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發優勢理論范文10篇

一

對于后發優勢理論的最初闡述，國內學者進行了研究，認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最早對絕對優勢理論進行了研究和表述，成為后發優勢理論的起源[1][2]。從那以后，國際學術界從資源稟賦理論、區位理論、制度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等各種角度來探求后發優勢形成的原因和促成優勢的生成機理。筆者以為對后發優勢進行系統研究與表述并明確地作為一種理論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非殖民化運動的興起，一大批新興國家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在雅爾塔體制下形成的冷戰格局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重視亞非拉美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許多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在其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的指導下，對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發展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現代化理論的諸多流派，其中對后發優勢理論闡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社會學家M·列維和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

列維認為，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后來者，第一個優勢在于其現代化進程不再是像現代化的先行者所面臨的未開發的領域；其次，現代化的后來者具備了在許多方面借鑒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個優勢是后來者跳躍過先行者必須的現代化進程的一些早期階段，以縮短實現現代化的歷程；第四個優勢是后來者通過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認識，看到現代化前景從而對后來者產生激勵并樹立信心；最后一個優勢是后來者能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個方面的幫助與支持[3][4]。同時必須指出列維在論述這些后發優勢時表明了這些優勢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時，也充分強調了現代化后來者所存在的“后發劣勢”問題。

格申克龍在研究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指出，后發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后發國家能夠從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成果來加快自己的發展，并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二是后發國家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識，從而為國家發起的現代化提供保證[5]。格申克龍同時指出，這些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利用這些優勢所必須的條件與落后國家的現實條件之間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潛在的優勢變為現實的優勢，就需要創造出一系列新的條件。

除上述兩位學者之外，學術界還有很多人對后發優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英國的彼得·鮑爾認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場，利用外國資本市場，利用大量過去不曾有的技術和技能。”[6]俄國的托洛斯基把后發優勢稱為“歷史落伍者的特權”，他認為，“雖然落后國家被迫跟隨著發達國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歷史落伍者的特權……（是）迫使自己采納任何地方、任何時期已經完成的發展式樣，從而越過整個居間的等級系列”達到理想的目標[7]。美國學者赫爾曼·康恩把有利于后發國家的因素歸納為10個方面。即資本、市場和技術的獲得；勞動力的輸出；引進面向出口的工業；旅游事業；技術轉讓；具備有用的榜樣、體制、個人；輸入“污染”和“卑下”的勞動；進口貨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穩定的存在；外國的援助等[8](P206)。

著名學者湯因比在晚年對西方現代社會的反思中也蘊涵著這種思想，而且相當的樂觀，他說：“今天發達國家的人民總是蔑視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采取憐憫、輕侮的態度，但不久兩者的地位就會顛倒過來。對這些所謂落后的多數來說，將來要進入整個人類都應進入的安定的‘世界國家’時，大概比起那些先進的少數來困難要少。這暗示著各國的命運都要戲劇性的逆轉。歷來的發達國家大概都不得不長期的陷入逆境中。相反，歷來的后進國家倒可能較少痛苦地，較快地進入未來的‘世界安定國家’。”[9]

在現代化的理論研究中，國內外學者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便是后發優勢或落后得益(theadvantageofBackwardness)。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的趕超目標制定中，其依據的理論基礎也往往是“后發優勢”。后發優勢作為現代化理論的重要內容，已經在這個世界存在近半個世紀，站在新世紀的地平線上，我們有必要以一種批判的態度去認真研究它，認識它，理解它。從近半個世紀現代化的實踐中看到，面對如此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任何一種現代化理論都不具有普適性，我們不能盲目地相信任何理論，否則便會導致沉重代價的付出。本文便是基于此點，以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為根據，來對后發優勢理論進行剖析，以期引起學術界與有關方面的關注。

一

對于后發優勢理論的最初闡述，國內學者進行了研究，認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最早對絕對優勢理論進行了研究和表述，成為后發優勢理論的起源[1][2]。從那以后，國際學術界從資源稟賦理論、區位理論、制度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等各種角度來探求后發優勢形成的原因和促成優勢的生成機理。筆者以為對后發優勢進行系統研究與表述并明確地作為一種理論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非殖民化運動的興起，一大批新興國家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在雅爾塔體制下形成的冷戰格局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重視亞非拉美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許多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在其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的指導下，對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發展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現代化理論的諸多流派，其中對后發優勢理論闡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社會學家M·列維和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

列維認為，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后來者，第一個優勢在于其現代化進程不再是像現代化的先行者所面臨的未開發的領域；其次，現代化的后來者具備了在許多方面借鑒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個優勢是后來者跳躍過先行者必須的現代化進程的一些早期階段，以縮短實現現代化的歷程；第四個優勢是后來者通過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認識，看到現代化前景從而對后來者產生激勵并樹立信心；最后一個優勢是后來者能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個方面的幫助與支持[3][4]。同時必須指出列維在論述這些后發優勢時表明了這些優勢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時，也充分強調了現代化后來者所存在的“后發劣勢”問題。

格申克龍在研究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指出，后發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后發國家能夠從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成果來加快自己的發展，并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二是后發國家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識，從而為國家發起的現代化提供保證[5]。格申克龍同時指出，這些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利用這些優勢所必須的條件與落后國家的現實條件之間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潛在的優勢變為現實的優勢，就需要創造出一系列新的條件。

除上述兩位學者之外，學術界還有很多人對后發優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英國的彼得·鮑爾認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場，利用外國資本市場，利用大量過去不曾有的技術和技能。”[6]俄國的托洛斯基把后發優勢稱為“歷史落伍者的特權”，他認為，“雖然落后國家被迫跟隨著發達國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歷史落伍者的特權……（是）迫使自己采納任何地方、任何時期已經完成的發展式樣，從而越過整個居間的等級系列”達到理想的目標[7]。美國學者赫爾曼·康恩把有利于后發國家的因素歸納為10個方面。即資本、市場和技術的獲得；勞動力的輸出；引進面向出口的工業；旅游事業；技術轉讓；具備有用的榜樣、體制、個人；輸入“污染”和“卑下”的勞動；進口貨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穩定的存在；外國的援助等[8](P206)。

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本身就包含了后發優勢理論的觀點。遵循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所創造的經濟剩余為后發國家和地區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和制度的學習提供了資金保障。而后發優勢的利用，也只有在遵循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創造經濟剩余和進行快速的資本積累，為其所需的學習提供足夠的投資來源。

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與后發優勢理論

林毅夫提出的經濟發展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認為：一國的發展應遵循其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會誘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進入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創造更多的經濟剩余。同時，促進企業低成本地從更為發達的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報酬率不會因為資本快速積累而迅速下降，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速度就會高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就會得以快速升級，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有助于欠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的經濟收斂。

因此，在發展問題上，發展中國家重要的是使自己創造經濟剩余和進行資本積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而不是過早地進行大規模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以創造產品差異性方面的優勢。而最大限度發揮創造經濟剩余能力的途徑就是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

后發優勢理論假說最早是由格申克龍提出的。后發優勢是指后發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和遲緩的情況下，已有的先發國家和地區存在示范的大環境為其所提供的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或存在的各種機遇。這種后發狀態對促進經濟發展的優勢體現在后發國家和地區對先發國家和地區的先進技術和制度的引進、學習和創新上，這種引進、學習和創新活動雖然也要付出成本，但這種成本和完全創新的成本相比是大大降低了。由后發優勢促成的對先進技術和制度的引進、學習和創新將能低成本、短時間地促進經濟的壓縮性成長或追趕式發展。

“東亞奇跡”對發展中國家貿易發展的啟示

摘要新貿易理論考慮了技術乃至制度對一國國際貿易的影響，但是其終究是以發達國家的經濟情況作為出發點的。技術和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發展、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關注的重點。

關鍵詞新貿易理論技術制度WTO后發優勢

1新貿易理論對技術的探討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本上都屬于靜態分析，即假定一國的要素稟賦、技術水平與消費偏好等變量固定不變。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和結構變化，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過程、結果和貿易結構，形成了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代表者之一克魯格曼，首先脫離李嘉圖、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龍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生產新產品的國家獲得福利，利潤率提高，資本向獲利高的地方(發達國家)流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差距加大。一旦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讓，一部分得到技術的國家用低成本勞動創造較高的收益，資本因此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流動，改善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縮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說的資本向創新技術國家還是向轉移技術國家流動是不確定的。這個模型只能說明技術創新可能給雙方都帶來收益，但如何確定趨勢，沒有進一步研究或說明，不足以說明后發展國家一定能夠或在什么約束下能夠受益或趕上產品創新的國家。其次，克魯格曼從李嘉圖模型開始，假定每個國家之間的要素不同———技術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場中有自己的地位。技術領先國家開放貿易，后發展國家“趕超”上來，消除了“技術優先”者保持其技術領先的程度。新貿易理論中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雖然給發展中國家的后來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論依據，但是，除了少數新興工業化國家外，許多國家在技術、教育、管理方面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如印度)，卻沒有對改變產品和產業結構產生明顯影響。

那么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際的技術進行學習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的過程中出現了什么問題？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在當今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的過程中享受到技術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呢？

在現代化的理論研究中，國內外學者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便是后發優勢或落后得益(theadvantageofBackwardness)。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的趕超目標制定中，其依據的理論基礎也往往是“后發優勢”。后發優勢作為現代化理論的重要內容，已經在這個世界存在近半個世紀，站在新世紀的地平線上，我們有必要以一種批判的態度去認真研究它，認識它，理解它。從近半個世紀現代化的實踐中看到，面對如此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任何一種現代化理論都不具有普適性，我們不能盲目地相信任何理論，否則便會導致沉重代價的付出。本文便是基于此點，以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為根據，來對后發優勢理論進行剖析，以期引起學術界與有關方面的關注。

一

對于后發優勢理論的最初闡述，國內學者進行了研究，認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最早對絕對優勢理論進行了研究和表述，成為后發優勢理論的起源[1][2]。從那以后，國際學術界從資源稟賦理論、區位理論、制度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等各種角度來探求后發優勢形成的原因和促成優勢的生成機理。筆者以為對后發優勢進行系統研究與表述并明確地作為一種理論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非殖民化運動的興起，一大批新興國家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在雅爾塔體制下形成的冷戰格局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重視亞非拉美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許多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在其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的指導下，對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發展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現代化理論的諸多流派，其中對后發優勢理論闡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社會學家M·列維和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

列維認為，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后來者，第一個優勢在于其現代化進程不再是像現代化的先行者所面臨的未開發的領域；其次，現代化的后來者具備了在許多方面借鑒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個優勢是后來者跳躍過先行者必須的現代化進程的一些早期階段，以縮短實現現代化的歷程；第四個優勢是后來者通過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認識，看到現代化前景從而對后來者產生激勵并樹立信心；最后一個優勢是后來者能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個方面的幫助與支持[3][4]。同時必須指出列維在論述這些后發優勢時表明了這些優勢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時，也充分強調了現代化后來者所存在的“后發劣勢”問題。

格申克龍在研究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指出，后發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后發國家能夠從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成果來加快自己的發展，并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二是后發國家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識，從而為國家發起的現代化提供保證[5]。格申克龍同時指出，這些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利用這些優勢所必須的條件與落后國家的現實條件之間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潛在的優勢變為現實的優勢，就需要創造出一系列新的條件。

除上述兩位學者之外，學術界還有很多人對后發優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英國的彼得·鮑爾認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場，利用外國資本市場，利用大量過去不曾有的技術和技能。”[6]俄國的托洛斯基把后發優勢稱為“歷史落伍者的特權”，他認為，“雖然落后國家被迫跟隨著發達國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歷史落伍者的特權……（是）迫使自己采納任何地方、任何時期已經完成的發展式樣，從而越過整個居間的等級系列”達到理想的目標[7]。美國學者赫爾曼·康恩把有利于后發國家的因素歸納為10個方面。即資本、市場和技術的獲得；勞動力的輸出；引進面向出口的工業；旅游事業；技術轉讓；具備有用的榜樣、體制、個人；輸入“污染”和“卑下”的勞動；進口貨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穩定的存在；外國的援助等[8](P206)。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日益深化。如何在國際分工中占據優勢地位（獲得較高的附加值），是發展中國家能否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更大利益的關鍵。

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都是以比較優勢為基礎參與國際分工的，這種比較優勢又是以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優勢為基礎的，這種比較優勢理論在全球化背景下遭到了嚴峻的考驗。因此，比較優勢理論是否適應，比較優勢的內涵與外延是否有待進一步拓展，以及如何繼續發揮比較優勢等是本文思考的問題。

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質疑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是指建立在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基礎之上的比較優勢理論，這種比較優勢是以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等與現實不符的假設基礎之上，是一種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這個假設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因此，許多學者都對這種比較優勢提出了質疑，概括來說主要可分為比較優勢陷阱說和比較優勢弱化說。

比較優勢陷阱說

比較優勢陷阱說認為，如果一國完全以靜態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即完全接受由邊際生產成本狀況確定的國際分工角色，運用本國自然資源優勢和廉價勞動力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獲得較低的附加值，而忽視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則最終將陷入低附加值循環，與先進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目前有學者發展了上述比較優勢陷阱（張小蒂，李風華，2001），指出如果一國技術創新的路徑選擇不當，即過度地依賴技術引進，使自主創新能力長期得不到提高，無法完全地發揮后發優勢，則只能跟在先進國家之后，從而陷入比較優勢陷阱。

論文關健詞:增長極理論區城經濟產業集群

論文摘要:增長極理論作為一種發展理論，用來指導區城經濟的發展有其嚴格的條件很設。當前中國經濟落后地區并不具備這些條件，因此也就不能用增長極理論來指導這些落后地區的區城發展。文章認為，為使我國更快地實現全面小康，實行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并重戰略，培育區城產業集群，這是各地區尤其是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發展區城經濟的有效途徑。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加強東、中、西部經濟交流與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經濟區和經濟帶，在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當前，如何通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區，并以此帶動區域經濟整體推進，實現共同發展，許多地方政府仍把“增長極”理論作為制訂區域發展計劃的重要理論依據和方法積極加以實施。但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各地區經濟基礎各不相同，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如果不加區別、千篇一律地套用增長極模型來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但不具有操作性，而且很可能使區域開發走上歧路。特別是對于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區來講，不能盲目寄希望于通過確立“極化”效應來實現經濟騰飛，應該根據區域實際情況積極實施發展戰略，逐步提高區域競爭力，縮小區域之間的差異，并最終實現全面小康。

一、增長極理論的基本范疇和主要特點

增長極的概念，是由法國經濟學家佛朗索瓦·佩魯(FrancoisPerroux)于1955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上的一篇題為“經濟空間:理論與應用”的論文中首次提出。佩魯認為空間是一種“受力場”，經濟空間與一般的地理空間完全不同，經濟空間是“存在于經濟要素之間的關系”。在人類經濟活動中，“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然后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按照佩魯的觀點，濟的長主要是因為技術的進步和創新，而創新并不是在所有產業均衡推進，總是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殊的企業。由于這些企業是主要的創新源，因此它的產值增長大大高于工業產值和國民經濟產值的平均速度。當這種產業增加其產出(或增加購買生產性服務)時，對其他產業具有極強的連鎖效應和推動效應，能帶動其他產業(或投人)的增長，這種產業就是推進型產業(PropulsiveIndustry)，或稱之為增長誘導單元(Growth-InducingUnit)，即增長極，而受增長極影響的其他產業就是被推進型產業。佩魯認為，這種推進型產業和被推進型產業通過經濟聯系建立起非競爭的“產業聯合體”，通過產業間向前、向后的連鎖反應，從區域間的不均衡發展到最終實現區域的均衡發展。

分析佩魯的增長極理論，我們發現這是一種發展的理論，并不是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組織模式，它和赫希曼、繆爾達爾等提出的“涓滴效應”、“極化效應”和“回流效應”、“擴散效應”存在著極大的差別，其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本身就包含了后發優勢理論的觀點。遵循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所創造的經濟剩余為后發國家和地區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和制度的學習提供了資金保障。而后發優勢的利用，也只有在遵循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創造經濟剩余和進行快速的資本積累，為其所需的學習提供足夠的投資來源。

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與后發優勢理論

林毅夫提出的經濟發展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認為：一國的發展應遵循其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會誘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進入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創造更多的經濟剩余。同時，促進企業低成本地從更為發達的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報酬率不會因為資本快速積累而迅速下降，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速度就會高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就會得以快速升級，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有助于欠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的經濟收斂。

因此，在發展問題上，發展中國家重要的是使自己創造經濟剩余和進行資本積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而不是過早地進行大規模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以創造產品差異性方面的優勢。而最大限度發揮創造經濟剩余能力的途徑就是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

后發優勢理論假說最早是由格申克龍提出的。后發優勢是指后發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和遲緩的情況下，已有的先發國家和地區存在示范的大環境為其所提供的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或存在的各種機遇。這種后發狀態對促進經濟發展的優勢體現在后發國家和地區對先發國家和地區的先進技術和制度的引進、學習和創新上，這種引進、學習和創新活動雖然也要付出成本，但這種成本和完全創新的成本相比是大大降低了。由后發優勢促成的對先進技術和制度的引進、學習和創新將能低成本、短時間地促進經濟的壓縮性成長或追趕式發展。

“東亞奇跡”對發展中國家貿易發展的啟示

內容摘要：基于資源與能力的并購日益成為企業成長的重要模式。成功地實施并購，必須解決好資源與能力的選擇、評價和并購后資源與能力的保持、轉移擴散、發展等問題。本文從并購動因、資源與能力的價值評價、并購后的價值實現、對中國企業的意義四個部分對基于資源與能力的并購進行分析研究。

關鍵詞：資源與能力競爭優勢并購戰略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條件下，單靠企業自身資源與能力的積累，已不足以支持其繼續成長。我國企業必須突破自身資源與能力的限制，借助外力打破成長的極限。并購和戰略聯盟都是可以選擇的方法，但在現有的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下，戰略聯盟不足以改變我國企業在世界產業格局中的地位。只有通過基于資源與能力的并購才能增強自身的競爭力，掌控整個產業供應鏈，達到上述目標。

基于資源與能力的并購動因分析

并購的戰略目標不是幫助企業獲得短期的戰術利益，而是幫助企業獲得持久的競爭優勢。傳統的并購動因研究大都從企業并購的戰略目標或經濟學的角度定義。

筆者認為企業應基于資源與能力對并購動因進行分析。這種分析能幫助企業評價并購的價值，能使企業將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可以幫助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資源與能力上，能更好地發揮資源與能力的效力。

[摘要]內源型和外源型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現代化道路，由于啟動現代化的時間維度和現實條件的差異，外源型現代化的國家也具有一定的潛在優勢并形成了后發優勢理論，以此理論作支柱，發展中國家形成了不同模式的發展戰略。隨著中國從起飛階段向技術成熟推進階段邁進，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嚴重壓力和制約提前到來，國家干預模式面臨著變革，科學技術的自主原始創新能力需要提升，制約經濟社會發展體制亟待創新。

[關鍵詞]后發優勢；內源型現代化；外源型現代化；模式

研究現代化的學者根據創新性變革與傳導性變革兩種方式之不同，依據現代化道路的不同起源，劃分了兩種不同類型的現代化道路：一類是內源型現代化道路，這是由社會自身力量產生的內部創新，經歷漫長過程的社會變革道路，又稱內源型變遷，其外來的影響居于次要地位；另一類是外源型現代化，這是在國際環境影響下，社會受外部沖擊而引起內部的思想和政治變革并進而推進經濟變革的道路，又稱外誘變遷，其內部創新居于次要地位。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后就被迫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其間多次試圖走向以現代化為取向的發展道路，但有的夭折，有的半途中斷。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發端的現代化發展戰略，形成了以政府為主導并得到人民群眾高度認同的社會發展道路。無論是從時間還是性質上看，中國這次重新啟動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屬于典型的外源型現代化。外源型現代化的國家與內源型的現代化國家相比，現代化啟動時間維度的差異所引起的內部、外部的環境與條件發生的變化，導致外源型現代化國家具有獨特的“歷史規定性”和獨特的“現實必要條件”。能否把握好這些“歷史規定性”和“現實必要條件”是外源型現代化國家實現自己發展戰略的前提和現實基礎。外源型發展中國家與內源型現代化國家相比有不同的優劣勢，研究現代化的學者提出外源型發展中國家要發揮自己的優勢，化解劣勢，從而構建了現代化理論中的后發優勢理論。

一、后發優勢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模式的基礎

后發優勢理論是對西方主流和傳統現代化理論和發展理論的修正和補充，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發展戰略和模式的重要理論支柱。其基本內涵是指在先進國家和地區與落后國家和地區并存的情況下，后進國家和地區所具有的內在的、客觀的有利條件。后發優勢主要是從時間維度來說的，即后進國家和地區之所以存在后發優勢就是因為它們在發展水平上比先進國家和地區落后，落后也為其跨越的發展提供了潛在的優勢。在后發優勢理論的指導下，部分發展中國家制訂了自己的發展戰略和模式，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跨越式發展，大大地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