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性范文10篇

所謂工具理性，就是通過實踐的途徑確認工具（手段）的有用性，從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為人的某種功利的實現服務。工具理性是通過精確計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達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種以工具崇拜和技術主義為生存目標的價值觀,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說“效率理性”。

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功利性和追求效益最大化。為了使功用或效益達到最大，工具理性行為總是努力權衡利弊，合理地設計行動目標，選擇最佳途徑和最佳手段，以盡量少的投入求得盡量多的產出。現實性和實用性。工具理性始終堅持以客觀事物的內在聯系和發展變化的規律性作為人民行動的指導。獨立性與進取性，工具理性推崇自由與獨立，從實際出發，不迷信、不盲從任何權威。從上面可以看出，工具理性是一種功能理性，體現了人們對事物功用性的需求，講究效率優先性，通過最小的投入達到最大的效用。由于工具理性已經滲透到了整個社會體系中，那么毫無疑問，在社會規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法律規范中，也存在著工具理性。從宏觀上來講，法律作為國家意志的一種體現，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打上了工具理性的烙印。

按照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國家的產生是人們為了擺脫自然狀態，尋求和平與安全的有力保障，就把原本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的原則和方式的契約，運用到社會，通過訂立社會契約，放棄自己的自然權利，把它轉讓給一個人或由一些人組成的團體而形成的一種人的集合。從微觀上來講，工具理性十分注重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它表現為在一個社會里，摒棄了人治而推崇法治，人們服從同樣的法律制度，保證了整個社會的有序發展。從這一點來講，在行政法中工具理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工具理性不是萬能的，在現代社會中，行政法的工具理性也受到了各種各樣的質疑，最為典型的就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沖突。

極端的工具理性是一種功利性的思維，滿足于當前的利益，徹底忽略了所謂的價值理性，人們完全按照工具合理性來行動，價值不再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這與我們所提倡的從合法行政轉向合理行政是格格不入的。工具理性是啟蒙精神、科學技術和理性自身演變和發展的結果，然而，隨著工具理性的極大膨脹，在追求效率和實施技術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為統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因為啟蒙理性的發展高揚了工具理性，以至于出現了工具理性霸權，從而使得工具理性變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也就是說，西方啟蒙運動以來一直被提倡的理性蛻變成了一種統治奴役人的工具。說到底，工具理性是為價值理性服務的，二者是一對不可割裂的孿生姐妹。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對工具理性的過度追求，日益引起人們的反思。

這也即是當代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沖突。在中國，這一沖突顯得尤為突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為取向的政治經濟體制所解決的主要是效率問題,而不是公平問題,而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公平特別是財富分配的公平,即社會公平成為比較突出的問題。高效率的行政活動具有穩定社會經濟的作用，并能克服官僚主義“拖拉扯皮”的弊端。但是如果公共政策片面追求效率，則往往會侵犯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因此，行政主體進行決策時，必須做出權衡，在公平與效率的價值上不能千篇一律，而應該根據公共政策特有的背景、情勢以及輕重緩急來定奪。

一個國家的公共行政價值目標，在其國家經濟落后或者當公共政策對公眾權益影響較小時，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當國家經濟發達或者公共政策對公眾權益影響較大時，則應當以公平為主，兼顧效率。通常認為，現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平應當是達到效率目標的公平，現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效率應當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效率。總而言之，公共政策以維護社會公平為其基本目標，但同時也應該注重效率。一味將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的觀點和做法都有害于公共政策的選擇和推行。正確的做法是采用合理的機制，達成公共政策選擇上公平與效率的統一。這就對我們的行政法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結論：工具理性是建立在經驗預測的基礎之上，權衡利弊，通過理智的精確計算和邏輯，采取技術化、形式化、程序化的最有效手段和方式，最大限度地達到既定目的。作為人類理性的表現形式之一，本身是中立的。倡導工具理性的同時堅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結合，在當代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開明宗義地指出:“小學語文是義務教育中的一門重要的基礎學科，不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強的思想性。教學這門學科，對于學生學習其他各門學科，獲取新的知識；對于貫徹教育方針，促進學生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發展，培養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對于提高民族素質，都有著重要的意義。”這段話，地于語文的性質，語文教學的主要目的、任務，以及教學的意義，說得夠明白不過了。按照時圣陶先生的說法:“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把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就叫語文。”這樣看來，語文京是語言文字，就是工具。語文教學，首先是語言文字教學，教學生學會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掌握學習和工作的這門基礎工具，具有讀、寫、聽、說的能力。而在教學過程中，要發散發學生智力，培養社會主義道德情操，進行思想教育和審美教育，將思想政治教育滲透于語文教學的過程之中。

但是，在語文教學實踐中，較普遍的現象是未能將著力點放在基礎工具上，語言文字教學上，因而成了提高語文教學效率的一大因擾。理在，我們已認識到小學語文教學必須對學生進行語言文字的訓練。但光有認識還不夠，我們在教學實踐中還必須加強語言文字教學。語文教學如何回歸到它的工具性，基礎性上來，如何從課文內容分析模式回歸到從語言教學為主這方面來?這是一個很值得深人探討的難題。以下就談談個人的幾點淺見。

一、應是教學觀念上要真正轉變、更新

我們要認識到語文學科是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因此語文教學還負有向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發展智力，培訓良好的學習習慣等任務；其他學科也有這些任務，是各學科共有的任務。“特有任務”和“共有任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教學過程中，二者關系處理得當有利于加強語言文字的訓練；要敢于擺脫困擾教學效率提高的以灌輸為主的課文內容分析主紅，精講巧練，講練評結合，著為于語言文字教學的新模式，新模式的建立其目標應在于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使學生能更快更好地掌握語文工具。必須真正地切實地把語言文字教學和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的培養訓練有機結合起來并落到實處。

二、要研究和梳理語言文字教學的基本內容，探索和總結語文教學的基本規律

布魯姆強調，基礎教學的任何學科，基礎知識是重要的教學目標。語言基礎知識兇括教學大綱所規定的字詞的音、形、義、標點符號，詞法和句法即漢語語言的構造形式及其規律，修辭和語言邏輯等。掌握這些知識的目的在于更自覺更熟練地運用語言這一工具。所以，語言基礎知識教學不能單純的孤立的機械地進行，只有充分利用課文—活的語言環境進行教學，才有可能使學生牢固掌握語言基礎知識和形成語言能力。融，只能令學生討厭，引導學生鉆進死胡同。

摘要：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人們越來越重視英語學習能力和語言應用水平，個性化智能工具也在各行各業中得到了廣泛運用。這些智能設備是以數字信息為基礎進行分析、判斷和決策處理的。因此，對英語教學而言也提出了新要求。為了更好地滿足教師和學生學習需求與提高其綜合應用能力以及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等，需要考慮個性化測評技術在其中發揮著的重要作用。本文闡述了英語測評的現狀，以及個性化智能的功能結構，并提出個性化智能工具測評英語的作用和其功能在英語中的應用，以輔助教學中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并為優化英語測評提供一些參考。

關鍵詞：個性化；智能工具；英語測評；教學質量

測評是英語教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課程目標，提升英語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英語注重口語交際、文學色彩的一門實用性、專業性較強的語言學科。在教學過程中，要以交流應用為目標，充分利用英語測評的優勢，發現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改善英語教育結構體系。本文明確提出了我國英語測評的現狀和存在的不足之處，指出傳統模式下，教師對英語測評方式優化的迫切需求。因此，本文提出了利用個性化智能工具改善英語測評的解決方案。

一、我國英語測評模式現狀

高教學質量是教師和學生的共同追求，教學質量好壞的關鍵在于是否有高效的課堂教學，而英語測評又是檢驗課堂教學的路徑，二者緊密相連，缺一不可。測評在英語教學過程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具有促進和監督教學的作用，還有指導教學方向、診斷教學問題、改進等多項功能。通過測評，可以科學有效地幫助學生在學習中獲得自信心，認識自己的優點和不足。教師可以從測評中及時獲取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情況，根據反饋信息，進行反思并改進教學行為；學校可以根據測評結果及時直觀地了解課程是否能順利進行，然后改善教學管理中的不足。毫不夸張地講，測評就是英語教學的“陰晴表”。我國英語教學測評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仍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科學有效的測評方法和工具是目前所需要和缺乏的，測評模式單一，缺乏多樣的形式，內容雖重復卻喪失效力，且考核形式缺乏規范性。有的學校實現了結合過程性和階段性的評價模式，但是教師對課程內容中重難點的側重點不同，導致無法形成一致的規范。第二，在應試的驅使下，教師們把精力放到試題和解題戰術的研究上，學生也是天天參透英語語法知識，只為了在考試中取得優異的成績，對應用能力的測評意識薄弱。英語主要由聽、說、讀、寫這幾方面組成，內容更是涵蓋了科學、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測評也是根據這些方面設置考查點，不僅考查學生的掌握情況，還需要廣泛涉獵其他方面的知識。但是，各學期內容都相差無幾，脫離了實際生活，沒有重點考核學生的應用能力。第三，我國小學沒有獨立的測評系統，套用中高的考測評形式是其主要的或者唯一的途徑。在學習中學生總是被動地接受知識，總是被追著跑。在教師的監督下，學生的行為受限，思維得不到解放。第四，教師在運用傳統的測評模式批改學生作業時大致是標出學生的錯題，然后在課上集中進行講解。教師除了完成教學任務，還有備課、搞科研等工作，不能對每個學生的錯誤都了如指掌。以致于教師認為學生的錯誤又多又亂，好像所講知識都沒有被掌握，什么都需要再講。結果就是會的學生不愿意聽，不會的學生依然不知道自己錯在哪里，忙活一節課下來收效甚微。此外，學生沒有完成教師布置的復習作業，不能針對不會的知識再練習，最終收獲不大。教師與學生都長期在教師不停的辛苦教學，學生被動盲目學習的情境中循環。

二、英語測評體系優化的迫切性與測評的理據

一、基于工具理性的師尊分析

工具理性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是理性對價值目標的現實體現，這種體現不是以自為價值為至上追求，而是把注意力投入到實現價值目標的途徑選擇和手段完善上。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將“合理性”理解為理性，并把理性分為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兩種。韋伯認為“：所謂工具理性指的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是對實現目的所運用的手段的評估，預測由此產生的后果，并在此基礎上追求預定的目的。”基于這一工具，我們分析傳統之師為何受尊？期間為何師之不尊？當今師尊為何另類？

（一）傳統之師為何受尊中國古代敬奉“天地君親師”，“師”為“五尊”之一，教師不但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是社會道德的宣揚者，尤其是在教育場合“，師”對于“生”而言有著絕對的權威“，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可見教師尊嚴之高。那么，什么原因導致教師如此高的地位呢？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曾說過“：當我們試圖解釋一種社會現象時，必須分別研究產生該現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回答傳統之師為何如此受尊（原因），以及高度師尊給社會帶來了哪些客觀后果（功能）這兩個問題，有助于對“師尊”這一文化傳統進行更深入的認識。那么，傳統之師為何如此受尊呢？工具理性認為，某一事物是否受到尊重或珍惜，主要取決于其價值的大小，但價值的大小不是源于它本身，而是取決于它對另一事物的滿足程度。據此“，師尊”來源于社會對教師價值的認可，而教師價值大小并不在于教師自己，而是取決于教師對社會的貢獻程度。因此，分析傳統之師受尊的原因，同樣需要在“師”與師所貢獻之“道”的關系范疇中去把握。“道”是天地萬物運動的規則，在中國這個天人合一的國度里，人道遵循天道，人事的發展遵循天道的規則，并以“禮”的形式表現出來“，道”作為最高的社會規范和行為標準，對于社會秩序的形成與維持具有根本性意義，誰掌握道，就掌握治國之策。如果能夠讓民眾普遍重道、尊道，并通過執行“禮”的方式貫徹道，則國家的安定也就有了依托，社會的秩序也就有了保障。孔子所謂“朝聞道，夕可去矣”足以體現了“道”在當時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道”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必然具有極高的地位。這一地位在科舉“有道即有仕”的捍衛下得到進一步的提升。然而，“道”的傳承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道”的獲取也是一道艱辛的旅途。正如韓愈所言“：斯吾所謂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這也就是說，周公以前，“道”的承擔者是圣君賢相，他們通過制度安排和自己的圣人形象將道鋪展在現實生活中。周公以后，道轉化為一種知識與價值，儒者成為這一知識與價值的載體“，道”需要通過儒師的論說傳述，才能得以綿延不絕。這使“師”成為“道”得以傳承的保證，彰顯了“師”在“道”的傳承中的價值。縱觀中國歷史，重道必須尊師，尊師成為重道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只有尊師，尊重“道”的傳遞者，國家才能達到化民成俗的目的，個人才能實現“學而優則仕”。同時，由于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解惑終需依賴于師才能完成，這就使師的存在與傳承有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與現實需要。當然，中國長期封閉的農業經濟也強化了“師因道而受尊”，在貧窮的農業社會，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受到文化教育，沒有文化的百姓對文化心懷敬畏之情。加上有文化的人占有大量的社會資源，使得普通民眾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并堅信“師”是識字的有文化者，比不識字的無文化人有更多的智慧，如果某人在其教師的教導下考取功名，融入上流社會，將會對教師百般感恩，因而強化對教師的敬畏和崇敬，甚至迷信教師所傳授的“道”，故“師尊”源于“道貴”。

（二）期間為何師之不尊“師”因“道”而尊。“師”之不尊，或因不重“道”，或因“師”不載“道”。當人們對教師所傳承的“道”越來越多迷茫和不信任時，人們就會臆測或否定教師的權威，進而消減教師的受尊程度。根據工具理性，重道是目的，尊師是手段。期間，批判知識，否定知識的價值，那么，作為知識載體的教師不被尊重，也是在所難免。當然，不尊重教師，并不必然導致踐踏教師。期間對教師踐踏的另一原因是對“師道尊嚴”的誤解，將“師道尊嚴”理解為教師的一種令人生畏的威嚴，在這種威嚴的威懾下，學生自然就是地位卑微、行為畏懼。由于這種理解“，師道尊嚴”成了批判教師的依據。在中載于《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4年3月署名焦育的《“師道尊嚴”必須徹底批判》一文說：“首先，搞‘師道尊嚴’的直接惡果是嚴重摧殘學生的身體健康，使師生關系嚴重對立；其次，搞‘師道尊嚴’不利于教師改造世界觀‘，師道尊嚴’本身是唯心史觀即英雄史觀在師生關系上的反映，它使教師唯我獨尊，自以為是，不能正確對待黨的領導，不能正確對待學生，不能正確對待自己，嚴重阻礙教師進步，是教師實現思想革命化的大敵之一。”此外，發表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4年5月署名哲兵的《向儒家“師道尊嚴”英勇沖殺的王充》一文說“：從孔丘開始‘，師道尊嚴’就成了一切沒落腐朽勢力在教育領域里維護其反動統治的一個‘法寶’，維護‘師道尊嚴’和反對‘師道尊嚴’的斗爭，關系著培養什么人這樣一個根本問題，是培養無頭腦的，不分是非曲直，一味迷信盲從的反動階級的馴服奴才呢？還是培養能獨立思考，明辨是非，敢于反潮流的革命者呢？這是儒法兩家倒退、保守和前進、革新的兩條政治路線的斗爭在教育中的反映。”以上兩則材料可以代表中對“師道尊嚴”的基本觀點，這種觀點將“師道尊嚴”誤解為教師權威至高無上，唯我獨尊，自以為是，教師專門培養無頭腦、不分曲直、一味迷信盲從的反動統治的馴服工具的，教師的權威嚴重摧殘學生身體健康，使師生關系嚴重對立。可見，期間對“師”之不尊源于對“道”的踐踏，同時也由于嚴重歪曲了“師道尊嚴”的原本意義，使得原本不受尊重的教師飽經凌辱。

（三）當今師之尊為何另類歷史的車輪駛入當今的社會，新的社會必然賦予歷史新的內含。當前的“師尊”不再是農業社會時期的名師大儒因“道”而受尊，更不是時期因“教師這群臭老九具有一種令人生畏的威嚴”而飽受踐踏。師尊被詮釋為當今社會對教師的尊敬和重視。那么，當前的教師具有獲得社會尊重的資格嗎？這個問題看似不正自明，因為教師對學生個體發展和社會發展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理當應該受到尊重。然而，現實和理論假設之間存在張力，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的邏輯，每一個市場主體都是理性、自利的人，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自由競爭，通過法律保證公平，追求經濟活動的高效率。在這樣一個主要靠利益粘合的社會“，有錢”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衡量成功與否的標志，錢的多寡衡量社會地位的高低，而我國教師待遇相對偏低，社會對教師賦予重任，要求教師“這群馬兒”跑，又不給“這群馬兒”草，教師因此而缺乏受尊的底氣和實力。此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教師接受社會委托，為學生提供服務，學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教師的“衣食父母”，學生與教師之間遵循互惠原則行事，在雙方合作的活動和各種交易中，力爭雙方都獲利，使得師生之間的關系成為一種互利性的服務與被服務關系，教師作為“售道”服務者，其目的在于向學生提供優質服務，并從中獲取報酬，因而喪失“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尊嚴。由于教師的收入來源單一，工資的“含金量低”，與其它行業名目繁多的各類補貼相比，更有不及。因此，教師由此而產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不平衡心理，不再堅守“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自我麻痹，放棄了原有的清高，另辟蹊徑彌補囊中羞澀，這就注定“師尊”在教師的神圣與清貧中走向另類。

二、專業化使教師走向尊嚴

【摘要】在我國管理會計的情境特征下，無論是政府導向的工具開發與應用，還是市場自發的工具導入與普及，它們在企業管理活動中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提高管理會計在企業實踐中的效率與效益。換言之，增強管理會計的目的性與有效性是管理會計工具理性的內在要求。倡導管理會計工具理性有助于拓展管理會計的功能作用，明確管理會計工具的結構性特征有助于探尋管理會計工具的指引體系。管理會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是管理會計工具的政府導向性與市場自發性相互融合的需要，也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的客觀規律之一。

【關鍵詞】管理會計；工具理性；功能結構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管理會計創新層出不窮，戰略視角的管理會計工具，如平衡計分卡、作業成本管理、經濟增加值等為企業廣泛應用。經濟新常態、“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等又將引領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進入一個大發展的轉折時期。新的機遇與挑戰擺在管理會計工作者的面前，如何結合中國的情境特征開展管理會計工具或技術方法的創新研究，提高管理會計應用的效率與效果，迫切需要對管理會計的工具理性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現行的管理會計工具往往體現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管理控制與信息支持的閉環，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匹配性不強，導致管理會計功能作用難以得到充分的發揮。強調管理會計的工具理性，合理使用管理會計工具，這是管理會計工作者價值理性的內在要求。管理會計工具理性要求企業圍繞顧客價值創造經營（CustomerValueAddedManagement，CVAM）普及和應用管理會計工具，努力實現顧客價值的最大化，并且有效應用管理會計工具，實現企業利潤與現金流的合理配置，為企業獲得有利的市場競爭優勢；同時，將股權與期權激勵機制嵌入管理會計工具的應用之中，為企業贏得一流人才；通過管理會計功能的充分發揮，將管理會計的價值理性嵌入于工具理性之中，努力創造企業價值，實現企業價值增值的最大化。研究管理會計工具理性具有積極的意義。一方面，管理會計工具理性使管理會計體系增強了目標導向性。在經濟新常態的大環境下，加強管理會計工具的開發與創新，通過概念擴展與制度建設的路徑，提升管理會計技術方法的有效性與科學性，增強管理會計工具的理論內涵與價值屬性正在成為一種“新常態”。管理會計工具作為企業管理的重要手段，其最終的管理對象往往是人，而人是有情感的，而且是代表了某些社會因素，也就是體現了組織的文化價值觀。工具理性就是要求管理會計工具的開發與應用要符合“合理性”的要求，加強管理會計的制度建設。另一方面，管理會計工具理性為現行的管理會計工具應用與普及提供了價值指引，它要求全面理解與認識管理會計工具的結構性特征與組織性特征，提高管理會計工具在實踐中的針對性與有效性。管理會計工具理性是針對企業實際活動的解決而提出的，不是“人為”的理性假設。面對企業的情境特征，工具理性所要達到的具體目標是：客觀、有序地解決管理會計中的現實問題，并體現工具“自由”發展的價值屬性，且少干擾，從而形成客觀的解決之道。換言之，管理會計工具理性強調對事物本質的理解，注重管理效率與效果的提升，這對提高管理會計的科學性與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對管理會計工具理性的認識

將“工具理性”應用于管理會計的理論與實踐之中，是提高管理會計功能作用的客觀需要。正確認識管理會計的工具理性，可以提高管理會計的效率與效益，并在企業實踐中獲得更積極的效果。

[內容]

任何一門獨立的學科之所以有別于其它學科，取決于它內在的質的規定性，即該學科的本質屬性，它不僅在理論上制約著該學科的研究對象、目的和任務，而且在實踐中也制約著該學科的教學原則、方法，以及最終的評估標準和評估結果。因此，任何一門學科的性質問題都是對該學科進行系統研究的首要問題。中小學語文學科也不例外，自1949年由“國文”、“國語”改稱“語文”而獨立設科以來，人們對語文學科性質的研究就隨之展開，但一直存有爭議。由此語文教學也走了一條并非坦直的路。在此，本人擬就語文學科性質作進一步探究。

首先，看一看語文的內涵：最早在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擬訂的《小學語文課程暫行標準》（草案）中明確地解釋為：“所謂語文，應是以北京音系為標準的普通話和照普通話寫出的語體文。”后來，有人從“語文”字面來解釋：“語”即語言；“文”則為“文字”、或“文章”、或“文學”幾說，對此，葉圣陶先生曾做過淺顯易懂的解釋：“什么叫語文，平常說的話叫口頭語言，寫到紙面上叫書面語言，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把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就叫‘語文’。”由此可見，這一解釋與最早界定的語文內涵是吻合的，也與我們現今的語文教學內容相一致，語文學科的主要內容是字、詞、句、篇，篇包括文章、文學，如語文課內選編的記敘文、詩歌、說明文、議論文、文學作品節選等。語文教學過程即以這些內容為媒介，對學生進行聽說讀寫的全面訓練。這里，聽說訓練落實了口頭語言的運用，讀寫訓練落實了書面語言的運用，聽說讀寫并重是語文教學的根本要求，聽說讀寫能力的全面培養，則是語文教學的根本任務。因此，語文教學中，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不可割裂或偏廢，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依據，后者帶動前者，二者相互制約、相互促進。

學科的內涵決定了學科教學的根本任務，而如何完成任務，完成質量如何，則首先取決于對學科性質的認識。

談到語文學科的性質，真可謂眾說紛紓有人曾統計，僅1980年－1989年間公開出版的《中小學語文教學法》專著中，對語文學科性質的表述竟有十二種之多。此后，仍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如：工具性、知識性、科學性、基礎性、技能性、實踐性、社會性、社會實踐性、社會應用性、思想性、文學性、藝術性，移情性、統一性、螺旋性、直線性等等。另外有人又進一步從本質屬性和一般屬性上加以區分和概括。到底哪種表達比較正確呢？首先要看它是否符合語文學科的質的規定性，其中“螺旋性”、“直線性”、“統一性”、“綜合性”、“知識性”、“科學性”等，顯然可以用以表述許多學科的特性，沒有將語文學科在“質”上與其它學科區分開來；其次從邏輯角度看，有人將“基礎性”和“工具性”、“綜合性”和“統一性”、“知識性”和“科學性”等并列用于一種表述中，而這些概念本身界限模糊，有的甚至是交叉和包含關系的概念，這里一并使用，在邏輯上是欠斟酌的；另外，“實踐性”、“技能性”都應歸之于語文教學操作原則與方法范疇，不是對語文學科的內質的界說。盡管如此，這些見解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語文學科從內到外的縱橫關系，包括語文內部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內容編排的前后關系，以及語文學科與其它學科、與學習主體的關系等。各種關系無疑都是我們進一步探究語文學科性質所必須觸及的立體界面。

我們以上探討的語文的內涵，主要是指中小學的語文，它是區別于數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等其他學科的，同時也區別于高等學校教育中各類有關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一系列專業課程；另外，它還是區別于社會大范圍內應用的“大語文”的“小語文”。而且，后三者都以前者為基礎，而中小學教育本身總體上為基礎教育，那么，中小學語文就是基礎的基礎，這一地位決定了中小學語文必定是為人的各方面的發展打基礎。按照教育總目標的要求，結合語文學科的內涵，概括前人的語文研究成果，我們認為語文學科的本質屬性是：工具性、教育性、審美性。

一、工具理性科技文化與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的基本內涵及特征

近現代科技革命的出現,大大促進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特別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進程中,近代科技文化彰顯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由于功利主義為近代科學的確立提供合法化基礎的作用被無限放大,人們過度追求工具理性,雖然物性科技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帶來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但是卻忽視了人文科技的作用,造成了人們精神的空虛和失落,導致人類陷入生態危機與人文危機交織的生存困境。這就要求我們不得不對現代科技文化進行深刻的反思,并大力呼吁科學精神的人文復歸,增強科技文化的人文底蘊,推進科技文化與倫理型文化的協調良性發展。科技文化與倫理型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是尋求達到理性的世界秩序形態的兩種不同方式,它們在各自的領域內都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科技文化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及科學文化與技術文化的不斷整合而演化出來的新概念,是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而逐漸走向成熟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它一方面具備科學文化的特征,即以經過嚴密邏輯論證的理性形式表現出來的抽象化、普適化了的知識特征,另一方面也具有技術化的實踐性、應用性和實證的特征。因此,科技文化是科學理性與技術實踐性相結合的產物,是科技之精神本性的理論表現或理論形態,其“本質上是以人類主體意識為中心、以人類的主體創造性為基礎、以多元主義為思想方法、以溝通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特征的文化形態。”[1]16追求工具理性是科技文化最顯著的標志。

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倫理型文化,它注重整體精神,強調為社會、為民族的愛國主義思想;推崇仁愛原則,倡揚厚德載物和人際和諧;重視人生價值,強調個人在家庭人倫以及社會關系中的義務和責任;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重視修養踐行,強調道德主體的能動作用。因此,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就其核心價值講,倫理道德構成了它的內涵,儒家倫理中心主義的“三綱五常”思想在社會中發揮著整合中國人人心秩序和社會秩序的關鍵作用;就其制度安排來說,倫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經濟上的均平格局、法律儒化教育的忠誠至上等等取向,都以其倫理化來顯示出它們的制度特質;就其社會生活實際狀態而言,倫理道德也成為一種支配性的力量,人們的日常思想和行為方式都是由倫理關系所決定的。實現人文價值追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要義。

科學精神是科技文化的核心內質,現代科學精神規定著科技文化不僅追求著求真的探索精神,有根據的懷疑精神,追本逐末的原理精神,開拓創新的進取精神等,而且隨著大科學時代的到來,更要求具有競爭性合作精神和社會責任精神等。這就說明,應然問題即價值層面的人的精神問題也納入了當代科技文化的范疇,與僅處理實然問題即事實層面的原生態的科學知識相比,具有更豐富的內容。也就是說,當代科技文化不僅具有工具理性的必然,也同時具有了人文價值理性的應然。科技文化雖然以工具理性為其最顯著的標志,但科技文化本身就包含著人文精神。同樣,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雖然以倫理道德價值為其終極的目標追求,但在其發展、追求、實現倫理道德目標的過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滲透著科學精神的工具理性。因此,工具理性科技文化與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在其最原初內涵層面上二者是和諧統一的,并且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還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邏輯關系。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統一于人類的社會實踐,價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動力,工具理性是價值理性的現實支撐。但是,隨著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物欲的膨脹、人類對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日益占據了人類精神領域的統治地位,價值理性則日益被漠視、邊緣化。工具理性占據了主導地位,價值理性日益失落,現代科技文化與傳統倫理型文化的沖突越來越凸出,這也逐漸成為現代社會各種危機的根源。

二、工具理性科技文化與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的沖突

摘要:語言是人類交際的主要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最基本的特點，但在實際的高中語文教學中，很多教師對工具性和人文性存在不同程度的認識偏差，淡化工具性而過于強調人文性，這是高中語文教學中存在的不合理方式。在語文教學中，只有達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才能真正提高語文的教學水平。本文主要分析了高中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內涵、意義，以及闡述了高中語文工具性和人文性融合的策略。

關鍵詞：高中語文；工具性；人文性

在語文學科中，工具性和人文性是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人文性滋養著工具性，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強化和承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效融合可以提高語文的教學水平。因此，高中語文教學中，教師要采取積極的策略，實現二者的有機融合，從而提高語文課堂教學的時效性。

一、高中語文課堂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含義和關系

（一）高中語文課堂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含義

新課程標準指出：語文是最重要的一種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而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結合是語文的基本特點。語文的工具性主要是指學生對文學的句式、詞類等基礎知識的學習和掌握；語文的人文性是指文章的寫作背景以及人文環境，主要是借助語文語言的學習和感悟，培養學生一定的文化素養和審美情操。

摘要：經濟的存在是經濟行為的前提和制約因素，經濟法的經濟目標也是經濟研究的理論基礎和重心。然而，傳統研究的背景和力量被打破，如果只從系統和等級方面來看，經濟法的目標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這是一種工具化的結果，它包括公平和經濟安全，以及機構和效率，第二，目標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動力。工具和目的價值要相互之間加強和鞏固，以建立一個非常完整的經濟價值體系。以下就是研究和分析經濟法的工具和目的論價值。

關鍵詞：經濟法；工具性；目的性

經濟法律的價值目標一直是經濟法學的熱點和關鍵要素，學者們對經濟學的價值進行了廣泛的解釋，也有不同的觀點。一般來說，它可以分為幾種類型，這幾種類型對經濟的標準和經濟法律體系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此，在經濟法律體系中，更重要的是關注安全和公平的發展，集中于社會福利和經濟民主和社會秩序的統一。

一、經濟法的工具性價值

（一）工具性價值的重要性。公平、效率和安全是經濟法律的工具性價值，在同樣的概念中，經濟法有非常重要的特征，在經濟法律的基本動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經濟權利有助于糾正經濟上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在商品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以及他們的能力等方面。關于目的論價值的研究促進了整個經濟法律體系和基本理論的建立，這將使法律的價值成為可能。法律判斷與道德判斷的邏輯是一致的，這要求法律特別注意法律規則的相互作用，以及公眾參與法律變化的意義。（二）結果的公平性。公平始終是一個不變的法律價值，在法律的意義和范圍內，不同的研究人員開始理解和解釋經濟法律的公平結果，法律和其他基于不同觀點的平等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不同的，所以得出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民事和商事司法為主的利己主義傳統,確立了一個公平的制度原則的基礎上實現同等報酬,但它不能產生很大的作用對于貧富之間的差距,也不會在社會發展供應和協調社會發展中產生作用力，在現代化方面，經濟法在公平和公正融合方面具有更大的影響，使更典型的經濟生活和爭取成功的理由成為有價值的目標。經濟權利有助于糾正經濟上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在商品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以及他們的能力等方面。（三）經濟安全。在經濟法律價值體系中，安全是法律價值的一個基本條件，但在不同的情況下，對于安全的要求也是不同的。經濟權利和民事權利是市場行為的客觀和個體方面，經濟法律特別關注社會市場行為的安全性。經濟安全是經濟活動的利益和行為保證不受損害的事實，在國家的背景下，經濟運行基于強大的經濟中心和強勁的經濟增長。經濟權利具有經濟獨立性和一定的捍衛能力，具有競爭力，消除了許多壓力。這個國家的經濟不安全也就代表著經濟社會基礎不成熟，而秩序的動蕩、起起伏伏、經濟生活中的一些國防力量薄弱才最終導致了經濟危機。在經濟安全方面，經濟法有三個不同的特點:第一個是正直。這主要是為了把重點放在整個國民經濟的安全上，而不是把它看作是當地的安全，目的是確保糧食安全和戰略資源的安全。第二種類型是其他所有權有限，經濟安全與不安全之間沒有非常嚴格的限制，但應考慮到相對安全空間的經濟秩序和競爭力原則。第三種特點是地方性,關于安全概念對于不同國家的經濟所表達的含義不同,主要涉及該國的發展經濟和工業結構,分析現有的經濟體系和制定立法的改進。例如發展低碳經濟，可以將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產能淘汰，并增加對節能減排和環保技術的投入，可促使我國企業優化經濟結構，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從而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

二、經濟法的目的性價值

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解讀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是馬克斯•韋伯理論中的一對重要概念，工具理性是運用某種手段來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而不顧及行為在“內容”上的合理性，即所應有的道德價值考慮。工具理性又等同于蓋伊•亞當斯與丹尼•巴爾弗所提出的“技術理性”，他們認為，當今時代的一個特征，是某科學分析的心靈模式和一種被稱為技術理性的對技術進步的信仰。工具理性還等同于卡爾•曼海姆所描述的“功能理性”，他將功能理性看作是將人物邏輯地組成為較小的單元，目的是為了效率。工具理性剔除了價值因素，注重實然的，事實層面的認識，追求科學的規范化，具有工具性特征。價值理性是以對價值的追求為目的，是一種追求人的價值實現的具有超越性的思維模式。價值理性超越了事實層面，追求事實與價值的統一性，具有目的性的特征，注重行為本身所能代表的價值，即是否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它所關注的是從某些具有實質的、特定的價值理念的角度來看行為的合理性。價值理性具有如下特點，首先，它是一種以人類主體為中心的理性，強調主體與客體的分離，并以主體為中心；其次，它是一種目的理性，價值理性追求要合乎人的目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滿足人的合理性需要；最后，它是一種批判和建構的理性，價值理性作為批判理性，它關注人的現實處境和前途命運，通過對現實世界的反思、批判，從而去建構一個合乎人的本性和目的的美好世界。綜上所述，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是不可分離的，價值理性內在地指導著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只有以價值理性為基礎和核心，才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經歷了早期的自然合一階段，到現代性階段的價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奴役，再到后現代性階段的對價值理性回歸的強烈意愿，這三個階段是從合到分再到要求合的一個過程。

二、公共行政現代性背景下的工具理性行政文化

西方公共行政現代性的主要特征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主導，價值理性行政文化被奴役，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以推崇元敘事、基礎主義、普遍主義為主要內容，崇尚事實與價值的分離，重視二元對立思想，強調對效率的追求，“公共行政的規范化觀念和思想是植根于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期的現代性世界的”[1]，公共行政現代性是以“工具理性”的行政文化特點體現出來的。工具理性行政文化表現為公共行政的科學化、專業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體系的科層化、行政原理的普適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實證化，并強調公共行政的專門化、法制化、官僚化、規則化、非人格化、技術化、職業化特征，由此導致了公共行政的功能化特征，即公共行政的功能性取向———追求單一的行政效率；公共行政的價值中立取向———公共行政是執行的工具；公共行政的規制化取向———層級節制與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官僚制組織結構及運行程序；公共行政的非人格化取向———公務員制度的非人性化管理；公共行政的內部化取向———行政主體的單一性及注重組織內部結構與制度的建設。總而言之，公共行政現代性背景下的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主導了公共行政領域很長的一段時間，并且導致了許多問題，我們在不斷地努力探索的過程中批判并總結著，例如民主行政主張對政治與行政二分的批判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論對官僚制的批判等等，公共行政就是在這樣一種進程中發展并完善著，現在我們要考察的是理性的另一面，即價值理性的意義和作用。

三、公共行政后現代性中價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功能

伴隨著世界的發展變化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弊端已顯露無遺，公共行政現代性強調的主客二分、普遍主義以及元敘事已不再適合于現代世界，學者們紛紛為公共行政現代性劃上句點，迎接我們的將是公共行政后現代性，而這一過程就是通過呼喚價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歸來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