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范文10篇

參觀魯迅故居、秋瑾故居活動總結

游先烈故居憶革命情懷樹民族文化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這個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生命機體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份。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有吸納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爭，有滲透又有抵御。人的個體生命是有限的，而革命先烈的精神是無限的，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一種精神，沒有一種自己的文化，那這個民族是注定要失敗的，而前人精神將是我們民族振興的最具價值的資源。

活動目的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3周年，我局組織全體黨員到紹興，參觀了中國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的故居和我國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秋瑾的故居。這次黨日活動，通過實地參觀，結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定對黨的信念，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同時增強了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從而更好地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激勵我局廣大黨員和干部群眾，發揚傳統，開拓進取，為推進我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我區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努力奮斗。

活動經過

敬愛的黨組織:

**月**日，我們小組組織前去參觀了故居以及**五大會址，真實的感受了那個年代的環境，感觸頗深。在中學歷史中，我們學習20世紀20年代這段歷史時就講到了不少歷史人物以及相關史實，像、、夏明翰、蔡和森及陳潭秋等一批革命分子，但當時并未形成什么感性認識，只能憑借書上僅有的幾張圖片和結合文字想象他們為革命事業所做的貢獻和犧牲。今天，我如此近距離的走近了他們。

**五大會址紀念館展出的基本陳列有《中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歷史陳列》、《陳潭秋在武漢》；復原陳列有**五大開幕式會場、陳潭秋、徐全直夫婦臥室，學校的教室和傳達室等。與前四次代表大會相比，“五大”是一次半公開舉行的黨代會。從五大開幕式會場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臺簽，了解到參加五大的有、蔡和森、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等，甚至還有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本次大會。**五大是在集團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后半個月，武漢集團日趨反動，中國革命處于危急關頭的背景下召開的。**五大雖沒能完成從危難中挽救革命的使命，但卻是幼年中國**探索中國革命道路艱難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公務員之家:

據了解目前**“五大”會址紀念館征集到的文物珍品有117件。歷史資料800多份，還有一批圖書資料，每一件都來之不易，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在這里我們通過一件件的歷史文物以及相關補充介紹，了解了那個年代的他們為了革命的勝利所做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和犧牲，沒有他們，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今天的我們的幸福生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們，感謝你們！

通過此次參觀，我更懂得了自己肩上的重任。站在新世紀，作為一名在校大學生，我和我的同學們等組成的青年一代，是這個世紀的建設者，當我們踏出校園的時候，就是為祖國的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時候。我們，應該學學老一輩的中國***戰士，在中國**的領導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同心同德，艱苦奮斗，為譜寫中國社會主義的新篇章而持續不斷的努力！

浙江紹興是著名的“名人之市，歷史之鄉”，擁有眾多令人流連忘返的歷史文化旅游資源，就目前的紹興旅游而言，魯迅故居的影響力最為顯著。對比2019年紹興國慶7天游客接待數據，魯迅故居游客量最高一天超過36000人次，魯迅故居和沈園景區共接待游客22.4萬人次[1]，足以看出“魯迅文化”對紹興旅游業和當地經濟收入的重大影響。長期以來，民間一直流傳著“無魯迅，不紹興”的說法，魯迅可以說是紹興的文化靈魂，作為一張巨大的旅游名片吸引了無數的游客。保護紹興魯迅故居不僅是對古建筑的一種愛護，更作為一種無可替代的歷史文化遺產，被一代代的中國人所敬畏、感恩和尊重。名人故居是一種覆蓋面廣、類型多樣的特殊文化遺產，需要實現文化產業和旅游經濟的“雙豐收”，對名人故居的整體環境進行生態保護，并注重故居文化傳承的有效性[2]。北京梁林故居就特別注重文化生態系統的保護，保留了大量梁、林二人的生活痕跡，是名人故居文化傳承的一個典型例子[3]。魯迅是“中國的魯迅”，也是“世界的魯迅”，其文學和其他歷史成就離不開其成長的地域文化環境，而只有展現出與其生活經歷密切相關的原有環境，才能真正汲取“魯迅文化”中的精粹。

紹興魯迅故居保護利用的意義

從目前的旅游業態及形式可以看出，旅游與文化相結合發展的趨勢越發明顯，以下是針對紹興魯迅故居文化和旅游資源保護利用的重要意義。作為重要旅游資源在旅游業不斷發展的今天，名人故居已然成為民眾“文化旅游”的休閑場所[4]。魯迅故居是紹興市重要的歷史文化遺跡，它所塑造的歷史符號和深刻的文化內涵對品讀過魯迅作品的游客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讓旅游者心馳神往。要想跟隨魯迅的文筆追尋其作品中塑造的一個個經典形象，只有盡力去保護并發展紹興魯迅故居的旅游資源，才能真正地盤活“魯迅文化”經濟。保護重要的魯迅文化歷史遺址在旅游發展的過程中，保護各類旅游資源顯得尤為重要。宋丹莉提出：“旅游資源保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保護旅游資源就是保護旅游業，二是保護旅游資源就是保護生態環境、保護文化。”[5]同時學者王艷指出：“對旅游資源進行有效保護與管理，不僅有利于景區經濟效益的保持與提升，還能夠更好的保護地貌、水質、大氣以及動植物等生態資源，從而造福后代。”[6]從以上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開發旅游資源的同時做好對資源的保護工作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觀點。只有通過對紹興魯迅故居進行研究，對魯迅當時生活的社會背景和紹興當時的歷史文化進行深入剖析和理解，才能真會體現魯迅生活和魯迅文學之間的關系，才能夠理解魯迅日后的革命思想，才能在地理和文脈的傳承與結合中，去探索文化與藝術本身的魅力。作為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紹興魯迅故居擁有魯迅這樣一位一生致力于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的革命先驅，其言論、精神以及思想都是民族之瑰寶，具有顯著的教育研究價值。毛澤東曾稱贊道，“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7]可見魯迅在中國的地位和價值。魯迅的故居是最直觀、最真實、最有意義的教育材料，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和說服力，是弘揚先輩精神、傳承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是后人進行愛國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優良教材。游客可以通過參觀游覽紹興魯迅故居，切實地體驗、理解和弘揚名人精神，探索其人生成就和精神價值，這也是保護魯迅故居的一種可行性操作。名人故居是歷史的寶庫，其意義遠遠超出傳統美學下的風景建筑，名人故居承載并涵蓋著中華民族的光榮和自豪，是國人極其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素材，是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替代不了的。

紹興魯迅故居旅游開發保護面臨的挑戰

缺乏文化內涵的整合人們熟知魯迅并且愿意來參觀魯迅故居，主要是因為魯迅先生的文學思想和革命思想，大多數人是從中小學課文開始認識魯迅先生的，人們希望可以從魯迅少年時期居住的地方找到些記憶中的痕跡，能從故居中尋得魯迅先生創作的源泉。因此紹興魯迅故居要把小說、散文中讓讀者們記憶猶新的情節、傳統、文化元素生動地展現出來，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游客，這也是對故居最好的保護。但就目前的表現情況來看，紹興魯迅故居的文化元素仍然只停留于表面。雖然故居里有根據小說情節建造的咸亨酒館、孔乙己、魯迅先生的畫像等，但建筑并不能完全體現出其文化內涵，所有的建筑沒有“魯鎮文化”的支撐就顯得沒有靈魂，游客來此游玩并不能完全感受到魯迅先生筆下的“魯鎮”，雖然可以看到建筑雕塑，但游客記憶中和魯迅文中魯鎮的文化、傳統、習俗已消失不見。因此，若紹興魯迅故居希望得到更好的發展，勢必要倡導景區周圍原住居民撿起丟掉的文化傳統，結合魯迅先生筆下對其美好童年的構思，讓游客體驗到魯鎮文化，這樣不僅能使魯迅故居本身得到更好的保護，還可以保護承載名人文化的周邊環境，以保持整體文化環境的完整性。

文廣宣傳力度不足

當今世界，旅游業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朝陽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的龍頭。*年世界旅游總收入已相當于全球GDP的10%。近年來，我國國內旅游資源的開發也如雨后春筍般迅猛發展，各級政府對旅游業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并取得了顯著成效。

聊城市東昌府區的姜堤村是一個只有100多人的小村，近年來該村充分利用靠近城郊的優勢，把全村300畝農田改造為集生態觀光、民俗娛樂為一體的"生態觀光園"，年純收入達300多萬元。就我市而言，*年，淄川區實現旅游總收入5.2億元，臨淄區實現旅游總收入3.5億元，博山區實現旅游總收入2億元，我縣的馬踏湖風景區旅游總收入也達到3000萬元。淄博市計劃2010年全市旅游總收入達到234億元，相當于全市GDP的9.8%。

*年，縣委、縣政府決定將旅游業納入縣財源建設的發展重點。面對這種時代大趨勢，為加快*文化旅游業的發展步伐，縣政協將漁洋文化旅游業發展現狀及對策的調查列入今年的工作計劃，組成調研組，在尹德喜主席的帶領下，歷時一個月的時間先后深入到新城、起鳳、田莊等鎮和周邊有關區縣進行了實地考察和座談，廣泛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并就如何充分發揮文化資源優勢，加快*文化旅游業開發進行了探討。

一、豐厚燦爛的歷史文化資源，為*開發文化旅游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條件

*歷史悠久，文化遺存豐富，是文物大縣。特別是省級歷史文化名鎮--新城，是一代詩宗、清初詩壇領袖、"神韻說"的倡導人王漁洋的故里，該城雖經歷了700多年歷史的風雨洗滌，至今仍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除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四世宮保坊、忠勤祠外，極具保護開發價值，亟需開發的主要是王漁洋故居。該故居位于新城西南角，總占地24畝，其中包括王漁洋祠、牡丹祠等清代建筑64間，是我國北方不可多得的按民族傳統設計建造的明清北方古建筑群，也是我縣不可多得的以人文景觀為主發展文化旅游業的珍貴遺產。新城王氏家族從明朝中葉到清朝中葉的300多年，從一個無立錐之地的貧寒之家，發展為橫跨明清兩朝，名揚大江南北的世家大族，科甲蟬連，名臣滿門，詩家輩出，成為"江北青箱"。蜚聲清代文壇的一代詩宗王漁洋，更為這個家族留下了永遠的光輝。新城王氏家族獨特的家族精神，以及這個家族所留存下來的四世宮保坊、忠勤祠、漁洋故居、漁洋祠、清音堂等優秀建筑群與王漁洋博大精深的詩文著述、文學思想、潔己愛民的卓著政績，共同構成了獨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漁洋文化。此外，新城的戲馬臺遺址、北極閣遺址、徐夜故居、米脂祠、耿家大院，高樓華嚴寺，馬踏湖會城遺址、冰山遺址、五賢祠及索鎮的云濤古跡、爐姑苑也是我縣發展文化旅游業的重要資源。以漁洋文化為主的新城古城游和馬踏湖風景區自然觀光游已成為*發展文化旅游業的兩大重點品牌。

二、我縣漁洋文化旅游業開發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基本情況

建設*旅游文化大州和原生態民族文化國際旅游目的地是中共*州委、州人民政府提出來的奮斗目標。她是對*州情深刻分析研究的科學決策，是對*州經濟社會發展的準確定位，也是*州產業結構調整的努力方向。這一決策代表了全州各族人民的發展愿望，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時代心聲，凝聚了人民群眾的創造智慧和變革力量。在全州各族人民的努力下，近年來*州旅游文化的建設取得了較快發展，全州旅游知名度和吸引力快速提升，凱里市還獲得了“中國優秀旅游城市”的稱號。2007年，*州成功地舉辦了第一屆中國?貴州?凱里原生態民族文化藝術節，全年旅游人數達到845萬人次，實現旅游總收入60.7億元，增長27﹪。這些都是令人欣慰和振奮的。旅游文化大州的建設雖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但是，旅游專家和中外游客對*州旅游業的發展總的印象和評價依然是：*旅游總體資源雖然特色鮮明，但居處分散，體量較小，內容單薄，同質性強，旅游產品少，仍處于旅游欠發達欠開發的初級階段。“旅游文化大州”的恢宏景象依然千呼萬喚未出來。

當代旅游學告訴我們，旅游的核心競爭力在于文化，文化是旅游發展的“靈魂”和“根脈”。“旅游文化大州”目前還“大”不起來，從文化資源的挖掘、整合、提升、宣傳、利用上來看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存在的問題

（一）歷史文化資源整合不夠。歷史文化是一種高品位、高檔次的旅游資源。*州的歷史文化資源如今卻幾乎還沉睡未醒。如：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教育家、文學家王陽明，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詩人、明代工部尚書孫應鰲，南明大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的“中湘王”何騰蛟，任過云貴總督的徐之銘、譚鈞培，一品名將羅大春、朱洪章，光緒戊戌科狀元夏同龢，農民起義領袖吳勉、林寬、張秀眉、姜應芳，革命家龍大道、周達文，高級將領楊至成上將、王天培上將、李世榮軍長、吳紹周中將、張卓中將等等，文學藝術家吳文彩、龍紹訥、張畢來、任虹等，科學家周恭壽、周昌壽、樂嘉藻、樂森璕、龍咸靈、潘維儔等等。據粗略統計，僅明清時代的副將、總兵、提督、巡撫、總督就不下30余人，進士約100人。以上歷史人物中，除了夏同龢、龍大道、周達文、楊至成等得到一定的挖掘利用外，其余的都“沉睡未醒”，死礦一堆。更別說還有紅軍革命文化、“錦屏文書”等一大批極具旅游開發價值的文化遺產了。

（二）博物館類文化設施不足。*州的博物館、紀念館、名人故居等文化設施卻非常滯后，全州僅有各類館舍近10個，形成不了規模和體系。而且不少館藏資源貧乏，內容單薄，形式雷同，布展落后，科技含量低，尤其是自然類、科技類、專業類、特色類博物館偏少。*州民族博物館也不能發揮“龍頭”館的功能作用。因此，在旅游文化產業中“節”和“館”不能互相滾動配合。

近年來，在大規模城市改造和房地產開發過程中，常常涉及到一些保護性的文物建筑和近代優秀建筑，由于這些建筑的特殊性及其在地塊中的特殊位置，常常使規劃設計顧此失彼，矛盾重重。對這些建筑采取何種保護措施直接關系到規劃設計的總體布局，影響到城市改造及房地產開發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而采用建筑物整體遷移技術則可以很好的解決好這一問題：一方面通過平移可能完好無損的將建筑保存下來，另一方面，通過平移可以使整個地塊的規劃布局更趨科學合理，從而使經濟效益得到明顯提升。下面以兩個工程實例來說明建筑物整體遷移技術及其在解決上述問題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工程實例一：愚園路劉長勝故居遷移工程

劉長勝故居位于靜安區愚園路81號，是四層磚、木、混凝土混合結構房屋。房屋始建于1916年，是劉長勝1946年在上海時的寓所，也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秘密機關所在地。1991年公布為上海市革命紀念地點。房屋東西長14.6m,南北長14.69m，占地面積約200平方米,建筑面積約800平方米，總重約1000噸。

由于要在該地段建造九百城市廣場，而故居正處于規劃位置的一角，如不將其遷移，不但影響到九百廣場的建筑面積和綜合效益，且保留下來的故居由于與九百廣場太近，其歷史價值也無法得到充分的挖掘。有關方面經反復論證后，決定采用建筑物平移技術將故居遷出原址，從而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該工程于2001年4月開工，于2002年3月底結束，累計平移79.5米，抬升45cm。

目前，九百城市廣場主體已經完成，遷移到位的劉長勝故居也已大修改造完畢，重新裝修后擬作為黨史紀念館對中外游人開放。

國際博物館日

冷冷熱熱

與不在少數的名人故居及行業博物館一樣，這個名人故居平日也是門庭冷落。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上海博物館、上海科技館、中共一大會址、上海美術館等博物館、紀念館卻一派紅紅火火的景象。

今年，上海的博物館、紀念館已逾百家，去年參觀人次達1000萬。行業博物館蓬勃發展，對名人故居的保護意識也大大增強，各區紛紛為名人故居掛牌。但是，這些博物館、紀念館、名人故居現狀卻冷熱不均、喜憂參半。不少行業博物館、名人故居平日難得有觀眾上門，基本處于半歇業狀態。畫家李先生住在魯迅故居旁，他說，那故居平日大門緊閉，偶爾有參觀者來，不得不把門敲得山響，或大聲喊，才會有人來開門。

躲躲藏藏

門難找，門難進，是一大通病。銀行博物館高居金融大廈7樓，門禁森嚴。即使記者去采訪，也要提前預約，到達那里還被要求詳細登記才獲準進入；一周只有一天向公眾開放。不少行業博物館的選址存在先天不足，難以面向公眾，如上海音樂學院內部的東方樂器博物館，雖然藏有29個國家的200多種樂器，但是深處學校內部，鮮為人知。上海民族樂器博物館位于閔行區七莘路上海民族樂器一廠內，陳列場地200多平方米，從1986年10月開館以來，只接待了參觀者1萬余人次。著名的上海監獄博物館，建在提籃橋監獄大墻內，戒備森嚴，只接待團隊預約。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化大眾旅游迅速普及于世界各地。大眾旅游時代的到來，使旅游日益成為現代人類社會主要的休閑方式和社會經濟活動，旅游業以其強勁的勢頭而成為經濟產業中最具活力的“朝陽產業”。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生活壓力的增加，機械化生活方式的形成，人們在精神享受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旅游是放松精神與增長知識的最佳途徑，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旅游，從而促進了旅游業的蓬勃發展。

全省“十一五”旅游目的地體系建設總體規劃出籠，“大成都旅游區”建設將成為重中之重。我省旅游資源豐富,如不見自然纖塵、純凈的“童話世界”九寨溝，樂山大佛，巍峨、秀麗、古老、神奇的峨眉山等響譽國內外的休閑旅游勝地。距成都僅2小時車程的資陽市樂至縣，擁有良好的人文地理環境和方便快捷的交通等優勢，享有“川中丘陵明珠”的美譽。

一、環境優美、交通便捷

“川中丘陵明珠”——樂至，地處沱、涪二江的分水脊上。東接遂寧市安居區，南界資陽市安岳縣、雁江區，西連簡陽市，北鄰成都市金堂縣、德陽市中江縣、遂寧市大英縣，東西相距約46km，南北相距約65km。國道318、319線交匯于縣城，連接著成、渝、內、遂等大中城市，距成都106km。

樂至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種豐富，草木繁茂，縣境森林覆蓋高達32.6%，是全國最早的綠化先進縣，造林百佳縣、首批長防工程達標縣。年平均氣溫17℃，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四季分明，氣候宜人。優美的環境，最宜人居人游。

二、人文資源、名勝古跡

摘要：江淮地區的建筑風格簡樸自然，與濃厚的宗族文化在建筑空間中相互融合與映射。清代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的末期，古代建筑與思想觀念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較完整的保存與體現。通過對比和分析著重探討了江淮地區典型民居——李鴻章故居的建筑結構與裝飾細部，力求分析其建筑特點與當時的宗教文化的關系。李鴻章故居作為皖江典型民居充分體現了清代合肥地區以與佛道相容的儒教文化為思想主流。

關鍵詞：清代建筑；建筑空間；江淮民居；裝飾文化；宗族文化

一、前言

中國傳統建筑歷史悠久，無論是建筑技藝還是藝術裝飾都有極高的造詣。筆者希望從身邊入手，親自考察了解和研究中國傳統建筑的藝術造詣。因此，此次選題以合肥的民居典范——李鴻章故居作為考察和研究對象，探討其建筑格局以及與當時宗教文化的關系。

二、合肥清代建筑以及宗教影響

本文主要討論對象為合肥及江淮一帶的清代建筑，在考察中發現該地區有不少清代民間建筑。因此列舉一二，作為對照案例展開分析。第一個是同樣位于合肥周邊的清代民居建筑——肥西縣的三河鎮楊振寧舊居。該舊居位于三河古鎮的南街古巷內，原址是一個老藥鋪。整個建筑前后五進，擁有一座庭院，呈現出明清時期宅院典型的磚木結構。在空間布局上，呈現出“天井-院落-過堂-天井”的中心軸對稱結構，內部由抬梁式和穿斗式結構構成。建筑的外立面由青瓦和灰磚組建，馬頭墻微微出挑構成線腳。柱子和梁架等屋體結構刷有朱漆。窗上裝飾圖案主要有梅花和冰凌花，體現出主人對堅韌不拔、堅貞氣節、奮勇開拓的品性追求。第二個是潛山宗祠建筑——楊氏宗祠。該建筑建于清初，坐西朝東，背靠青山，面臨水系[1]，主要包括古戲樓、明倫堂和寢堂，戲樓前兩側有觀戲用的廂廊。整個建筑為三進兩廂結構，材料構成為灰瓦、青磚，粉墻也是典型的安徽傳統建筑風格。另外，作為宗祠建筑，它也是民間禮制類公共建筑，隱藏在建筑中的木雕和彩繪都蘊含了地域性的歷史文化內涵和寄托情意的宗族德育文化。從該建筑的豐富裝飾中可以得知，儒、釋、道三教文化都被雜糅進建筑裝飾中，包含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體現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民間信仰。上述建筑，一個是民居，建筑結構體現家國禮制傳統，建筑中的裝飾體現屋主個人的精神追求；另一個是宗祠建筑，是宗族集體聚會的公共建筑，在功能空間上雖然體量不突出，但是在結構和裝飾上反映出一種集體的文化追求，包括結合儒道佛三教的宗教元素以求吉祥順遂，映射出人們的社會文化心理。可以看出，合肥以及江淮一帶人民，在當時的社會思想環境中，生活在敬宗收族、秩序井然、等級嚴明有度的規制格局下，這也正反映了當時社會奉行的儒家禮制原則[2]。從安徽地區宗教發展的歷史來看，該地區如同整個國家一樣，主要受儒教、佛教和道教三教文化的影響，到清代宗教文化都趨于圓熟[3]。近代時期，佛教、道教等傳統宗教在社會發展中逐漸世俗化，宗教教義在民居生活中不再強烈展現，更多的是與儒家倫理觀念相融合，體現在建筑格局當中。在裝飾要素上，民居會取更為簡化質樸的元素來裝飾家居，而宗教繁復華麗的裝飾只用在宗教寺院中。合肥作為皖中地區，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江淮一帶的天井式和院落式民居建筑更是從建筑的尺度大小、軸線對稱和群體序列上都反映出人們對宗族社會的尊重，百姓生活秩序感強，家族等級森嚴，社會環境被宗法禮制明確地界定著。

本文作者：鄭敬東工作單位：重慶工商大學

抗戰文化資源的類別在中華民族長達8年的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戰爭中，自1937年底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起，扼長江三峽天險的山城重慶就正式成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首都。許多國家的使節、各群眾團體領袖和各界知名人士相繼來此，先后有200多家工廠和31所大專院校遷入，反法西斯同盟中國戰區統帥部也設置于此。這樣，戰時的重慶不僅成為全國的戰略大后方，是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同時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遠東的指揮中心。湖北恩施地區因地處陪都重慶的戰略前沿，也成為一片抗戰的熱土地。（1）大后方抗戰文化資源大后方抗戰文化資源主要有：一是抗戰文學藝術資源。作為抗戰戰略大后方的重慶文學文藝，自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起就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重慶的抗戰文化，以抗日救亡為基本主題。在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關頭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田漢、夏衍、陽翰笙、崔嵬、吳祖光、馬思聰、賀綠汀等一大批文化人來到重慶，在南方局和同志的領導下，用飽蘸愛國熱情的筆寫出了一大批思想性強、藝術質量高的戲劇、小說、詩歌、電影、散文、美術、音樂等文藝作品。二是大后方抗戰文化的實物載體資源，如國泰大戲院、重慶抗建堂、中國西部科學院、西部博物館、育才學校、勉仁書院、中山文化教育館、“民主之家”特園（中國派歷史陳列館）、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舊址（沙坪壩區抗戰教育博物館）、湖北省教育學院舊址、宜昌抗戰大撤退紀念碑等遺址。（2）陪都抗戰文化資源二戰時期，重慶作為戰時中國的陪都和盟軍遠東反法西斯指揮中心而蜚聲海內外。其抗戰文化資源，一類是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機關舊址：中華民國政府辦公舊址、行政院舊址、立法院和司法院舊址、考試院舊址、監察院舊址、國民參政會舊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舊址、軍事委員會禮堂舊址，恩施的國民黨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等。一類是名人舊居：抗戰時期的重慶，黨、政、軍、學、商等各界名人云集于此，留下了眾多的工作和居住地，被保存至今的多達幾十處，如林森別墅“林園”、孔祥熙官邸“孔園”、何應欽舊居、陳立夫和陳果夫別墅、宋子文公館、張治中私邸、宋慶齡舊居、白崇禧舊居、楊森公館、陳城舊居、戴笠公館、馮玉祥舊居、何香凝和廖承志故居、郭沫若故居、茅盾舊居、老舍故居、臧克家舊居、梁實秋舊居、晏陽初舊居等。還有一類是抗戰遺址：如“宜昌會戰”、“鄂西會戰”、恩施的中山公園、復楚亭、陳誠公館、忠烈祠、辭修會堂、空軍招待所、恩施機場舊址等，重慶的“六•五”大隧道慘案遺址、精神堡壘、抗戰勝利紀功碑、跳傘塔、蘇軍烈士墓、張自忠將軍墓、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舊址、戰時兒童保育會舊址、九龍坡機場舊址、白市驛機場舊址、珊瑚壩機場舊址、中壩機場舊址、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官邸“云岫樓”、宋美齡別墅“松廳”、美國特使馬歇爾舊居“草亭”、美國軍事顧問團所住地蓮青樓、孔二小姐的別墅“孔園”、何應欽別墅松籟園、松籟閣黃山小學、炮臺山、周至柔舊居、侍從室、望江亭、防空洞、侍衛室、發電房等）、重慶抗戰遺址公園（高公館、李根固舊居、劉湘公館、國民參議院舊址、交通銀行學校舊址）、空軍抗戰紀念園等。（3）國際抗戰文化資源抗戰時期，有30多個國家在重慶設有使館或通訊機關，如蘇聯大使館和塔斯社舊址、美國大使館舊址、英國大使館舊址、土耳其大使館舊址、澳大利亞大使館舊址、法國領事館舊址、加拿大使館舊址等。還有重慶史迪威博物館、陳納德與重慶飛虎隊援華事跡展覽館、庫里申科烈士墓、鵝嶺蘇軍烈士墓、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陳列館、羅斯福圖書館舊址、馬歇爾寓所舊址、中美合作所氣象臺舊址等。

1．資源存量巨大在中華民族近百年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進程中，三峽地區積淀下來的紅色文化與抗戰文化資源的存量相對是十分浩繁而巨大的。從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到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特別是在中華民族反擊日本法西斯的八年抗戰中，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勇赴國難，敢于擔當，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教育、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苦苦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后繼、在長江三峽地區和中華大地上留下了一個個振聾發聵的英雄主義傳奇故事，奏響了一曲曲氣壯山河的愛國主義精彩樂章，譜寫了一篇篇足以驚天地而又泣鬼神的輝煌業績。僅以曾經在渣滓洞白公館囚禁或慘遭殺害的300多名革命志士為例：無論是聲威顯赫的愛國名將葉挺、楊虎城、黃顯生，還是中共地方領導人羅世文、車耀先、許曉軒；無論是巾幗英雄江竹均、張露萍，還是愛國青年陳然、王樸；無論是大智若愚的“瘋老頭”華子梁，還是與特務周旋機靈天真的“小蘿卜頭”，幾乎每一個人都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幾乎每一個人都為我們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2．資源知名度高長江三峽地區積淀下來的紅色文化與抗戰文化資源的存量不僅是十分浩繁而巨大的，同時這些資源還曾在全國乃至全球歷史上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且具有極高的知名度。例如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因國民政府遷都于此而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成為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同時也是世界法西斯同盟國遠東戰區的軍事指揮中心。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中，重慶人民承受了五年零六個月人類歷史上最慘絕人寰的大轟炸，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為此，重慶一躍而為與莫斯科、倫敦、華盛頓齊名的世界四大反法西斯英雄城市，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也曾向英雄的重慶人民發出過致敬信。直到現在，在聯合國總部的中國版圖上重慶仍是標出的四個大城市之一。又如以“革命軍中馬前卒”名義撰寫的被譽為“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革命軍》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鄒容，以其先進的思想、犀利的文筆、磅礴的氣勢發出震撼社會的雷霆之聲，該書出版發行數百萬冊，風行海內外，成為動員全國人民起來終結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中華共和國的戰斗號角。再如1946年大義凜然飛赴重慶與開展的國共談判，在重慶堅持抗戰8年，劉鄧大軍解放重慶等事件，無一不在我國的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3．資源形態多樣三峽地區近百年積淀下來的極為厚重和豐富的紅色文化與抗戰文化資源，在表現和存在的形態上也是千姿百態、異彩紛呈的。這其中包括數量巨大的政治外交重要場所遺址：中華民國政府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禮堂、國民參政會、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即紅巖村13號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特園康莊。蘇聯大使館和塔斯社、美國大使館、英國大使館、土耳其大使館、澳大利亞大使館、法國領事館、加拿大使館、韓國臨時政府（市中區蓮花池）等30多個國家在華機關。大量的名人舊居遺址：楊滄白故居、趙世炎故居、楊闇公和楊尚昆故居、故居、聶榮臻故居、陳獨秀舊居、周公館、林森別墅“林園”、云岫樓、宋美玲松廳、孔祥熙官邸“孔園”、陳立夫和陳果夫別墅、馬歇爾寓所、宋子文公館、張治中私邸、宋慶齡舊居、白崇禧舊居、楊森公館、陳城舊居、戴笠公館、馮玉祥舊居、何香凝和廖承志故居、郭沫若故居、茅盾舊居、老舍故居、臧克家舊居、梁實秋舊居、晏陽初舊居、徐悲鴻舊居、傅抱石舊居等近百處。大量的抗戰遺址：宜昌會戰、鄂西會戰、宜昌大撤退、“六•五”大隧道慘案、抗戰勝利紀念碑、跳傘塔、蘇軍烈士墓、張自忠將軍墓，庫里申科烈士墓、空軍抗戰紀念園、中國民主同盟總部、戰時兒童保育會舊址、國泰大戲院、抗建堂、九龍坡機場、白市驛機場、珊瑚壩機場、中壩機場、恩施飛機場等。大量的抗戰文獻檔案遺跡：除陪都期間發行的中央日報、新華日報、掃蕩報等140多種報紙、數百種雜志刊物文獻和國共兩黨的大量檔案資料外，僅文學藝術作品就汗牛充棟、難以計數。據不完全統計，當時演出的重要劇目有田漢、陳鯉庭、崔嵬編導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陽翰笙的《塞上風云》、《天國春秋》，曹禺的《雷雨》、《日出》、《蛻變》、《北京人》、《原野》，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膽》，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田漢的《梅雨》，老舍的《殘霧》，宋之的《霧重慶》，于伶的《長夜人》，陳白塵的《歲寒圖》、《升官圖》，夏衍的《芳草天涯》、《法西斯細菌》等。攝制了一批優秀的愛國影片《保衛家鄉》、《中華兒女》、《東亞之光》、《孤城喋血》、《勝利進行曲》、《長空萬里》、《青年中國》、《日本間諜》、《還我故鄉》等16部故事片和一批反映抗戰的紀錄片。另以抗戰時寓居北碚的文化名人為例，就寫出了數以千計的文藝作品，主要有：長篇抗戰小說11部，其中包括老舍的《四世同堂》、《火葬》，靳以的《前夕》和路翎的《財主的兒女們》、《饑餓的郭素娥》等；短篇小說、散文詩集53部，多幕和獨幕劇43個，其中有洪深的《包得行》、《雞鳴早看天》，老舍的《張自忠》，老舍與趙清閣等合作的《桃李春風》、《王老虎》，夏衍的《水鄉吟》等；電影10部，其中有陽翰笙的《塞上風云》、《草莽英雄》，夏衍的《復活》，孫瑜的《春到人間》、《火的洗禮》等；文論專著23部；其中有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侯外廬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雅舍小品》，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論》等；至于散見于各種報刊雜志上的詩詞歌賦及散文無法統計。代表性的有：陶行知的散文和詩歌，他一生留下千余首詩，在北碚創作的占三分之一；馮玉祥曾長住在縉云山作詩繪畫，為國募捐；郭沫若在北碚寫有20多首詩；胡風、艾青都在北碚寫有詩文。此外，重慶談判期間圍繞《沁園春•雪》所形成的詩歌唱和運動，也為抗戰文學畫上輝煌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