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范文10篇

內容提要：本文討論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占據知識界前沿的一次偉大爭論：福柯和哈貝馬斯的爭論。由于這兩個人在今天的巨大聲望，以及思想的尖銳差異，使這場爭論遍及整個歐美學界并引發了巨大的討論。大致說來，差異體現在三個方面：方法論差異；對主體構成的評價差異；在社會理論方面交往理性和權力的差異。

關鍵詞：福柯、哈貝馬斯、權力、理性、交往理性

福柯與哈貝馬斯完全不同。這不僅僅是人們所說的德法傳統的不同，這也許還包括兩個人氣質上的深刻差異。福柯根植于薩德和尼采的傳統，他將惡之花的危險嘗試和狄奧尼索斯的迷狂體驗融于一體，進而將自己置于理性所鞭長莫及的危險地帶，并對既定的現實——無論是道德現實還是政治現實——持有一種執著的懷疑態度，這種懷疑帶有一種敏感的氣質，而這種敏感卻近乎于偏執。福柯前所未有地將哲學變成個人的事情，哲學是在探討個人的極限、可能性和遙遙無期的真理，在福柯這里，哲學就是探討他自身的秘密。但是戲劇性的是，旨在發現個人秘密的隱蔽哲學，甚至可以說是哲學行為，卻贏得了最大量的讀者，并被一遍遍地呈現在朗朗白晝之下。哈貝馬斯呢？在這位哲學家的源頭里，尼采作為一個極端的反面教材得到了批判，并被剔除的干干凈凈，也就是說，這種哲學源頭決沒有超人崇拜和對個人性的鼓吹，他的曲折起源是馬克斯·韋伯和馬克思。后兩者都將個人，將自身置之于哲學之外，在馬克思這里，個人消逝在生產方式的結構中，在韋伯這里，個人是鐵籠中的囚徒；哈貝馬斯同樣是不折不扣的反個人主義者，無論是他在哲學上的觀念訴求，還是他的毫無風格化的哲學措辭，甚至是他目前的政治現實——在所有這些方面，哈貝馬斯都被公共性意愿所統攝。福柯相信，知識的作用就是讓知識分子個人不斷地改變自身，而哈貝馬斯相信，知識和知識分子能夠促進一個其樂融融的團結社會。福柯將個人的出路放在個人自身孤獨的美學改造方面，哈貝馬斯從來就是將個人置于集體的無邊無際的交流和商談中，如同福柯喜歡一次次地單獨出沒在加利福利亞那些神秘的夜晚，而哈貝馬斯喜歡在各種各樣公眾講壇上領獎或者演說一樣。這種氣質上的差異決定了哲學的重大差異，也可以反過來說，哲學的重大差異決定了行為的差異。這兩人之間有一場事實性的對話，但是主要的爭執隱含在各自的著述中，尤其是在哈貝馬斯這里，對福柯的批評毫不隱晦。這種批評涉及到他們各自社會理論的核心概念：權力和理性。福柯是從權力的角度對社會作出分析，哈貝馬斯則是從理性的角度對社會作出診斷。出發點不一樣，結論就不一樣，對整個傳統——尤其是對啟蒙運動和啟蒙理性——的估價不一樣，各自遵循的探討途徑也不一樣；如果非要為社會開一劑藥方的話，那么這個藥方肯定也不一樣；最后，不可避免的是，對未來的態度，無論是哲學態度，還是生活態度，無論是樂觀的態度的還是悲觀的態度，也不一樣。我們先來看看福柯通過權力對社會作出的診斷，然后看看哈貝馬斯的針鋒相對的觀點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福柯的猛烈抨擊。

1權力和社會

在《規訓與懲罰》中，福柯通過權力的變化來描述社會的變化，社會的譜系演變銘寫在權力的譜系演變上面。福柯正是從權力——權力的形態、實踐、活動機制——入手，創造性地將現代社會描述為規訓社會。這一社會理論的基石是權力。在福柯看來，正是圍繞著權力的運作機制，龐大的社會組織才得以建立和發展起來。整個社會結構盤根錯結般地纏繞在權力上面。權力的性質、形態和機制變了，社會結構就隨之發生變化，君主制有君主的獨特鎮壓權力，古典時期有針對靈魂的符號-懲罰權力，現代時期則是針對身體的規訓權力。也可以反過來說，否定性的鎮壓權力構成了君主制社會的基本結構，訴諸于靈魂的符號-懲罰權力構成了古典時期的社會結構，而規訓權力則構成了現代時期的普遍社會結構。權力是社會形態最根本的基石，社會，它的數不勝數的表象、形態、能指，它的無法估算的規模、尺度、范圍，最終都可以濃縮和還原到權力的基石這一點上，權力是它們最后的歸宿，也是它們最終的根源。權力發生了變化，整個社會組織也隨之發生變化。

權力為什么能夠成為這樣一個基石？為什么成為社會結構和秩序的決定性因素？為什么權力的變化引發了社會的變化？為什么規訓權力的出現促發了規訓社會的誕生？首先，我們發現，福柯的“權力”本身并不是一個本質主義概念，甚至難于為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權力是什么?福柯說：“權力不是一個機制，不是一個結構，也不是我們擁有的某種力量；它只是人們為特定社會中復雜的戰略情勢所使用的名字。”①權力應該被理解為多重的力的關系，不應該從一個中心，從某個最基本的始發處去尋找權力的源頭，權力也不是某個集團、某個主體的所有物。相反，權力存在于各處、存在于任何的差異性關系中，“權力無處不在，這并不因為它有特權將一切籠罩在它戰無不勝的整體中，而是因為它每時每刻，無處不在地被生產出來，甚至在所有關系中被生產出來，權力無處不在，并非因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為它來自四面八方。”②福柯明確地拋棄了那種自上而下的壓抑、籠罩、涵括、包裹性的國王權力，那種支配性、主宰性和統治性的權力。權力永遠存在于關系中，也可以說，權力永遠是關系中的權力。它隨時隨地產生于不同事物的關系中，這意味著，權力總是變動的，復數的，再生性的，微觀的、局部的、細節性的、相互流動和纏繞的。這樣，權力充斥在社會的每個角落，充斥在每一種差異關系中，充斥在任意的相關物之中，局部的無所不在的這些微觀權力將宏大的主導性權力構型沖毀了。

內容提要：本文討論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占據知識界前沿的一次偉大爭論：福柯和哈貝馬斯的爭論。由于這兩個人在今天的巨大聲望，以及思想的尖銳差異，使這場爭論遍及整個歐美學界并引發了巨大的討論。大致說來，差異體現在三個方面：方法論差異；對主體構成的評價差異；在社會理論方面交往理性和權力的差異。

關鍵詞：福柯、哈貝馬斯、權力、理性、交往理性

福柯與哈貝馬斯完全不同。這不僅僅是人們所說的德法傳統的不同，這也許還包括兩個人氣質上的深刻差異。福柯根植于薩德和尼采的傳統，他將惡之花的危險嘗試和狄奧尼索斯的迷狂體驗融于一體，進而將自己置于理性所鞭長莫及的危險地帶，并對既定的現實——無論是道德現實還是政治現實——持有一種執著的懷疑態度，這種懷疑帶有一種敏感的氣質，而這種敏感卻近乎于偏執。福柯前所未有地將哲學變成個人的事情，哲學是在探討個人的極限、可能性和遙遙無期的真理，在福柯這里，哲學就是探討他自身的秘密。但是戲劇性的是，旨在發現個人秘密的隱蔽哲學，甚至可以說是哲學行為，卻贏得了最大量的讀者，并被一遍遍地呈現在朗朗白晝之下。哈貝馬斯呢？在這位哲學家的源頭里，尼采作為一個極端的反面教材得到了批判，并被剔除的干干凈凈，也就是說，這種哲學源頭決沒有超人崇拜和對個人性的鼓吹，他的曲折起源是馬克斯·韋伯和馬克思。后兩者都將個人，將自身置之于哲學之外，在馬克思這里，個人消逝在生產方式的結構中，在韋伯這里，個人是鐵籠中的囚徒；哈貝馬斯同樣是不折不扣的反個人主義者，無論是他在哲學上的觀念訴求，還是他的毫無風格化的哲學措辭，甚至是他目前的政治現實——在所有這些方面，哈貝馬斯都被公共性意愿所統攝。福柯相信，知識的作用就是讓知識分子個人不斷地改變自身，而哈貝馬斯相信，知識和知識分子能夠促進一個其樂融融的團結社會。福柯將個人的出路放在個人自身孤獨的美學改造方面，哈貝馬斯從來就是將個人置于集體的無邊無際的交流和商談中，如同福柯喜歡一次次地單獨出沒在加利福利亞那些神秘的夜晚，而哈貝馬斯喜歡在各種各樣公眾講壇上領獎或者演說一樣。這種氣質上的差異決定了哲學的重大差異，也可以反過來說，哲學的重大差異決定了行為的差異。這兩人之間有一場事實性的對話，但是主要的爭執隱含在各自的著述中，尤其是在哈貝馬斯這里，對福柯的批評毫不隱晦。這種批評涉及到他們各自社會理論的核心概念：權力和理性。福柯是從權力的角度對社會作出分析，哈貝馬斯則是從理性的角度對社會作出診斷。出發點不一樣，結論就不一樣，對整個傳統——尤其是對啟蒙運動和啟蒙理性——的估價不一樣，各自遵循的探討途徑也不一樣；如果非要為社會開一劑藥方的話，那么這個藥方肯定也不一樣；最后，不可避免的是，對未來的態度，無論是哲學態度，還是生活態度，無論是樂觀的態?鵲幕故潛鄣奶齲膊灰謊N頤竅壤純純錘？巒üΧ隕緇嶙鞒齙惱鋃希緩罌純垂綽硭溝惱敕嫦嘍緣墓鄣鬩約壩紗碩吹畝愿？碌拿土遺昊鰲?nbsp;

1權力和社會

在《規訓與懲罰》中，福柯通過權力的變化來描述社會的變化，社會的譜系演變銘寫在權力的譜系演變上面。福柯正是從權力——權力的形態、實踐、活動機制——入手，創造性地將現代社會描述為規訓社會。這一社會理論的基石是權力。在福柯看來，正是圍繞著權力的運作機制，龐大的社會組織才得以建立和發展起來。整個社會結構盤根錯結般地纏繞在權力上面。權力的性質、形態和機制變了，社會結構就隨之發生變化，君主制有君主的獨特鎮壓權力，古典時期有針對靈魂的符號-懲罰權力，現代時期則是針對身體的規訓權力。也可以反過來說，否定性的鎮壓權力構成了君主制社會的基本結構，訴諸于靈魂的符號-懲罰權力構成了古典時期的社會結構，而規訓權力則構成了現代時期的普遍社會結構。權力是社會形態最根本的基石，社會，它的數不勝數的表象、形態、能指，它的無法估算的規模、尺度、范圍，最終都可以濃縮和還原到權力的基石這一點上，權力是它們最后的歸宿，也是它們最終的根源。權力發生了變化，整個社會組織也隨之發生變化。

權力為什么能夠成為這樣一個基石？為什么成為社會結構和秩序的決定性因素？為什么權力的變化引發了社會的變化？為什么規訓權力的出現促發了規訓社會的誕生？首先，我們發現，福柯的“權力”本身并不是一個本質主義概念，甚至難于為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權力是什么?福柯說：“權力不是一個機制，不是一個結構，也不是我們擁有的某種力量；它只是人們為特定社會中復雜的戰略情勢所使用的名字。”①權力應該被理解為多重的力的關系，不應該從一個中心，從某個最基本的始發處去尋找權力的源頭，權力也不是某個集團、某個主體的所有物。相反，權力存在于各處、存在于任何的差異性關系中，“權力無處不在，這并不因為它有特權將一切籠罩在它戰無不勝的整體中，而是因為它每時每刻，無處不在地被生產出來，甚至在所有關系中被生產出來，權力無處不在，并非因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為它來自四面八方。”②福柯明確地拋棄了那種自上而下的壓抑、籠罩、涵括、包裹性的國王權力，那種支配性、主宰性和統治性的權力。權力永遠存在于關系中，也可以說，權力永遠是關系中的權力。它隨時隨地產生于不同事物的關系中，這意味著，權力總是變動的，復數的，再生性的，微觀的?⒕植康摹⑾附諦緣摹⑾嗷チ鞫筒頻摹U庋Τ涑庠諫緇岬拿扛黿鍬洌涑庠諉懇恢植鉅旃叵抵校涑庠諶我獾南喙匚鎦校植康奈匏輝詰惱廡┪⒐廴甏蟮鬧韉夾勻剮統寤倭恕?/P>

摘要：哈貝馬斯傾其一生致力于交往行為理論的構建，試圖為病理性的現代社會進行診斷治療，試圖通過話語共識的達成來改善社會的規制，藉此約束人的行為和整個社會的實踐。其理論有助于人與人之間自由而平等的交往以及人際關系的和諧。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是富有建設性的理論，但它與馬克思的交往實踐理論有著本質的不同。

關鍵詞：哈貝馬斯；交往；行為

哈貝馬斯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傾其一生構建了交往行為理論，為批判的社會理論奠定了理性基礎。探究他的交往行為理論，對我國的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哈貝馬斯對當代西方社會生活世界癥候的分析

在現代化進程中，西方社會經歷著由價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變化。工具理性造成了經濟的高歌猛進和物質財富的增加，與此同時也出現了道德淪喪和價值變異，人被經濟利益所奴役。“意義”和“自由”的雙重喪失即是對工具理性的過度追求的惡果。哈貝馬斯認為，意義的喪失體現在西方世界的精神貧困化中。“自由、平等、博愛”原則被肆意破壞，人的價值和尊嚴被粗暴踐踏，人們深深地陷入了生存的困惑中。自由的喪失表現為工具理性過度膨脹，人變成了金錢和利益的奴隸；行政和法律的工具化則日益使人喪失自我意識和社會批判精神。哈貝馬斯認為，“意義的喪失”和“自由的喪失”的現象歸根到底是由于人們過分崇尚“科技進步”理念而造成的。哈貝馬斯依據系統和生活世界雙層社會結構理論模型，以交往理性為中心范疇，對當代西方社會進行了精彩批判。系統和生活世界是具有不同邏輯的領域，它們均拒斥相互滲透、相互轉化。可是在當代西方社會中，貨幣和權力這兩個子體系，憑借其強大的穿透力，直指生活世界，迫使生活世界只能病態地掙扎在經濟、政治體系的邊緣，造成生活世界的非理性化，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哈貝馬斯眼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成為現代社會的病根。一旦生活世界的語言媒體讓位給權力和貨幣媒體，官僚化、法律化、金錢化就會削弱公眾話語與交往的合理性基礎，從而引起技術和道德脫節、倫理要求與表達要求分離、個人與社會相沖突等社會障礙，并最終導致意義喪失、個體心理病變等生活世界再生產的畸變形態。怎么樣走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困境?哈貝馬斯提供了一個方案，就是在主體理性面前設置一道交往理性的門檻，讓那黯淡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它應有的價值與規范。憑借交往理性，人們可以組建一個以交談、理解與價值共識為旨趣的共同圈，從而達到對生活世界的救贖。交往理性摒棄了話語的霸權，維護了話語的自由民主，帶來了話語的透明。現代社會發展的理想狀態，就是要通過主體的相互了解、理解，在合理動機的基礎上達成一致，以便實現人類的解放和社會公正。

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的主要內容

摘要：哈貝馬斯傾其一生致力于交往行為理論的構建，試圖為病理性的現代社會進行診斷治療，試圖通過話語共識的達成來改善社會的規制，藉此約束人的行為和整個社會的實踐。其理論有助于人與人之間自由而平等的交往以及人際關系的和諧。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是富有建設性的理論，但它與馬克思的交往實踐理論有著本質的不同。

關鍵詞：哈貝馬斯；交往；行為

哈貝馬斯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傾其一生構建了交往行為理論，為批判的社會理論奠定了理性基礎。探究他的交往行為理論，對我國的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哈貝馬斯對當代西方社會生活世界癥候的分析

在現代化進程中，西方社會經歷著由價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變化。工具理性造成了經濟的高歌猛進和物質財富的增加，與此同時也出現了道德淪喪和價值變異，人被經濟利益所奴役。“意義”和“自由”的雙重喪失即是對工具理性的過度追求的惡果。哈貝馬斯認為，意義的喪失體現在西方世界的精神貧困化中。“自由、平等、博愛”原則被肆意破壞，人的價值和尊嚴被粗暴踐踏，人們深深地陷入了生存的困惑中。自由的喪失表現為工具理性過度膨脹，人變成了金錢和利益的奴隸；行政和法律的工具化則日益使人喪失自我意識和社會批判精神。哈貝馬斯認為，“意義的喪失”和“自由的喪失”的現象歸根到底是由于人們過分崇尚“科技進步”理念而造成的。哈貝馬斯依據系統和生活世界雙層社會結構理論模型，以交往理性為中心范疇，對當代西方社會進行了精彩批判。系統和生活世界是具有不同邏輯的領域，它們均拒斥相互滲透、相互轉化。可是在當代西方社會中，貨幣和權力這兩個子體系，憑借其強大的穿透力，直指生活世界，迫使生活世界只能病態地掙扎在經濟、政治體系的邊緣，造成生活世界的非理性化，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哈貝馬斯眼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成為現代社會的病根。一旦生活世界的語言媒體讓位給權力和貨幣媒體，官僚化、法律化、金錢化就會削弱公眾話語與交往的合理性基礎，從而引起技術和道德脫節、倫理要求與表達要求分離、個人與社會相沖突等社會障礙，并最終導致意義喪失、個體心理病變等生活世界再生產的畸變形態。怎么樣走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困境?哈貝馬斯提供了一個方案，就是在主體理性面前設置一道交往理性的門檻，讓那黯淡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它應有的價值與規范。憑借交往理性，人們可以組建一個以交談、理解與價值共識為旨趣的共同圈，從而達到對生活世界的救贖。交往理性摒棄了話語的霸權，維護了話語的自由民主，帶來了話語的透明。現代社會發展的理想狀態，就是要通過主體的相互了解、理解，在合理動機的基礎上達成一致，以便實現人類的解放和社會公正。

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的主要內容

迪特爾。亨利希！（DeterHenrich）大仁大義，把我的一篇評論文章①作

為契機，展開一場帶有元批判性質的討論，旨在袒露其哲學研究的宏旨。他就

“何謂形而上學——何謂現代性？”②所提出的這十二條論綱，簡明扼要地提供

了一種反對設計，對此，我在這里不可能如法炮制，一一做出答復。我的論述不

如說具有一種對哲學研究這一公眾事業及其主題作前理解的特征。這篇文章不光

是要把爭論的細節闡述清楚，也要提供一個機會，使我們能夠弄懂這位杰出同仁

作為一個強調總體性批判的社會理論家，哈貝馬斯對于現代性危機在文化領域中的表征有著許多獨到的看法。換言之，文化批判同樣構成了哈貝馬斯社會批判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哈貝馬斯對文化的批判，基本上繼承了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路徑。具體而言，哈貝馬斯從大眾文化批判入手，致力于解決文化領域中的剩余價值問題。因此，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認為，哈貝馬斯對于大眾文化的批判，綜合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和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傳統，并在此基礎上向前推進了一步，把大眾文化批判提高了社會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的高度，使之規范化。

為了具體闡明大眾文化批判在哈貝馬斯文化現代性建構過程中的地位，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論述：首先，我們將闡明哈貝馬斯對從馬克思、盧卡奇到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的工具理性批判傳統的批判、繼承和發展（1）；接著，討論哈貝馬斯對于文化消費主義歷史形成的追溯（2）；最后，具體分析哈貝馬斯對于廣告和公眾輿論的理解（3）。

1、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

哈貝馬斯從馬克斯·韋伯的合理化范疇出發，把馬克思的異化概念、盧卡奇的物化學說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的工具理性批判（啟蒙的批判）貫穿起來進行分析，認為它們共同的貢獻在于深刻揭示了現代社會的兩大根本問題：意義喪失和自由喪失。而在這當中，盧卡奇的物化學說又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在哈貝馬斯看來，馬克思通過對現代社會化大生產過程中剩余價值的分析，揭示了克服現代社會（資本主義）危機（主要是經濟危機）的客觀前提，這就是被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自身所束縛的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被馬克思看作是解決現代性危機的根本出路，而馬克思所給出的發展生產力的方法主要包括：科學技術的進步、勞動力的培訓以及勞動組織的更加完善等等。

如果說，馬克思的杰出貢獻僅僅在于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剩余價值，那么，他就難免會落入經濟決定論的困境當中。仔細閱讀馬克思的著作，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對于經濟決定論顯然有著清醒的自覺意識。因為，馬克思充分注意到了生產力自身的復雜性。也就是說，按照馬克思的定義，所謂生產力，不僅包括現代的科學技術，更包括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主觀潛能。在馬克思的理解當中，無產階級的主觀能動性既表現為他們有創造性的生產活動，也表現為他們有革命性的批判活動。這樣看來，馬克思實際上已經注意到了剩余價值在人的主觀生活世界當中的表現，以及人（無產階級）對于這種剩余價值的抵抗意識。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對剩余價值的攫取，不僅為無產階級（乃至整個人類）的解放創造了客觀前提，同樣也創造了主觀前提。

摘要：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旨在區分溝通理性和工具理性，而這一區分的關鍵在于能否有效地區分以言行事行為和以言取效行為，特別是能否證明以言行事行為獨立于并且優先于以言取效行為。本文認為哈貝馬斯對這個根本問題的論證并不特別令人信服，在此意義上，哈貝馬斯所構筑的溝通行動理論就存在根基不牢的危險。

關鍵詞：溝通行動策略行動以言行事行為以言取效行為有效性宣稱

韋伯之后，任何對“現代性”做嚴肅思考的學者，無論贊成或者反對，幾乎都無法繞過韋伯提出的問題，即現代性與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之間所存在的內在關聯性。[1]哈貝馬斯同樣如此。不過在哈貝馬斯看來，韋伯對現代性的診斷雖然不乏洞見，究其根本卻是一個“誤診”，因為韋伯所預言的“鐵籠”并非是密不透風、無路可走的絕地，身處其間的現代人依然有出逃的可能性——這一可能性正蘊藏在對“啟蒙的前提”，也即理性化概念的重塑之中。哈貝馬斯重塑理性化概念的主要動作是，比照工具理性，提出溝通理性的概念與之分庭抗禮。事實上，整部《溝通行動理論》的任務就是“在日常實踐和溝通實踐自身中，在溝通理性被壓制、被扭曲和被摧殘之處，發現這種理性的頑強聲音”。[2]而工具理性與溝通理性之間的區分，在哈貝馬斯看來，又可以轉化為策略行動與溝通行動的區分問題。本文認為，如果哈貝馬斯能夠成功地證明作為言語行動類型之一種的溝通行動（相對于策略行動的）的獨立性乃至優先性，則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就已成功大半。因此如果借用康德式的提問方式，本文將主要檢討以下兩個主要問題：1，作為言語行動類型之一種的溝通行動是否可能？2，如果可能，如何可能，以及如果不能，為何不能？

本文的基本結構如下：第一節，簡述哈貝馬斯對策略行動和溝通行動的區分，以及相應的對以言取效行為和以言行事行為的區分。第二節，簡述溝通行動的有效性條件以及哈貝馬斯對塞爾言語行為理論的批評。第三節，分別從四個方面批評哈貝馬斯的言語行為理論，首先指出在語用學的層面上，以言行事行為與以言取效行為即便能夠在“形式”上進行區分，但在“經驗”層次上前者卻始終無法達到應有的穩定性。其次，溝通行動之于策略行動的源初性即便是在哈貝馬斯那里也是語多含糊。第三，哈貝馬斯區分三個世界缺乏令人信服的理據。第四，哈貝馬斯關于命令的言語行為分類同樣存在不妥之處。

一，作為言語行動類型之一種的溝通行動是否可能？

在哈貝馬斯看來，雖然溝通理性一直處于“被壓制、被扭曲和被摧毀”的境遇，但是溝通理性之存在卻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因此問溝通理性或者說溝通行動是否可能，就如同我們問知識是否可能一樣荒謬。不過本文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溝通理性或者溝通行動是否可能，而在于“作為言語行動類型之一種”的溝通行動是否可能，說得更清楚一些，我們追問的是在言語行動分類中溝通行動能否取得與策略行動對等乃至優先的地位？惟其如此，我們才可以將溝通行動作為言語行動類型中的一個獨立的、具有自主性的類型，并在此基礎上發展溝通理性，以對抗工具理性的挑戰。

哈貝馬斯作為當代德國最著名的家、法蘭克福學派的第2代主將，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以交往行為理論為核心構造了1個完整的批判理論。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就是主體間（intersubjectivity，又譯為“主體通性”、“互主體性”、“主體際性”）的關系，即主體間達成1致的可能條件：諸如他人眼中的我與我的關系及主體間如何達成真正共識等問題。而主體間性問題不僅從根源上是來源于自我的同1性問題上，而且它的解決也是與自我同1性問題1步步地從意識的領域轉換到語言交往的領域的邏輯過程緊密相關。所以，考察自我的同1性問題對更好地理解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是非常必要的。而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費希特、黑格爾都對自我的同1性問題有所論述，并在不同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哈貝馬斯沿著這些哲學大家對這1問題的解決脈絡，在繼承傳統形而上學的基礎上，又超越了他們。本文擬以自我同1性為核心理念，追根溯源地探索哈貝馬斯是如何獨特地占有和解讀德國古典哲學的自我意識理論的。

1、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

合理性這1概念，從根本上說，是從人與世界的相互關系中產生出來的。人以自己的活動和行為確證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和地位，因此，立足于人類的與現實，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人的活動與行為，在人文中占有10分重要的地位。韋伯是第1位從哲學的“理性”范式轉換到社會科學的“合理性”范式、用合理性概念來洞悉歐洲資本主義演進及其本質的古典社會學家。在韋伯看來，理性是把雙刃劍：1方面，理性的覺醒和伸張，導致社會開始擺脫傳統的控制，轉向運用理性和文明的來理解和征服世界。可以說，西方文明的全部成就皆源于理性的啟蒙。但另1方面，理性又過于偏執，1切行為都單純以“目的—工具合理性”行為為取向。隨著這種原則的推廣，理性化的現代社會就日益處于價值和道德的沖突、分裂中。為此，韋伯對現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悲觀、失望。

正是鑒于韋伯的工具理性觀，哈貝馬斯提出了自己的交往理性觀。他指出：韋伯的問題在于對理性這1概念的理解太狹隘。把目的合理性等同于合理性，僅僅從目的合理性這1單向度來剖析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在于韋伯僅局限于傳統意識哲學，脫離了語言來研究人類行動。因為目的理性行為就是選擇最有效的工具、手段以實現預定的目的。這種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即從人和的關系的角度去把握人的主體性、人的理性能力。而哈貝馬斯認為，只有跳出傳統意識哲學范式下的主客2分法，引進語言范式下的交往理性概念，才能更充分地把握合理性概念的整全性，從而克服韋伯式的理性悲觀主義。

與目的行為不同，交往行為是定向于主體際地遵循與相互期望相聯系的有效性規范；是1種主體間通過符號協調的相互作用，它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1致”，從而形成有效的社會規范。可以看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為的核心。而主體間為了達到相互理解，訴諸的手段就是“語言”。正是在語言中，在言談中，自我和他我在相互理解中得到認同和彼此承認。哈貝馬斯認為“目的理性活動所掌握的規則，使我們具有熟練的紀律性；內心深處的規范使我們具備了人格結構。技巧使我們能夠解決問題；種種動機使我們可以執行統1的規范。”1也就是說，目的理性行為作為1種技巧性的知識與經驗只涉及了人與客觀的外在世界的關系，而內在于人的動機結構中的交往行為則考慮的是人與自然世界、社會世界、主觀世界的統1關系。所以，“交往合理性行為”這1概念比“目的理性行為”在揭示社會歷史本質時，更具有合理性。

從哈貝馬斯的相關論述中，我們可以大致地將交往理性的特點概括為：語言性（準確地說應是語用性）、互主體性與程序性。

哈貝馬斯作為當代德國最著名的家、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主將，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以交往行為理論為核心構造了一個完整的批判理論。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就是主體間（intersubjectivity，又譯為“主體通性”、“互主體性”、“主體際性”）的關系，即主體間達成一致的可能條件：諸如他人眼中的我與我的關系及主體間如何達成真正共識等問題。而主體間性問題不僅從根源上是來源于自我的同一性問題上，而且它的解決也是與自我同一性問題一步步地從意識的領域轉換到語言交往的領域的邏輯過程緊密相關。所以，考察自我的同一性問題對更好地理解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是非常必要的。而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費希特、黑格爾都對自我的同一性問題有所論述，并在不同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哈貝馬斯沿著這些哲學大家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脈絡，在繼承傳統形而上學的基礎上，又超越了他們。本文擬以自我同一性為核心理念，追根溯源地探索哈貝馬斯是如何獨特地占有和解讀德國古典哲學的自我意識理論的。

一、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

合理性這一概念，從根本上說，是從人與世界的相互關系中產生出來的。人以自己的活動和行為確證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和地位，因此，立足于人類的與現實，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人的活動與行為，在人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韋伯是第一位從哲學的“理性”范式轉換到社會科學的“合理性”范式、用合理性概念來洞悉歐洲資本主義演進及其本質的古典社會學家。在韋伯看來，理性是把雙刃劍：一方面，理性的覺醒和伸張，導致社會開始擺脫傳統的控制，轉向運用理性和文明的來理解和征服世界。可以說，西方文明的全部成就皆源于理性的啟蒙。但另一方面，理性又過于偏執，一切行為都單純以“目的—工具合理性”行為為取向。隨著這種原則的推廣，理性化的現代社會就日益處于價值和道德的沖突、分裂中。為此，韋伯對現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悲觀、失望。

正是鑒于韋伯的工具理性觀，哈貝馬斯提出了自己的交往理性觀。他指出：韋伯的問題在于對理性這一概念的理解太狹隘。把目的合理性等同于合理性，僅僅從目的合理性這一單向度來剖析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在于韋伯僅局限于傳統意識哲學，脫離了語言來研究人類行動。因為目的理性行為就是選擇最有效的工具、手段以實現預定的目的。這種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即從人和的關系的角度去把握人的主體性、人的理性能力。而哈貝馬斯認為，只有跳出傳統意識哲學范式下的主客二分法，引進語言范式下的交往理性概念，才能更充分地把握合理性概念的整全性，從而克服韋伯式的理性悲觀主義。

與目的行為不同，交往行為是定向于主體際地遵循與相互期望相聯系的有效性規范；是一種主體間通過符號協調的相互作用，它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從而形成有效的社會規范。可以看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為的核心。而主體間為了達到相互理解，訴諸的手段就是“語言”。正是在語言中，在言談中，自我和他我在相互理解中得到認同和彼此承認。哈貝馬斯認為“目的理性活動所掌握的規則，使我們具有熟練的紀律性；內心深處的規范使我們具備了人格結構。技巧使我們能夠解決問題；種種動機使我們可以執行統一的規范。”1也就是說，目的理性行為作為一種技巧性的知識與經驗只涉及了人與客觀的外在世界的關系，而內在于人的動機結構中的交往行為則考慮的是人與自然世界、社會世界、主觀世界的統一關系。所以，“交往合理性行為”這一概念比“目的理性行為”在揭示社會歷史本質時，更具有合理性。

從哈貝馬斯的相關論述中，我們可以大致地將交往理性的特點概括為：語言性（準確地說應是語用性）、互主體性與程序性。

交往理性與交往實踐觀概述

(一)交往合理性是交往行為理論的理論旨趣

交往行為理論是當代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構建的社會批判理論,它是在普遍語用學和理想話語環境的前提性建構下,在“生活世界”實現毫無強制、毫無壓力的“諒解”和“一致”,以改善或避免“生活世界”殖民化,實現交往的合理性。這種交往合理性的提出,其目的是重構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社會結構理論(這里的社會結構是指整個社會的基本結構,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以及其它各種社會關系),并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在批判的同時提出建構性的“處方”,哈貝馬斯試圖用勞動和相互關系代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用系統和生活世界代替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哈貝馬斯認為由啟蒙帶來的理性在完成科技進步的使命后,逐步侵入私人空間,使人越來越機械化、程序化,理性已成為控制和操縱人的工具理性。但他沒有像后現代主義哲學家那樣對理性進行無情的消解,而是在交往行為和生活世界的視域內,在交往范式的基礎上,構筑以交往理性為旨趣的交往行為理論。

(二)交往實踐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視域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科學的存在之思。因而,面對全球性發展的總趨勢,交往實踐問題必然成為馬克思主義當代視域的主題。

所謂馬克思主義當代視域,既指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由一系列理論、原則和意識指向構成的獨特的世界觀,也指這一世界觀在當代的發展。就前者而言,其內容十分廣博,正如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一書中所指出的:“馬克思在對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的基礎上對后工業社會某些特征的‘驚人的預測’;在批判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基礎上對‘否定性辯證法’的弘揚,在對異化社會批判的基礎上進而對屬人世界的闡述;對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和‘全球化’的分析;對于整個歷史、思維辯證法的揭示;對于人類自由王國之旅的操勞過度等等。但是,貫穿這一切的核心觀念,不是別的,正是交往實踐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