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費范文10篇

在漢代的財政收入中，賦稅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漢代的賦稅，有這樣一點頗值得注意：即漢代諸賦的征收與國家的軍費需求之間有相當密切的關系。漢代的賦稅，大體上可分為三宗——租、賦、稅。租指田租，是地稅，征收谷物與芻稿；賦指諸賦，按人或戶征收，形式是貨幣；這兩宗都由大司農掌管，歸屬國家。稅大致是指按行業或地區征收的雜稅，形式以貨幣為主，由少府掌管，歸屬皇室。在這三宗收入里，由大司農掌管的諸賦，供應漢代的軍費開支。

一

賦在最初產生時就與軍事需要相關。《漢書·食貨志》在記述“先王”之制時說：“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漢書·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可知賦是在土地與工商山林川澤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應軍需。

秦人的賦出現于戰國中期。《史記·秦本紀》：“（秦孝公）十四年，初為賦。”《集解》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索隱》譙周云：“初為軍賦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國變法之時。征賦是商鞅的一項變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應軍費，故稱此賦為“軍賦”。

秦人的賦，開始時大約是以戶為單位征收的。商鞅的變法令規定，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門戶的，就要加倍征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1]又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可（何）謂‘匿戶’及‘敖童弗傅’？匿戶弗繇使，弗令出戶賦之謂也。”[2]可見秦人曾有“戶賦”。但不清楚當時是否還另有人頭稅，也無法判定此“戶賦”是否為一戶之內人頭稅的集合。我們能夠確知的是，到秦始皇時，已經有了人頭稅。《淮南子·氾論訓》：“（秦）發適戍，入芻稿，頭會箕賦。”《史記·張耳陳馀列傳》：“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百姓疲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官府受錢者，千錢一畚。”“畚”即畚箕，“頭會箕賦”和“頭會箕斂”即用畚箕按人頭斂錢，“以供軍費”則說明其目的是用作軍費。

秦朝的人頭稅叫作“口賦”。《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國考·秦食貨》引《咸陽大事記》曰：“秦賦戶口，百姓賀死而吊生。故秦謠曰：‘渭水不洗口賦起。’”可知從秦人從很小起就繳納口賦，其負擔之重，到了“百姓賀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賦的繳納數額，史籍中沒有記載。當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掛于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3]秦始皇長時期大規模地用兵，軍費消耗極巨，遂苛斂民賦以供需求。《漢書·食貨志》記載：“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稱秦朝“收泰（太）半之賦”，即所征的賦達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這當中或許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稅項，如董仲舒所謂“鹽鐵之利”，但人頭稅應是其重要成分。《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末“關東群盜并起”，馮去疾、李斯、馮劫向秦二世進諫：“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這表明，賦稅沉重乃是導致秦朝動亂以至滅亡的原因之一。二

在漢代的財政收入中，賦稅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漢代的賦稅，有這樣一點頗值得注意：即漢代諸賦的征收與國家的軍費需求之間有相當密切的關系。漢代的賦稅，大體上可分為三宗——租、賦、稅。租指田租，是地稅，征收谷物與芻稿；賦指諸賦，按人或戶征收，形式是貨幣；這兩宗都由大司農掌管，歸屬國家。稅大致是指按行業或地區征收的雜稅，形式以貨幣為主，由少府掌管，歸屬皇室。在這三宗收入里，由大司農掌管的諸賦，供應漢代的軍費開支。

一

賦在最初產生時就與軍事需要相關。《漢書·食貨志》在記述“先王”之制時說：“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漢書·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可知賦是在土地與工商山林川澤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應軍需。

秦人的賦出現于戰國中期。《史記·秦本紀》：“（秦孝公）十四年，初為賦。”《集解》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索隱》譙周云：“初為軍賦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國變法之時。征賦是商鞅的一項變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應軍費，故稱此賦為“軍賦”。

秦人的賦，開始時大約是以戶為單位征收的。商鞅的變法令規定，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門戶的，就要加倍征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1]又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可（何）謂‘匿戶’及‘敖童弗傅’？匿戶弗繇使，弗令出戶賦之謂也。”[2]可見秦人曾有“戶賦”。但不清楚當時是否還另有人頭稅，也無法判定此“戶賦”是否為一戶之內人頭稅的集合。我們能夠確知的是，到秦始皇時，已經有了人頭稅。《淮南子·氾論訓》：“（秦）發適戍，入芻稿，頭會箕賦。”《史記·張耳陳馀列傳》：“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百姓疲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官府受錢者，千錢一畚。”“畚”即畚箕，“頭會箕賦”和“頭會箕斂”即用畚箕按人頭斂錢，“以供軍費”則說明其目的是用作軍費。

秦朝的人頭稅叫作“口賦”。《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國考·秦食貨》引《咸陽大事記》曰：“秦賦戶口，百姓賀死而吊生。故秦謠曰：‘渭水不洗口賦起。’”可知從秦人從很小起就繳納口賦，其負擔之重，到了“百姓賀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賦的繳納數額，史籍中沒有記載。當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掛于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3]秦始皇長時期大規模地用兵，軍費消耗極巨，遂苛斂民賦以供需求。《漢書·食貨志》記載：“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稱秦朝“收泰（太）半之賦”，即所征的賦達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這當中或許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稅項，如董仲舒所謂“鹽鐵之利”，但人頭稅應是其重要成分。《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末“關東群盜并起”，馮去疾、李斯、馮劫向秦二世進諫：“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這表明，賦稅沉重乃是導致秦朝動亂以至滅亡的原因之一。二

在軍事經濟資源稀缺的前提下，必然要優化軍費結構，合理確定軍費的投向、投量，把稀缺的軍事經濟資源配置到最能提高軍隊戰斗力的要素上去。

一、軍費結構優化中的機會成本

軍費機會成本指政府在進行開支滿足國家安全需要的過程中所放棄的民用經濟部門的收入，或者說將軍費投入民用經濟部門所能獲得的收入。

軍費機會成本表明軍隊戰斗力的“生產”不僅存在“顯性成本”——軍事經濟資源的耗費，而且存在“隱性成本”——所放棄的等量資源投入民用部門而得到的收入，這種成本并不是實際發生的各種費用，它是一種無形的代價、主觀的損失。然而，由于軍費開支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既不能把軍費機會成本等同于簡單的機會成本，又不能把軍費開支全部等同于機會成本。雖然軍費開支從宏觀上可以分為維持性經費和建設性經費，但是二者軍事用途的不同，對軍費機會成本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從軍費開支的軍事用途來看，維持性經費和建設性經費又可以進一步劃分為生活費、裝備費(裝備維修費、管理費和購置費)、科學研究費、基本建設費和教育訓練費等。生活費和裝備費是軍費開支的直接成本，它直接花費在軍事用途上，對民用經濟沒有任何的促進作用。因此，生活費和裝備費表現為民用生產的損失，而軍事科學研究費不僅可以應用于軍事領域，而且對民用經濟也有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如軍用衛星的民用化等。軍費的總機會成本應當是軍費中扣除具有民用性質的費用后投入民用經濟部門所能帶來的收入。貝諾瓦認為，軍費開支中研究和發展費有60％是軍事的，而其余的40％的研究和發展費用卻可能為民用經濟產生利益。如有些道路、通訊網絡等軍用設施可以用于民用，不存在軍費機會成本問題。軍費中的基本建設費和教育訓練費分別以固定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形式存在和沉淀下來，都將具有一定的民用性質。因此，考慮到軍費機會成本的存在，雖然生活費、裝備維修管理費和教育訓練費等等費用屬于維持性經費，裝備購置費、科學研究費等費用屬于建設性經費，但是不能只對軍費簡單的在宏觀上進行配置，軍費在中觀上的不同構成將使軍費機會成本產生很大的差異，帶來不同的軍費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軍費機會成本的存在及其內在的差異，客觀上要求必須對軍費結構進行再次優化——中觀優化。

二、軍費結構優化中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

軍費消費的最終產出是軍隊的戰斗力，邊際收益規律在軍費分配中的應用則表現為：在軍事科學技術水平一定的前提下，如果生產戰斗力的其它可變要素保持不變，連續增加一種可變要素投入，將會使戰斗力水平不斷提高，當該種要素的投入超過某點后，增加相同的可變投入量而增加的戰斗力水平將會越來越少。

在漢代的財政收入中，賦稅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漢代的賦稅，有這樣一點頗值得注意：即漢代諸賦的征收與國家的軍費需求之間有相當密切的關系。漢代的賦稅，大體上可分為三宗——租、賦、稅。租指田租，是地稅，征收谷物與芻稿；賦指諸賦，按人或戶征收，形式是貨幣；這兩宗都由大司農掌管，歸屬國家。稅大致是指按行業或地區征收的雜稅，形式以貨幣為主，由少府掌管，歸屬皇室。在這三宗收入里，由大司農掌管的諸賦，供應漢代的軍費開支。

一

賦在最初產生時就與軍事需要相關。《漢書·食貨志》在記述“先王”之制時說：“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漢書·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可知賦是在土地與工商山林川澤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應軍需。

秦人的賦出現于戰國中期。《史記·秦本紀》：“（秦孝公）十四年，初為賦。”《集解》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索隱》譙周云：“初為軍賦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國變法之時。征賦是商鞅的一項變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應軍費，故稱此賦為“軍賦”。

秦人的賦，開始時大約是以戶為單位征收的。商鞅的變法令規定，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門戶的，就要加倍征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1]又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可（何）謂‘匿戶’及‘敖童弗傅’？匿戶弗繇使，弗令出戶賦之謂也。”[2]可見秦人曾有“戶賦”。但不清楚當時是否還另有人頭稅，也無法判定此“戶賦”是否為一戶之內人頭稅的集合。我們能夠確知的是，到秦始皇時，已經有了人頭稅。《淮南子·氾論訓》：“（秦）發適戍，入芻稿，頭會箕賦。”《史記·張耳陳馀列傳》：“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百姓疲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睡虎地秦簡《金布律》：“官府受錢者，千錢一畚。”“畚”即畚箕，“頭會箕賦”和“頭會箕斂”即用畚箕按人頭斂錢，“以供軍費”則說明其目的是用作軍費。

秦朝的人頭稅叫作“口賦”。《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國考·秦食貨》引《咸陽大事記》曰：“秦賦戶口，百姓賀死而吊生。故秦謠曰：‘渭水不洗口賦起。’”可知從秦人從很小起就繳納口賦，其負擔之重，到了“百姓賀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賦的繳納數額，史籍中沒有記載。當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掛于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3]秦始皇長時期大規模地用兵，軍費消耗極巨，遂苛斂民賦以供需求。《漢書·食貨志》記載：“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稱秦朝“收泰（太）半之賦”，即所征的賦達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這當中或許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稅項，如董仲舒所謂“鹽鐵之利”，但人頭稅應是其重要成分。《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末“關東群盜并起”，馮去疾、李斯、馮劫向秦二世進諫：“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這表明，賦稅沉重乃是導致秦朝動亂以至滅亡的原因之一。二

一、馬克思、恩格斯軍費理論產生的歷史條件

工業革命的深入推動了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為馬克思主義軍費理論的產生準備了社會經濟條件。19世紀4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迅猛發展，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大工業，以大工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起了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革。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封建生產方式的取代，它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出來，最終導致了經濟危機的發生。經濟危機使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給廣大工人階級帶來深重的災難。這樣，兩大階級的矛盾圍繞經濟利益而直接展開。隨著這一矛盾的日益激化，革命開始在世界各地頻繁爆發，并取得節節勝利，無產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無產階級獨立運動和革命斗爭的發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論加以指導和一支武裝力量來捍衛革命的勝利果實，這為馬克思主義軍費理論的產生準備了社會階級條件。由此，建設一支強有力的人民軍隊成為無產階級面臨的首要問題，而這當中，籌集經費用以制造和改善武器裝備，提高部隊戰斗力成為搞好軍隊建設的關鍵。這一問題是無產階級在革命實踐中所遇到的新問題，也是歷史對無產階級所提出的新挑戰。與此同時，眾多學者開始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廣泛研究，威廉•配第、亞當•斯密等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的軍事經濟觀點得到了廣泛傳播，特別是他們的軍費經濟理論觀點，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軍費理論準備了理論條件。

二、馬克思、恩格斯軍費理論的重要觀點

1.軍費主要源自于國民收入

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認為，社會總產品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所生產的全部物質資料總和，其實物形態為該國在一年內所產生的全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其價值形態是社會總產品的價值構成，即C＋V＋M。在這三部分價值中C為已消耗物質資料的價值，它的實現是補償已耗費的物質資料，以維持社會簡單再生產。而V＋M，又稱國民收入，是國民經濟生產部門所創造的社會產品的貨幣表現，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集中標志，這部分價值的實現不僅可以擴大社會再生產，而且也為社會非物質生產部門（例如軍隊）提供物質基礎。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只有國民收入才是改善人民生活、擴大軍品生產和增加軍費的真正財力源泉。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軍費形成的基本出發點。

2.軍費問題是國防建設中的關鍵問題，但是軍費的投入不能過大

一、馬克思、恩格斯軍費理論產生的歷史條件

工業革命的深入推動了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為馬克思主義軍費理論的產生準備了社會經濟條件。19世紀4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迅猛發展，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大工業，以大工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起了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革。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封建生產方式的取代，它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出來，最終導致了經濟危機的發生。經濟危機使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給廣大工人階級帶來深重的災難。這樣，兩大階級的矛盾圍繞經濟利益而直接展開。隨著這一矛盾的日益激化，革命開始在世界各地頻繁爆發，并取得節節勝利，無產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無產階級獨立運動和革命斗爭的發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論加以指導和一支武裝力量來捍衛革命的勝利果實，這為馬克思主義軍費理論的產生準備了社會階級條件。由此，建設一支強有力的人民軍隊成為無產階級面臨的首要問題，而這當中，籌集經費用以制造和改善武器裝備，提高部隊戰斗力成為搞好軍隊建設的關鍵。這一問題是無產階級在革命實踐中所遇到的新問題，也是歷史對無產階級所提出的新挑戰。與此同時，眾多學者開始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廣泛研究，威廉•配第、亞當•斯密等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的軍事經濟觀點得到了廣泛傳播，特別是他們的軍費經濟理論觀點，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軍費理論準備了理論條件。

二、馬克思、恩格斯軍費理論的重要觀點

1.軍費主要源自于國民收入

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認為，社會總產品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所生產的全部物質資料總和，其實物形態為該國在一年內所產生的全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其價值形態是社會總產品的價值構成，即C＋V＋M。在這三部分價值中C為已消耗物質資料的價值，它的實現是補償已耗費的物質資料，以維持社會簡單再生產。而V＋M，又稱國民收入，是國民經濟生產部門所創造的社會產品的貨幣表現，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集中標志，這部分價值的實現不僅可以擴大社會再生產，而且也為社會非物質生產部門（例如軍隊）提供物質基礎。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只有國民收入才是改善人民生活、擴大軍品生產和增加軍費的真正財力源泉。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軍費形成的基本出發點。

2.軍費問題是國防建設中的關鍵問題，但是軍費的投入不能過大

軍事后勤，是整個軍事活動的重要環節，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保障。晚清軍事后勤的研究，是軍事史學術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早在民國時期，軍事界、學術界就對晚清軍事后勤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我國軍事界和學術界對軍事后勤思想、后勤建設和戰時后勤保障等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本文僅對二十幾年來學術界對晚清軍事后勤的研究情況加以整理和概述，以總結經驗，探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晚清軍事后勤的總體研究

二十幾年來，關于晚清軍事后勤的總體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出版了一些專著，如《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為記述中國近代軍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資料選編》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資料方面成績卓著，《中國軍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國軍事經濟史》也有關于晚清軍事后勤體制和實踐方面的論述。有關的著述中也涉及到軍事后勤，如《中國軍事通史》、《中國近代軍事史》、《洋務運動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思想》、《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史》、《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等等。有關學術論文則有《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軍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中國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論》、《試論近代軍事后勤的發展走向》等。其內容涉及晚清軍事后勤演變的性質、地位、中國近代軍事后勤思想、軍事后勤體制、軍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軍事后勤演變的性質和地位近代軍事后勤屬于中國軍事近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其性質、地位和起止時間與整體上的軍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晚清是中國軍事后勤發生根本變革的重要時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設及后勤體制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頁。）。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實際上處于一個由舊變新，由農業支援轉變為工業支援的大變革時期（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這充分肯定了晚清軍事后勤的重要歷史地位。關于中國軍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起點和結束問題，學術界一致認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這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開端，也是軍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開始；關于這一轉變歷程的下限，有著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清朝末年就在新軍中確立了中國近代后勤體制。“其后中國的軍隊基本上延續了袁世凱所建立的后勤體系，不過常有些曾損變通而已。”（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奚紀榮《蔡鍔軍事思想研究》、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均持此觀點。）有人認為這一過程要延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也有人認為中國軍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略論》，王彥、吳信忠、張云《中國軍隊近代化的歷史考察》均持此觀點。）。

（二）后勤思想變革的研究軍事思想是各階級、政治集團及其軍事家關于戰爭、軍隊、國防等一系列問題的理性認識，是軍事實踐的理性升華。軍事后勤思想是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后勤經歷了由古代軍事后勤向近代軍事后勤的轉變時期，在軍事后勤思想領域，傳統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劇烈的沖擊。后勤思想的變革集中體現在近代重要軍事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言論中，對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進行研究，以揭示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的發展變化，是二十年來關于軍事思想變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關近代軍事后勤思想變革的專著尚未出現，有關的論文有：《林則徐軍事思想特點初探》、《論林則徐、魏源軍事思想》、《試論胡林翼的軍事思想》、《曾國藩軍事思想初探》、《試論曾國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論曾國藩的軍事思想》、《試論曾國藩的軍事經濟思想》、《左宗棠進軍新疆的后勤方略》、《論左宗棠的建軍思想》、《論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的軍事改革思想》、《袁世凱的軍事思想》等。在軍事后勤思想方面的變化主要有：在戰爭后勤觀上，普遍認為軍隊后勤在軍事行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略論》，《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頁。）；在戰爭的物質來源上，主張發展經濟、富國強兵，取之于敵、以戰養戰和開展生產自補；在后勤戰備建設上，大力發展武器裝備，建立充足的物資儲備；重視軍事交通運輸；建立鞏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進行近代后勤教育，培養近代軍事后勤人才；在戰略戰術上，主張斷敵糧道，鞏固后方（注：楊慶華、劉仁亮；《中國軍事后勤思想述要》，《軍事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頁。）。

（三）軍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國軍事近代化是從武器裝備的近代化開始的，由于西方先進武器裝備的引進，戰爭手段變得異常復雜，導致了軍隊后勤保障的相應復雜化。關于近代軍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問題和觀點有：

一、晚清軍事后勤的總體研究

二十幾年來，關于晚清軍事后勤的總體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出版了一些專著，如《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為記述中國近代軍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資料選編》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資料方面成績卓著，《中國軍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國軍事經濟史》也有關于晚清軍事后勤體制和實踐方面的論述。有關的著述中也涉及到軍事后勤，如《中國軍事通史》、《中國近代軍事史》、《洋務運動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思想》、《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史》、《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等等。有關學術論文則有《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軍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中國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論》、《試論近代軍事后勤的發展走向》等。其內容涉及晚清軍事后勤演變的性質、地位、中國近代軍事后勤思想、軍事后勤體制、軍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軍事后勤演變的性質和地位近代軍事后勤屬于中國軍事近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其性質、地位和起止時間與整體上的軍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晚清是中國軍事后勤發生根本變革的重要時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設及后勤體制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頁。）。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實際上處于一個由舊變新，由農業支援轉變為工業支援的大變革時期（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這充分肯定了晚清軍事后勤的重要歷史地位。關于中國軍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起點和結束問題，學術界一致認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這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開端，也是軍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開始；關于這一轉變歷程的下限，有著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清朝末年就在新軍中確立了中國近代后勤體制。“其后中國的軍隊基本上延續了袁世凱所建立的后勤體系，不過常有些曾損變通而已。”（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奚紀榮《蔡鍔軍事思想研究》、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均持此觀點。）有人認為這一過程要延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也有人認為中國軍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略論》，王彥、吳信忠、張云《中國軍隊近代化的歷史考察》均持此觀點。）。

（二）后勤思想變革的研究軍事思想是各階級、政治集團及其軍事家關于戰爭、軍隊、國防等一系列問題的理性認識，是軍事實踐的理性升華。軍事后勤思想是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后勤經歷了由古代軍事后勤向近代軍事后勤的轉變時期，在軍事后勤思想領域，傳統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劇烈的沖擊。后勤思想的變革集中體現在近代重要軍事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言論中，對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進行研究，以揭示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的發展變化，是二十年來關于軍事思想變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關近代軍事后勤思想變革的專著尚未出現，有關的論文有：《林則徐軍事思想特點初探》、《論林則徐、魏源軍事思想》、《試論胡林翼的軍事思想》、《曾國藩軍事思想初探》、《試論曾國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論曾國藩的軍事思想》、《試論曾國藩的軍事經濟思想》、《左宗棠進軍新疆的后勤方略》、《論左宗棠的建軍思想》、《論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的軍事改革思想》、《袁世凱的軍事思想》等。在軍事后勤思想方面的變化主要有：在戰爭后勤觀上，普遍認為軍隊后勤在軍事行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略論》，《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頁。）；在戰爭的物質來源上，主張發展經濟、富國強兵，取之于敵、以戰養戰和開展生產自補；在后勤戰備建設上，大力發展武器裝備，建立充足的物資儲備；重視軍事交通運輸；建立鞏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進行近代后勤教育，培養近代軍事后勤人才；在戰略戰術上，主張斷敵糧道，鞏固后方（注：楊慶華、劉仁亮；《中國軍事后勤思想述要》，《軍事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頁。）。

（三）軍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國軍事近代化是從武器裝備的近代化開始的，由于西方先進武器裝備的引進，戰爭手段變得異常復雜，導致了軍隊后勤保障的相應復雜化。關于近代軍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問題和觀點有：

1.軍費晚清時期，戰爭頻繁，中國的經濟可以說是戰時經濟、國家財政成了軍事財政，軍費開支巨大，根本沒有余資從事經濟和文化建設投資。由于沒有經濟建設，當然更沒有軍費來源，這就形成經濟上的惡性循環（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頁。）。六十年代湘淮軍等勇營軍隊的裁撤，欠餉問題嚴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飛：《曾李交替與湘消淮長》，《軍事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頁。）。關于清朝軍費的來源，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主要靠清廷的農業稅收，它占有清廷的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并主要用于軍隊和戰爭的開支（注：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頁。）。其他收入有漕政、鹽政、關稅、厘金和捐納等等，與清前期的變化主要是：鹽政和關稅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軍費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編；《中國軍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頁。）。

軍事后勤，是整個軍事活動的重要環節，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保障。晚清軍事后勤的研究，是軍事史學術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早在民國時期，軍事界、學術界就對晚清軍事后勤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我國軍事界和學術界對軍事后勤思想、后勤建設和戰時后勤保障等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本文僅對二十幾年來學術界對晚清軍事后勤的研究情況加以整理和概述，以總結經驗，探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晚清軍事后勤的總體研究

二十幾年來，關于晚清軍事后勤的總體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出版了一些專著，如《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為記述中國近代軍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資料選編》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資料方面成績卓著，《中國軍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國軍事經濟史》也有關于晚清軍事后勤體制和實踐方面的論述。有關的著述中也涉及到軍事后勤，如《中國軍事通史》、《中國近代軍事史》、《洋務運動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思想》、《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史》、《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等等。有關學術論文則有《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軍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中國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論》、《試論近代軍事后勤的發展走向》等。其內容涉及晚清軍事后勤演變的性質、地位、中國近代軍事后勤思想、軍事后勤體制、軍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軍事后勤演變的性質和地位近代軍事后勤屬于中國軍事近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其性質、地位和起止時間與整體上的軍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晚清是中國軍事后勤發生根本變革的重要時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設及后勤體制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頁。）。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實際上處于一個由舊變新，由農業支援轉變為工業支援的大變革時期（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這充分肯定了晚清軍事后勤的重要歷史地位。關于中國軍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起點和結束問題，學術界一致認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這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開端，也是軍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開始；關于這一轉變歷程的下限，有著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清朝末年就在新軍中確立了中國近代后勤體制。“其后中國的軍隊基本上延續了袁世凱所建立的后勤體系，不過常有些曾損變通而已。”（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奚紀榮《蔡鍔軍事思想研究》、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均持此觀點。）有人認為這一過程要延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也有人認為中國軍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略論》，王彥、吳信忠、張云《中國軍隊近代化的歷史考察》均持此觀點。）。

（二）后勤思想變革的研究軍事思想是各階級、政治集團及其軍事家關于戰爭、軍隊、國防等一系列問題的理性認識，是軍事實踐的理性升華。軍事后勤思想是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后勤經歷了由古代軍事后勤向近代軍事后勤的轉變時期，在軍事后勤思想領域，傳統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劇烈的沖擊。后勤思想的變革集中體現在近代重要軍事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言論中，對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進行研究，以揭示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的發展變化，是二十年來關于軍事思想變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關近代軍事后勤思想變革的專著尚未出現，有關的論文有：《林則徐軍事思想特點初探》、《論林則徐、魏源軍事思想》、《試論胡林翼的軍事思想》、《曾國藩軍事思想初探》、《試論曾國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論曾國藩的軍事思想》、《試論曾國藩的軍事經濟思想》、《左宗棠進軍新疆的后勤方略》、《論左宗棠的建軍思想》、《論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的軍事改革思想》、《袁世凱的軍事思想》等。在軍事后勤思想方面的變化主要有：在戰爭后勤觀上，普遍認為軍隊后勤在軍事行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略論》，《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頁。）；在戰爭的物質來源上，主張發展經濟、富國強兵，取之于敵、以戰養戰和開展生產自補；在后勤戰備建設上，大力發展武器裝備，建立充足的物資儲備；重視軍事交通運輸；建立鞏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進行近代后勤教育，培養近代軍事后勤人才；在戰略戰術上，主張斷敵糧道，鞏固后方（注：楊慶華、劉仁亮；《中國軍事后勤思想述要》，《軍事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頁。）。

（三）軍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國軍事近代化是從武器裝備的近代化開始的，由于西方先進武器裝備的引進，戰爭手段變得異常復雜，導致了軍隊后勤保障的相應復雜化。關于近代軍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問題和觀點有：

軍事后勤，是整個軍事活動的重要環節，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保障。晚清軍事后勤的研究，是軍事史學術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早在民國時期，軍事界、學術界就對晚清軍事后勤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我國軍事界和學術界對軍事后勤思想、后勤建設和戰時后勤保障等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本文僅對二十幾年來學術界對晚清軍事后勤的研究情況加以整理和概述，以總結經驗，探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晚清軍事后勤的總體研究

二十幾年來，關于晚清軍事后勤的總體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出版了一些專著，如《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為記述中國近代軍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資料選編》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資料方面成績卓著，《中國軍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國軍事經濟史》也有關于晚清軍事后勤體制和實踐方面的論述。有關的著述中也涉及到軍事后勤，如《中國軍事通史》、《中國近代軍事史》、《洋務運動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思想》、《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史》、《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等等。有關學術論文則有《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軍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中國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論》、《試論近代軍事后勤的發展走向》等。其內容涉及晚清軍事后勤演變的性質、地位、中國近代軍事后勤思想、軍事后勤體制、軍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軍事后勤演變的性質和地位近代軍事后勤屬于中國軍事近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其性質、地位和起止時間與整體上的軍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晚清是中國軍事后勤發生根本變革的重要時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設及后勤體制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頁。）。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實際上處于一個由舊變新，由農業支援轉變為工業支援的大變革時期（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這充分肯定了晚清軍事后勤的重要歷史地位。關于中國軍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起點和結束問題，學術界一致認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這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開端，也是軍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開始；關于這一轉變歷程的下限，有著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清朝末年就在新軍中確立了中國近代后勤體制。“其后中國的軍隊基本上延續了袁世凱所建立的后勤體系，不過常有些曾損變通而已。”（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奚紀榮《蔡鍔軍事思想研究》、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均持此觀點。）有人認為這一過程要延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也有人認為中國軍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略論》，王彥、吳信忠、張云《中國軍隊近代化的歷史考察》均持此觀點。）。

（二）后勤思想變革的研究軍事思想是各階級、政治集團及其軍事家關于戰爭、軍隊、國防等一系列問題的理性認識，是軍事實踐的理性升華。軍事后勤思想是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后勤經歷了由古代軍事后勤向近代軍事后勤的轉變時期，在軍事后勤思想領域，傳統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劇烈的沖擊。后勤思想的變革集中體現在近代重要軍事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言論中，對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進行研究，以揭示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的發展變化，是二十年來關于軍事思想變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關近代軍事后勤思想變革的專著尚未出現，有關的論文有：《林則徐軍事思想特點初探》、《論林則徐、魏源軍事思想》、《試論胡林翼的軍事思想》、《曾國藩軍事思想初探》、《試論曾國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論曾國藩的軍事思想》、《試論曾國藩的軍事經濟思想》、《左宗棠進軍新疆的后勤方略》、《論左宗棠的建軍思想》、《論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的軍事改革思想》、《袁世凱的軍事思想》等。在軍事后勤思想方面的變化主要有：在戰爭后勤觀上，普遍認為軍隊后勤在軍事行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略論》，《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頁。）；在戰爭的物質來源上，主張發展經濟、富國強兵，取之于敵、以戰養戰和開展生產自補；在后勤戰備建設上，大力發展武器裝備，建立充足的物資儲備；重視軍事交通運輸；建立鞏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進行近代后勤教育，培養近代軍事后勤人才；在戰略戰術上，主張斷敵糧道，鞏固后方（注：楊慶華、劉仁亮；《中國軍事后勤思想述要》，《軍事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頁。）。

（三）軍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國軍事近代化是從武器裝備的近代化開始的，由于西方先進武器裝備的引進，戰爭手段變得異常復雜，導致了軍隊后勤保障的相應復雜化。關于近代軍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問題和觀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