是回避和漠不關心，切斷與白人文化相關的一切聯系，是黑人文化的忠實守衛者與傳承者，也是黑人文化和力量的代言人。她的一切都與眾不同，生來沒有肚臍，咀嚼松針，佩戴裝有她名字的鼻煙壺耳環，一直吟唱“心愛的人飛走了”，堅持傳統的非洲生活習慣，拒絕使用任何現代產品，與周圍世界保持距離。她隨身攜帶裝有在找尋父母故鄉的旅途中收集的小石子口袋并視為珍寶，將裝有被她哥哥殺死的白人殘骸的布袋懸掛在家中屋頂。雖然貧窮，彼拉特的屋里卻始終充滿溫暖和歡聲笑語。即便麥肯也忍不住停下腳步，悄悄地在窗戶外偷聽她們唱歌。奶人第一次到彼拉特家也被她們獨特的傳統生活方式深深吸引著，他認為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如此幸福”。莫里森設置這樣的角色別具匠心，彼拉特，是pilot（領航員）的諧音，她是奶人的精神向導，指引著奶人尋找家族之根，民族之根。當奶人第一次到她家時，她向奶人介紹戴德家族的歷史和遭遇，在奶人的精神旅途上，幫助他一步步揭開家族歷史和祖先命運的神秘面紗，指引著奶人超越狹隘的個人主義，成長為一個有責任擔當，能包容，心中有愛的人。在她的幫助之下，奶人逐漸形成自己的價值觀，領悟了愛的真諦，實現了自我發現和最終的精神飛躍。盡管彼拉特堅守非洲黑人傳統，指引奶人尋找家族之根，民族之根，完成精神飛躍，但她脫離現實，對種族問題漠不關心，對白人先進文化完全漠視，這對于黑人文化的進步發展甚至生存非常不利。所以當彼拉特完成文化傳承使命后，她的生命也走向了終結。奶人是一個尋根者，既不愿像父親那樣對白人文化盲目追隨與迎合，也不認同吉他的偏激種族主義和彼拉特對種族問題的置若罔聞。莫里森將自己的文化理想寄托在了奶人的自我成長和精神蛻變上。“奶人”這一綽號意味著他還沒長大；兩條腿不一樣長的生理缺陷暗示了他人格和心理的缺陷,有待成長；在去Danville前，奶人滿腦子都是去偷姑媽的那袋黃金，像父親那樣躋身白人世界，對政治和種族問題毫不關心。但尋寶路上意外聽說了失傳的家族歷史，得知麥肯•戴德是他的爺爺，并且是當地黑人社區成功的典范而被大家敬仰時，一種家族自豪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進一步了解到麥肯•戴德并非爺爺真名而是白人不負責的誤登錄，在非洲文化傳統里，失去名字意味著失去了跟家族祖先的聯系，成為白人文化中的孤兒，奶人心中便燃起了去查詢更多關于家族信息和歷史的強烈欲望。后來得知爺爺的死亡真相并且兇手仍然逍遙法外，奶人開始考慮種族間的不平等。在美國黑人文化建立的小鎮Shalimar奶人的思想和靈魂又一次發生了轉變。奶人受邀參加當地人的森林狩獵，換下西服，和當地人一起狩獵并分享獵物，象征著他拋棄了從白人學校學到的白人文化價值觀，試圖融入本族文化并被本族群體接納認可，同時他也從一個沒長大的男孩成長為一個男人開始學會關心和幫助別人。此時，他第一次感覺他的腿再也不跛了。奶人最終的尋寶之旅變成了尋根之旅，并恢復了家族的所羅門姓氏，掌握了黑人飛翔的秘訣并完成了最后的飛躍。這些都回應了莫里森文化和精神訴求：美國黑人立足本族文化，樹立民族意識，尊重和傳承民族文化，同時吸收白人的先進文化，才能將黑人民族文化發揚光大，并在主流文化中占一席地位。

二、黑人民族文化的重建

當代美國文壇著名的黑人女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在半個世紀的文學創作生涯中，相繼推出了以《寵兒》(Beloved，1987)、《天堂》(Paradise，1998)為代表的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八部長篇小說。莫里森在小說創作中取得的輝煌成就足以說明她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她的小說具有鮮明的“民族敘事”和“種族話語”的特征。莫里森立足于黑人女性的立場，以獨特的女性視角，以新穎的現代藝術手法，營構出了自己獨特的藝術世界。她的小說始終把對黑人民族，特別是對黑人女性生存狀態的關注作為一以貫之的主題，把對她們前途和命運的思考作為一條鮮明的思想主線，把對她們形象的塑造和刻畫作為自己小說創作的主要目標。在她的筆下，眾多的黑人女性形象，形成了系列化、多樣化和典型化的特點。《寵兒》中的女主人公賽絲就是其中的一個具有獨特人生經歷和思想性格的藝術典型形象。本文擬集中對賽絲這一藝術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思想內涵及認識價值做一簡要的解析。

一、痛苦倔強的靈魂

莫里森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具有系列化的特征，其中有老一代黑人女性形象，如《寵兒》中賽絲的婆母貝彼•薩格斯；更多的是中年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藍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母親波莉，《天堂》中以女修道院院長康索拉塔為代表的女性形象；還有年輕一代的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藍的眼睛》中的女主人公佩科拉及其同伴克羅迪婭，《寵兒》中賽絲的女兒丹芙等。這些女性有些不同的人生經歷、不同的思想性格，在作者筆下都被刻畫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在這一人物形象系列中，稱得上藝術典型的則是《寵兒》中的女主人公賽絲。莫里森筆下的賽絲這一黑人女性形象是源于生活，同時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典型。所謂源于生活，是指作者塑造這一形象并非是空想杜撰出來的，而是有事實依據和人物原型做基礎的。莫里森在成名之前，曾在蘭登書屋做高級編輯，擔任《黑人之書》(TheBlackBook，1974)的編輯任務，在此期間，她接觸到美國黑人長達百年爭取平等的斗爭史料，并為其中一些“非同反響的婦女”…的故事所深深吸引。其中有一份1851年的剪報記載了一位名叫瑪格麗特•加納(MargaretGarner)的女人，她帶著孩子從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當追捕她的奴隸主趕到時，她說：“我不能讓我的孩子再像我一樣生活”，于是就奔向一間木屋，用一把斧頭殺死了自己的孩子們。她這樣做是因為不讓自己的孩子們再度承受她曾遭受過的苦難，“與其那樣活著，不如死去”的好。這一令人觸目驚心、駭人聽聞的故事給作者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激發了她強烈的創作欲望。賽絲這一藝術形象就是在瑪格麗特•加納這一原型的基礎上，經過拓展、充實、藝術升華而塑造出來的。作者通過這一藝術典型的塑造，展示了她的苦難遭遇和不屈的抗爭，從而勾畫出了小說的主人公賽絲“痛苦而倔強的靈魂”。賽絲生活在民族壓迫的環境中，深受種族和性別的雙重歧視，奴隸主無情地加于她肉體和精神上的摧殘是極其慘烈的。她在“甜蜜之家”被奴隸主“學校教師”殘忍地用刀刺劃她的背部，留下了累累傷痕，她背上形如“苦櫻樹”的傷疤像“高低不平的洗衣搓板”，已失去了疼痛的知覺。奴隸主從不把她當人看待，對她精神上的摧殘更是無以復加。

雙重的歧視，雙重的摧殘，給她帶來了難以忍受的沉重的精神痛苦。在作者筆下，賽絲的這種精神痛苦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作為女性應有的身份被剝奪而帶來的痛苦。我們說，作為一個女性在小時是父母的女兒，成人后為丈夫的妻子，生子之后為孩子的母親。作為女兒、妻子、母親這些女性應有的身份應該是人性的一種具體表現，也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卻被奴隸主所踐踏和剝奪。在襁褓中時，賽絲就被狠心的奴隸主剝奪了母親對她喂養的權利和應得的母愛。童年時，賽絲只見過母親幾次，母親的模樣她模糊不清，其母被奴隸主吊死之后，她完全變成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孤兒。賽絲和她的丈夫黑爾，不能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平日連起碼的眼神交流機會也不多，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在陽光下彼此相見，她完全喪失了妻子的身份。塞絲作為母親撫育子女，這是別人無法替代的責任，也是女性的一種本能，然而“學校教師”的兩個侄子卻野蠻地搶走了她育子的奶水，對一個女人最神圣的母愛進行瘋狂踐踏。在奴隸主“學校教師”追捕她的危急關頭，出于一種抗爭，她被迫以極端的行為殺死了不到兩歲的女兒，致使她背上了難以辯解的“兇手”罪名。二是作為母親喪失了子女而帶來的巨大痛苦。中外不少經典作家，在表現女性悲慘生活和精神痛苦方面，大都以人性為切入點，寫出了她們的失子之痛。我國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在他的小說集《吶喊》中的《明天》里，寫了一個守寡的城市平民單四嫂子的貧苦生活。單四嫂子“靠著自己的一雙手紡出棉線來，養活她自己和她三歲的兒子”，這個被稱為“粗笨”的女人，在孤寂的生活中和她的寶兒相依為命。然而天公卻不作美，寶兒得了難以救治的疾病，多方求醫無果而死去，單四嫂子最終陷•入了極度的寂寞、孤獨、痛苦的深淵之中而不能自拔。小說含蓄地表明，寶兒是單四嫂子的希望所在，寶兒的死亡意味著她失去了希望的“明天”。人們耳熟能詳的《祝福》中的祥林嫂，被賣到賀家坳與賀老六成親后，生下了兒子阿毛。丈夫因病死亡后，她只得和兒子阿毛相依為命，然而更為凄慘的是阿毛又被山坳里的野狼吃掉。祥林嫂失去了阿毛，她難以傾吐的精神痛苦，只能伴隨著“我真傻，真的”的自我悔恨而深深震撼著讀者的心靈。塞絲失去女兒的緣由與祥林嫂和單四嫂子相比則又顯得格外“另類”。塞絲失子是奴隸主一手造成的，因此她痛苦的精神內涵就顯得更為復雜，其中包括她的自我譴責、自我悔恨、自我拷問的強烈的思想感情。塞絲的失子之痛如影隨形，使她終生難以消解。三是表現在作為女性在自我救贖中帶來的精神痛苦。

我們知道，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也有自我救贖的舉動，她懷著對地獄的恐怖，為免除“兩個死鬼男人”在“陰司”把她鋸成麗半的“罪孽”，用自己“歷來積存的工錢”，到“土地廟里去求捐門檻”。她的這種自我救贖蘊含的精神痛苦，只能使人意會而難以用語言傾訴出來。塞絲殺嬰之后，也同樣有自我救贖的舉動，這種救贖伴隨著無盡的精神痛苦，比如為了求得心靈上的慰籍，以出賣自己的肉體為代價，讓石匠給寵兒立了一塊石碑。至于18年后寵兒還陽來到塞絲身邊來索愛，這又為她提供了自我救贖的難得機會。塞絲一面在飲食起居方面悉心照顧寵兒，一面又忍受著寵兒向她索取母愛的折磨。為了達到自我救贖的目的，塞絲逆來順受，忍受折磨，使她陷入心力交瘁，痛苦不堪的境地。作者就是這樣，著眼于不同的思想層面，層層深入地揭示出了主人公塞絲痛苦的精神世界，寫出了一個女性痛苦的靈魂。作者在塑造塞絲的藝術形象時，在著力表現她痛苦的精神狀態的同時，更集中筆墨表現了她那強烈的求生欲望、堅定的生活信念和倔強的抗爭精神的主導性格，而這正是塞絲區別于《最藍的眼睛》中的波莉和《天堂》中的康索拉塔為代表的中年女性的性格的不同之處，從而成為其中獨特的“這一個”(黑格爾語)。在這里，作者有意選取了塞絲人生道路上一段不平凡的經歷，一路寫來，緊扣塞絲的出逃——跋涉——殺嬰三個故事的關節點，凸顯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塞絲生活的南方奴隸主莊園，并非是所謂的“甜蜜之家“，而是苦難的深淵。奴隸主“學校教師”像牛馬一樣地驅使她，竭盡對她的肉體和精神加以摧殘之能事。在這種環境下，她并非逆來順受，任人宰割。強烈的求生欲望支配她選擇了脫逃，從而表現出了她的膽識和勇氣。塞絲踏上逃亡之路，更是她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驚心動魄的人生苦旅。一個拖著身孕的婦女，孤身一人，跋山涉水，晝伏夜出，披荊斬棘，苦不堪言。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她又遇到了分娩，陷入了九死一生的絕境，幸得好心白人姑娘的救助，才化險為夷。這段經歷把塞絲堅韌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撓的意志，表現得淋漓盡致。塞絲好不容易來到辛辛那提藍石路之家，僅與家人團聚28天后，又遭遇到奴隸主的追捕，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不得以殺嬰相抗，在此把塞絲的倔強抗爭的性格推向了極致。綜上所述，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作者筆下的塞絲具有黑人民族傳統的思想品格和黑人種族的文化根性，是一個具有獨特思想性格內涵的黑人女性藝術的典型。在這里，她與作者筆下的另一個中年女性波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波莉在自人主流文化的侵蝕下，一味地迎合白人的價值觀、審美觀，傾心追求白人的生活方式，置家庭和兒女而不顧，最終導致性格變異，人性扭曲，完全喪失了黑人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固有的民族品格，在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上，她與塞絲的形象大相徑庭，迥然不同。

二、人物形象的思想價值

摘要：文章從《最藍的眼睛》中佩科拉和克勞蒂亞不同命運的對比出發，對文化傳承和社區責任感兩方面進行分析，力圖揭示莫里森心目中黑人自身存在的種種問題。文章進一步指出：在美國黑人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莫里森代表著一種從抗議轉向自我探索的變化。

關鍵詞：《最藍的眼睛》托妮·莫里森小說文化傳承社區責任感迷失探索

一、引言

著名的非裔美國女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妮·莫里森的處女作《最藍的眼睛》在情節上并不復雜：小說以秋、冬、春、夏為敘述框架，講述了年僅11歲的黑人女孩佩科拉在遭生父強奸，繼而懷孕，早產了一個很快就夭折的嬰兒后，在無人關心幫助的情況下墮入瘋狂狀態的悲劇故事。然而，《最藍的眼睛》所呈現的佩科拉一家及整個黑人社區生存的困境和心靈的痛苦卻讓讀者時時感到一種無法排解的沉重和窒息。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樣的悲劇?凱特·富布魯克(KateFullbrook)曾一語中的地指出，導致如此悲劇的根源是包圍他們的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文化。正是由于長期生活在白人文化的侵蝕下，黑人自身的價值觀和審美觀逐漸地被扭曲和異化，致使他們喪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究其本質，文化和種族原無優劣貴賤之分。但是，當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會相遇時卻完全可能因為其各自的經濟、政治實力和影響的差異而形成強勢和弱勢的區別。強勢文化往往強化現存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并憑借其有力地位，對弱勢文化發起不斷的沖擊，借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和作為統治者的天經地義。在美國，白人始終在政治、經濟上占有無可比擬的統治地位，因而他們的文化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強勢文化或主流文化。白人總是自視高人一等，認為其是正統、文明、高尚和智慧的化身，而黑人則是卑下、野蠻、愚蠢和異教徒的代名詞。在奴隸制尚未廢除的年代里，白人甚至認為黑奴是“一塊可供他們任意書寫的白板”。浸潤在這種制度下，黑人被剝奪的豈止是自由和尊嚴，從更長遠和更深層次的意義上說，他們被剝奪的是自己的身份、語言、集體、歷史和包括上述文化內涵在內的近乎所有屬于本民族和自我的“意識”乃至“無意識”：他們通過他人的視角看世界；他們借助他人的心靈感悟自然萬物；他們既存在，也已消失。

掙扎在族裔文化意識淡薄的氛圍里，佩科拉當然毫不例外地受到了白人文化的影響。她把自己的不幸歸咎于作為一個黑人的丑貌，想象著如果她長得漂亮，特別是擁有一雙白人女孩的藍眼睛，這雙藍眼睛就會看到一個五彩繽紛的幸福世界。藍眼睛成了她灰暗生活中的最后一線曙光和唯一追求。可藍眼睛卻是白人衡量美的基本標準，因為美意味著“金色的頭發，白色的皮膚，而最重要的，是藍色的眼睛”。顯而易見，藍眼睛是白人強勢文化的象征。佩科拉對藍眼睛的祈求說明她已內化了白人文化意識，并希望能被白人認可和同化。然而，佩科拉是絕不可能被白人社會認同的。巴巴拉·克里斯廷(BarbaraChristian)指出，佩科拉對藍眼睛的渴求“包含了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300年間不成功的交流”。佩科拉的悲劇正是源于她文化屬性的變異。一方面，她屬于黑人群體；但另一方面，她和她的群體卻仰慕白人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說，佩科拉的悲劇與她自身、她的父母和生活環境密切相關。她是父母墮落和混亂生活的產物，--，一是家庭及整個黑人社會變態的受害者。同時，佩科拉也是白人文化的犧牲品，而《最藍的眼睛》是“一本新奴隸敘事”。換言之，通過對佩科拉悲劇的探討，特別是通過將她和克勞蒂亞不同的命運加以對比，我們不難看出，在托妮-莫里森的墨汁中流淌的已不再僅僅是一種對黑人民族苦難外在因素的抗議，她已將小說的觸角伸向了深刻的自我反思與探索。

摘要:《寵兒》講述了女性黑奴塞絲在逃亡中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重新淪為奴隸，毅然殺死自己幼女的故事。全書采用多重的敘事技巧，極富藝術感染力，再現了奴隸制統治下的美國社會。然而，作為托尼•莫里森的巔峰之作，其改編的電影卻遭受了滑鐵盧。通過挖掘小說和電影中體現出的文化霸權思想分析小說《寵兒》改編電影的價值與意義，從而可進一步深化小說反殖民反霸權，重構黑人文化的主題。

關鍵詞:《寵兒》;電影改編;文化霸權;黑人文化

1.引言

作為美國文學史上唯一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的作品《寵兒》(Beloved)享譽世界。其作品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美國奴隸制下黑人所遭受的種族歧視，非人待遇以及白人主流文化對美國黑人造成的身體創傷和心理創傷，在思想和美學上都達到了美國黑人文學的巔峰。[1]178-2011998年10月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寵兒》由美國滾石電影公司搬上了銀幕。電影由著名導演喬納森•戴米(JonathanDemme)擔任導演、美國著名脫口秀主持人奧普拉•溫芙蕾(OprahWinfrey)擔任制片人兼主演。然而，其票房遠遠低于其制作成本，因此這部電影是名符其實的慘敗之作。究其原因，好萊塢資深影評人哈登•懷特(HaydenWhite)曾敏銳地指出，“好萊塢電影是歐美白人主流文化封鎖下的電影文化，這種文化霸權確保白人的價值觀得以維護和推廣。為了捍衛白人文化在好萊塢的絕對領導地位，文化霸權排斥黑人文化在好萊塢的展現，并會全力抹殺這種非主流文化。”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其批判的文化霸權思想不容忽視。本文將從文學創作和電影改編兩個維度揭示白人文化霸權對美國黑人文化的沖擊與抹殺，進而指出《寵兒》電影的改編盡管在商業價值上不甚如意，卻對小說進一步的廣泛傳播與價值提升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

2.黑人傳統文化的創傷

在《寵兒》中，莫里森向我們刻畫了不同的黑人形象。無論是逆來順受的貝比，還是辛苦勞動為母親贖出自由的黑爾，或者是逃脫奴隸主魔爪的塞絲，黑人似乎從一出生就受苦受難。究其原因，就是白人強勢文化對黑人個體以及黑人群眾造成的創傷。《寵兒》這部小說運用多種敘事方法，比如同一個時間會采用不同的敘事角度，現在的生活與過去的回憶相互交織，進而揭示出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地摧殘黑人文化，給黑人的身心造成嚴重創傷的。首先，白人采用完全暴力的手段強行控制黑人的身體，逼迫他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比如在“甜蜜之家”的生活中，學校老師會抱怨保羅兄弟們，黑爾以及賽克索吃的太多，干的太少，盡管作者沒有直接描寫黑人繁重的體力勞動，但是學校老師把黑人奴隸當成動物，將塞絲當成研究對象，研究她的動物屬性，甚至在他的兩個侄子凌辱懷孕中的塞絲時，他在一旁做著記錄并且當塞絲告知加納太太他們的罪行時，學校老師竟然命人用皮鞭抽打塞絲。[2]33不難想象任何一個在“甜蜜之家”的黑人都會遭受殘酷非人的待遇，這些都與他老師這個稱呼嚴重不符。但是，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在美國社會里，即使是接受過教育的階層都認為黑人奴隸與動物無異，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美國的廢奴過程異常崎嶇艱難。然后，白人剝奪黑人受教育的權利并向他們灌輸白人文化。即使“善良的奴隸主”加納夫婦會在農事勞動中給予黑人一些權力比如會教黑爾算數等基本知識，但這些只是為了讓黑人更好地為他們服務。加納先生的黑人奴隸雖然被他稱為男子漢，但是他們沒有自己的思想意識，塞絲甚至不會看時間，保羅根本不認識字，他們唯一擅長的就是出賣自己的體力勞動。影片中最能體現這點的場景是在學校老師來抓捕塞絲時，其他黑人的表現。事實上，造成塞絲弒女的原因不僅是奴隸制度，還包括黑人群體的思想意識被白人文化腐蝕的結果。以塞絲的婆婆貝比的影響力，她們的黑人鄰居是可以覺察學校老師的抓捕行動的，但是沒有人去通知塞絲。當學校老師找到塞絲時，白人只有四個人，而黑人在人數數量上遠遠占上風。但是，沒有一個黑人主動幫助塞絲，甚至是塞絲的婆婆貝比也只是面露悲傷，黑人男性斯坦普•沛德也乖乖地把劈柴的斧頭交給了白人。總之，影片中呈現給我們的是：在場地所有人都任憑四個白人男性對黑人女性塞絲和她的幾個年幼的孩子做任何事情，迫使塞絲采取極端的弒女手段發出自己對白人奴隸主壓迫的反抗。就像她對保羅說的那樣，“我止住了他……我把我的寶貝兒帶到了安全的地方。”[3]195塞絲慶幸，她的孩子沒有一個是走她與丈夫黑爾的老路：成為奴隸。但是卻是以犧牲了女兒寵兒的生命，兩個兒子的離家出走以及丹芙的性格缺陷甚至是塞絲母女十八年孤立無援的生活作為代價的。假如，當時的黑人鄰居們肯伸出援手，塞絲弒女的悲劇是否可以避免？這種可能在當時白人的文化霸權統治下很難發生。因為，“在大多數的西方人看來，除了白人，所有的人種都是下等人或亞人類（subhuman)。這些亞人類或野蠻人（savages)很快就會變成下等人，并等同于‘邪惡的’他者（‘evil’Others)……‘他者’（‘theOthers’）在這里指的是被排除在權力之外，即被看作與‘我’不同，又被看成比‘我’次等的人。”[4]250-251白人將這種種族等級的思想強加給黑人，因此，沒有人敢反抗白人對黑人所做的一切，因此，相比較塞絲弒女的極端舉動，在小說結尾，當把鮑德溫錯認成帶走丹芙的白人奴隸主時，塞絲選擇刺殺白人以保護女兒。這表明相比較逃跑，弒女的反抗形式，黑人這次選擇直面白人，沖破了白人至上，不可反抗的文化束縛的新的斗爭形式。這是塞絲的進步，也是整個美國黑人的有效斗爭形式。最后，利用基督教等宗教手段以及各種媒體對黑人進行洗腦，強行灌輸白人的價值觀。強調人人平等，寬容仁愛的基督教幫助了美國人脫離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但是卻成為了美國白人壓迫剝削黑人的工具。在對黑人實行宗教教化時，白人奴隸主片面強調基督教教義中的順從與服從，意在使黑人奴隸溫順地聽從自己的統治。《寵兒》中貝比•薩格斯是一個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人物。作為一名黑人奴隸，她不僅需要做繁重的體力勞動，“摧毀了她的雙腿、后背、腦袋、眼睛、雙手、腎臟、子宮和舌頭”，3[176]還要被逼做白人奴隸主的性奴，一生擁有八個孩子，來自不同的父親。除了最小的兒子黑爾，其他孩子都被販賣給其他奴隸主。在面對苦難時，她依然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正因為如此，當她最小的兒子黑爾將她贖買了出來，她從上帝那里汲取力量與愛，主動成為所處黑人群體的牧師，在“林間空地”布道，呼喚黑人同胞們盡情地哭，盡情地笑，盡情地跳舞，鼓勵他們愛并接納自己。在這種酷似基督教的布道儀式中，黑人們表達了對自由和愛的強烈渴望，貝比•薩格斯也因此被尊稱為“圣貝比•薩格斯”。然而，現實的殘酷把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徹底擊垮了，白人奴隸主來勢洶洶，“瘋狂”的兒媳婦殺死了自己的孫女，仁慈的上帝并沒有幫助這位忠實的信仰者，“上帝令她迷惑”，她為上帝感到恥辱，“恥辱得都不能去承認。”貝比也不再給黑人同胞布道，不再告訴他們應該怎么做，而黑人鄰居們也因塞絲弒女而遠離她。這是白人的成功，成功地毀滅了黑人的精神世界。一直到生命的盡頭，貝比•薩格斯都沒有再站立起來，她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她的心理世界崩塌了，只能帶著無奈孤獨地離開世界。

在紛繁復雜、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企業管理者成功的首要因素將不再是專業知識和業務技能，而是個人特性。你具有這種特性嗎？來自名列《財富》最大500家公司排名榜的一家公司主要部門的高級管理者們匯集一起，在會議室里共同探討管理者素質問題。他們知道，他們的業績急需改進。他們就此請教了兩位咨詢專家。其中一位專家站起來說：“好，讓我們假定我們現在擁有了這一企業。在座的各位剛剛完成了融資購并，企業現在已經是我們自己的了。我們將采取什么措施來改善企業的經營業績呢？”

數分鐘后，放在前面的大寫字板上就寫滿了建議：關閉這家工廠；封存那條生產線；開除那些平庸的管理人員。“好極了！”咨詢專家說。“現在我們來探討我們應如何進行這些工作。”

然而，咨詢專家接下來聽到的議論與平時處理這種事情時所聽到的議論毫無二致：“我們不能這樣干。”我們不能這么干？為什么？因為這太殘酷，太激進了，有人回答說。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員解釋說，這么干“會傷筋動骨”；沒有人會愿意這么干。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難以付諸實施。

這兩位咨詢專家是來自波士頓管理決策公司（ManagementDecisions）的安德林？思萊伍斯基（AdrianJ.Slywotzky）和大衛？莫里森（DavidJ.Morrison）。他們的經歷揭示了我們司空見慣，人所皆知的現實：該采取的措施不去采取，因為這些措施會導致不愉快的后果；這已不是什么新問題了；它源遠流長，已經成為哲學和許多主要宗教信仰的核心問題。但是，這里有一個前提使得這一問題變得十分緊迫：至少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質將不是營銷才能、信息技術或其他任何專業知識，而是個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決策。

你對此持懷疑態度嗎？90年代工商業的發展似乎為具有這一優良品質和不具這一優良品質的管理者的經營成果提供了腳注。一百年后的歷史學家們將會把90年代視為工商管理發生革命的時代，而我們則無需用太長的時間就已經看出正在發生的變化。90年代初，各類主要因素的變化一目了然：信息技術發展迅速，許多行業管制放松，世界范圍貿易壁壘減少，機構投資者持股比重不斷擴大。各方面的發展變化的沖擊力十分強大，促使企業發生了巨大的、艱難和痛苦的歷史性轉變。這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唯一的問題是有人愿意根據形勢的發展進行必要的調整，有人則不愿意改變自己。我們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在1992-1993年間非同尋常的十八個月中，通用汽車（General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國運通銀行（AmericanExpress）、柯達（Kodak）等美國著名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均被解雇了。后來，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為“健康原因”，或從未聽說過的“長期計劃安排”；他們被炒了魷魚。企業管理獲得成功的新條件一下子變得十分明確。哈佛商學院邁克爾？簡森（MichaelJensen）教授介紹了一個帶有我們時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經是一家名列《財富》雜志最大500家公司前茅的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整個職業生涯都服務于這家企業。然而，一旦革命襲來，他不能采取必要的應變措施。企業的市場價值開始滑坡，當企業市場價值降到原價值一半的時候，他被解雇了。他無法接受這是他的過錯。簡森教授分析說：“他由于不能改變自己對業務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毀壞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業務管理模式”是一個關鍵的術語。在革命化年代中，工商業管理者必須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業務管理模式──創造價值的基礎，或我們通常所說的賺錢訣竅。思萊伍斯基和莫里森認為每一管理者都應當像英特爾公司那樣，每隔五六年就改變一次自己的業務管理模式。英特爾公司曾經主營記憶芯片制造；在這種芯片制造看上去開始成為沒有優勢的業務時，他們轉而生產微處理器；一旦處理器受到商品化威脅，他們又將處理器促銷為名牌消費品。思萊伍斯基說：“今天，僵死的業務模式是沒有生路的。”但是很少有企業將其業務設計思想制度化，或者甚至沒有明了清楚地表述過。（貴公司是否這樣做了？思萊伍斯基和莫里森建議你到公司各處轉一轉，問一問你手下的人：“我們是如何賺錢的？”）因為這太危險了，你可能會發現你必須采取某些重大而又艱難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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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分鐘后，放在前面的大寫字板上就寫滿了建議：關閉這家工廠；封存那條生產線；開除那些平庸的管理人員。“好極了！”咨詢專家說。“現在我們來探討我們應如何進行這些工作。”

然而，咨詢專家接下來聽到的議論與平時處理這種事情時所聽到的議論毫無二致：“我們不能這樣干。”我們不能這么干？為什么？因為這太殘酷，太激進了，有人回答說。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員解釋說，這么干“會傷筋動骨”；沒有人會愿意這么干。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難以付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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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此持懷疑態度嗎？90年代工商業的發展似乎為具有這一優良品質和不具這一優良品質的管理者的經營成果提供了腳注。一百年后的歷史學家們將會把90年代視為工商管理發生革命的時代，而我們則無需用太長的時間就已經看出正在發生的變化。90年代初，各類主要因素的變化一目了然：信息技術發展迅速，許多行業管制放松，世界范圍貿易壁壘減少，機構投資者持股比重不斷擴大。各方面的發展變化的沖擊力十分強大，促使企業發生了巨大的、艱難和痛苦的歷史性轉變。這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唯一的問題是有人愿意根據形勢的發展進行必要的調整，有人則不愿意改變自己。我們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在1992-1993年間非同尋常的十八個月中，通用汽車（General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國運通銀行（AmericanExpress）、柯達（Kodak）等美國著名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均被解雇了。后來，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為“健康原因”，或從未聽說過的“長期計劃安排”；他們被炒了魷魚。企業管理獲得成功的新條件一下子變得十分明確。哈佛商學院邁克爾？簡森（MichaelJensen）教授介紹了一個帶有我們時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經是一家名列《財富》雜志最大500家公司前茅的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整個職業生涯都服務于這家企業。然而，一旦革命襲來，他不能采取必要的應變措施。企業的市場價值開始滑坡，當企業市場價值降到原價值一半的時候，他被解雇了。他無法接受這是他的過錯。簡森教授分析說：“他由于不能改變自己對業務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毀壞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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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每個人的成長道路上，在某個關鍵時期，總會出現一個關鍵性的人物。這個人或許是你的父母，或許是你的老師或朋友。他所說的看似普通的一句話，卻會讓你牢記心中，永生不忘。普通人是這樣，那些成功人士也不例外。

“總有一天你會明白，仁愛比聰明更難做到”

全球最大的網上書店亞馬遜公司的總裁杰夫-貝索斯小時候，經常在暑假隨祖父母一起開車外出旅游。

10歲那年，貝索斯又隨祖父母外出旅游。旅游途中，他看到一條反對吸煙的廣告上說，吸煙者每吸一口煙，他的壽命便縮短兩分鐘。正好貝索斯的祖母也吸煙，而且有著30年的煙齡。于是，貝索斯便自作聰明地開始計算祖母吸煙的次數。計算的結果是：祖母的壽命將因吸煙而縮短16年。當他得意地把這個結果告訴祖母時，祖母傷心地放聲大哭起來。

祖父見狀，便把貝索斯叫下車，然后拍著他的肩膀說：“孩子，總有一天你會明白，仁愛比聰明更難做到。”祖父的這句話雖然只有短短的19個字，卻令貝索斯終生難忘。從那以后，他一直都按照祖父的教誨做人。

“回去勇敢地面對他們，我們家里容不得膽小鬼”

管理者最富價值的素質在紛繁復雜、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企業管理者成功的首要因素將不再是專業知識和業務技能，而是個人特性。你具有這種特性嗎？來自名列《財富》最大500家公司排名榜的一家公司主要部門的高級管理者們匯集一起，在會議室里共同探討管理者素質問題。他們知道，他們的業績急需改進。他們就此請教了兩位咨詢專家。其中一位專家站起來說：“好，讓我們假定我們現在擁有了這一企業。在座的各位剛剛完成了融資購并，企業現在已經是我們自己的了。我們將采取什么措施來改善企業的經營業績呢？”

數分鐘后，放在前面的大寫字板上就寫滿了建議：關閉這家工廠；封存那條生產線；開除那些平庸的管理人員。“好極了！”咨詢專家說。“現在我們來探討我們應如何進行這些工作。”

然而，咨詢專家接下來聽到的議論與平時處理這種事情時所聽到的議論毫無二致：“我們不能這樣干。”我們不能這么干？為什么？因為這太殘酷，太激進了，有人回答說。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員解釋說，這么干“會傷筋動骨”；沒有人會愿意這么干。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難以付諸實施。

這兩位咨詢專家是來自波士頓管理決策公司（ManagementDecisions）的安德林？思萊伍斯基（AdrianJ.Slywotzky）和大衛？莫里森（DavidJ.Morrison）。他們的經歷揭示了我們司空見慣，人所皆知的現實：該采取的措施不去采取，因為這些措施會導致不愉快的后果；這已不是什么新問題了；它源遠流長，已經成為哲學和許多主要宗教信仰的核心問題。但是，這里有一個前提使得這一問題變得十分緊迫：至少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質將不是營銷才能、信息技術或其他任何專業知識，而是個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決策。

你對此持懷疑態度嗎？90年代工商業的發展似乎為具有這一優良品質和不具這一優良品質的管理者的經營成果提供了腳注。一百年后的歷史學家們將會把90年代視為工商管理發生革命的時代，而我們則無需用太長的時間就已經看出正在發生的變化。90年代初，各類主要因素的變化一目了然：信息技術發展迅速，許多行業管制放松，世界范圍貿易壁壘減少，機構投資者持股比重不斷擴大。各方面的發展變化的沖擊力十分強大，促使企業發生了巨大的、艱難和痛苦的歷史性轉變。這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唯一的問題是有人愿意根據形勢的發展進行必要的調整，有人則不愿意改變自己。我們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在1992-1993年間非同尋常的十八個月中，通用汽車（General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國運通銀行（AmericanExpress）、柯達（Kodak）等美國著名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均被解雇了。后來，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為“健康原因”，或從未聽說過的“長期計劃安排”；他們被炒了魷魚。企業管理獲得成功的新條件一下子變得十分明確。哈佛商學院邁克爾？簡森（MichaelJensen）教授介紹了一個帶有我們時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經是一家名列《財富》雜志最大500家公司前茅的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整個職業生涯都服務于這家企業。然而，一旦革命襲來，他不能采取必要的應變措施。企業的市場價值開始滑坡，當企業市場價值降到原價值一半的時候，他被解雇了。他無法接受這是他的過錯。簡森教授分析說：“他由于不能改變自己對業務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毀壞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業務管理模式”是一個關鍵的術語。在革命化年代中，工商業管理者必須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業務管理模式──創造價值的基礎，或我們通常所說的賺錢訣竅。思萊伍斯基和莫里森認為每一管理者都應當像英特爾公司那樣，每隔五六年就改變一次自己的業務管理模式。英特爾公司曾經主營記憶芯片制造；在這種芯片制造看上去開始成為沒有優勢的業務時，他們轉而生產微處理器；一旦處理器受到商品化威脅，他們又將處理器促銷為名牌消費品。思萊伍斯基說：“今天，僵死的業務模式是沒有生路的。”但是很少有企業將其業務設計思想制度化，或者甚至沒有明了清楚地表述過。（貴公司是否這樣做了？思萊伍斯基和莫里森建議你到公司各處轉一轉，問一問你手下的人：“我們是如何賺錢的？”）因為這太危險了，你可能會發現你必須采取某些重大而又艱難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