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范文10篇

1..經濟學方法論對財務學研究的啟示

1.1經濟學方法論的理論演進。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經過了以下幾個階段：

1.1.1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19世紀中葉，約翰·穆勒把歸納演繹方法作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到經濟學研究，從而成為實證主義的樣板。凱恩斯沿著約翰·穆勒的思路發展了演繹法，堅信反駁理論只能依靠事實，這使他成為倡導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中流砥柱。從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不依賴于倫理上的個人價值判斷來看，他的研究方法也屬于實證主義方法，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曾經對經濟學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因此成為主流的經濟學方法論。

1.1.2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主要體現在他的《科學發現的邏輯》《猜測與反駁》等著作中，其理論思想是：第一，理論并不來源于經驗材料和觀察事實，通過歸納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論。即科學的理論和命題不可能被經驗證實，則只能被經驗證偽（“證偽原則”）。第二，科學發現總是在大膽的猜測，各種猜測或理論相互競爭，新理論經受經驗的檢驗而得到暫時的確認，終被證偽，之后科學又面臨新的問題，如此循環往復，從而使理論不斷接近真理。第三，科學的方法是猜測與反駁，即不斷嘗試與清除錯誤，科學的本章就是其可證偽性。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提出不久就受到經濟學界的廣泛重視，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

1.1.3庫恩的科學革命論模式（歷史主義）。庫恩繼承了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觀，認為，科學史的特征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原狀，在此期間某種說法居于統治地位。當居統治地位的學說被另一種居統治地位的學說取代時，舊時期宣告結束，于是轉入一個短期穩定的新時期。

1.1.4拉卡托斯的精致證偽主義。拉卡托斯是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在批判、補充和修改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他強調科學中的基本單位和評價對象應是在一個時期中由一系列理論有機構成的研究綱領。這個理論被稱為“精致證偽主義”。

領導是領導者在領導活動中所采用的各種手段、方法和程序的總和。它在領導活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于領導實踐，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獨具特色的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是領導思想的重要貢獻。同志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特別重視領導方法。他從馬克思主義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運用到實際工作過程中化為系統的領導方法、工作方法。

一、提出實現領導任務必須解決領導方法問題

在《中央關于領導方法若干問題》一文中指出：“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選集第三卷875頁]他把科學的領導方法提到極其重要地位。從一開始進入黨的領導活動就十分關注領導方法問題。他說：“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選集第一卷125頁]這就指明了科學的領導方法是實現領導目標的關鍵環節。科學的領導方法是領導活動的重要因素。如果方法不對，領導工作就得不到廣大群眾得擁護和支持，就不能朝著正確得方向推進，就會影響到領導工作成敗。他把科學的領導方法提到極其重要得地位，他說：“制定正確的領導方法是領導工作黨的必要內容。”[著作選讀第一卷125頁]

二、提出無產階級得方法論原則和基本領導方法

1．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是領導思想的核心，是整個思想方法，領導方法的精髓。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這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選集第三卷1971，759頁]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實事求是一詞的科學含義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指導下，對客觀事物做周密的調查研究，從中發現事物固有的規律性作為我們的行動指南。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領導是領導者在領導活動中所采用的各種手段、方法和程序的總和。它在領導活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于領導實踐，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獨具特色的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是領導思想的重要貢獻。同志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特別重視領導方法。他從馬克思主義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運用到實際工作過程中化為系統的領導方法、工作方法。

一、提出實現領導任務必須解決領導方法問題

在《中央關于領導方法若干問題》一文中指出：“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選集第三卷875頁]他把科學的領導方法提到極其重要地位。從一開始進入黨的領導活動就十分關注領導方法問題。他說：“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選集第一卷125頁]這就指明了科學的領導方法是實現領導目標的關鍵環節。科學的領導方法是領導活動的重要因素。如果方法不對，領導工作就得不到廣大群眾得擁護和支持，就不能朝著正確得方向推進，就會影響到領導工作成敗。他把科學的領導方法提到極其重要得地位，他說：“制定正確的領導方法是領導工作黨的必要內容。”[著作選讀第一卷125頁]

二、提出無產階級得方法論原則和基本領導方法

1．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是領導思想的核心，是整個思想方法，領導方法的精髓。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這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選集第三卷1971，759頁]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實事求是一詞的科學含義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指導下，對客觀事物做周密的調查研究，從中發現事物固有的規律性作為我們的行動指南。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提要】語言學論文的寫作通常面臨兩個問題：一是無題可寫；二是有題可寫，卻無從下手，找不到合適的切入角度。文章主要從發展的眼光、從個別到一般、從局部到整體以及觀察充分、描寫充分、解釋充分等幾個方面，從較為宏觀的角度，結合具體案例探討語言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關鍵詞】語言學;論文寫作;方法論

語言學方向的學術論文寫作常存在以下兩方面問題：第一，無題目可寫。第二，有題目能寫，卻無從下手。對于前一問題，“培養問題意識”“提高問題敏感度”成了解決問題的萬能途徑。但如何培養問題意識、如何提高敏感度卻成為另一個困擾。本文對此亦不做深入討論，集中談談第二種情況：有題目能寫時，應該如何擴大視野，尋找合適的切入點。下面結合具體研究從研究者應具備發展的眼光、個別到一般的眼光、局部到整體的眼光等方面詳細論述。

一、發展的眼光——共時與歷時相結合

“發展的眼光”在語言學研究上是指把現代漢語、近代漢語和古代漢語打通，即著眼于在歷史語言學理論框架下解決具體問題。首先，任何事物都有其來源。對一個詞、一個構式乃至一個句式，除了在共時平面上分析其句法、語義、語用等特點之外，還要探其來源。比如，江藍生（2005）把現代漢語中表取舍義的“VP的好”句式依據句中有無疑問代詞區分為甲式和乙式，通過追溯歷史，發現無疑問代詞的甲式源自自指的“VP底”主語句，有疑問代詞的乙式源自有標記的話題主語句，即由“VP1+Z，VP2”緊縮為“VP1ZVP2”（Z為助詞）。語法化和詞匯化是歷史語言學的兩大重要課題，而語用化是繼語法化和詞匯化之后歷史語言學新發掘的又一重大研究課題。張秀松（2018）考察了古代漢語程式問候語“久仰”的語用化歷程，通過歷史考察，發現正式場合初次見面用程式問候語“久仰”是“久仰NP”（NP常為表示名譽、德性、才華、容貌等的敬詞）通過截略，進一步語用化而來。其次，隨著時間的推移，任何事物都存在發展、變化的過程。詞、短語、句式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句法、語義及語用表現，除了探其來源，還要充分觀察并描寫它們在不同時期的具體特征，尤其是新的變化（包括句法組合的變化、語義的變化等）。新的變化很有可能是某一語言現象從A演變為B的誘因、條件等。比如，李宗江（1997）考察“進”對“入”的歷時替換時，發現“進入”這個字組最早見于《史記》，在六朝及以后常見，“進入”這種重言形式的大量出現對“進”替換“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再比如，張秀松（2011）考察短語“到底”向時間副詞的詞匯化時指出“到底”的句法演變經歷了從獨立謂語階段到連謂前項階段再到狀語階段的變化，句法位置從謂語向狀語的變化為“到底”詞匯化為時間副詞提供了典型句法條件。因此，在進行個案研究時，要格外注意研究對象的新變，某一方面的變化往往會導致其性質、功能的改變，具有牽一發動全身之力。江藍生（2016）《超常組合與語義羨余——漢語語法化誘因新探》一文是這方面的典型之作。最后，事物歷經發展、變化會有一定的結果。對具體的語言現象而言，發展、演變的結果不一定是最終結果，因為語言會在某種結果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變化。張秀松（2012）《近代漢語中語氣副詞“到底”的后續演變》一文就是這方面的力證。這里我們著重討論語言研究中的“定年代”問題。語法化、詞匯化及語用化的相關研究課題往往需要確定某一語言現象出現的年代。比如，張秀松（2015）對各家關于“畢竟”詞匯化和語法化的完成時間進行了考辨，并指出“畢竟”的詞匯化完成于東漢。漢語歷史詞匯學研究中有一重要課題，即古今詞語的歷時替換問題。新詞對舊詞替換的過渡階段以及替換完成的時間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內容，比如，霍生玉（2016）考察了“梁”與“橋”的替換，指出“橋”完全取代“梁”的時間是東漢后期。李宗江（2016：51）在討論常用詞演變研究所要回答的問題時，也指出在進行常用詞演變研究時要確定新詞產生的時間，并考察新舊詞的替換過程。

二、從個別到一般的眼光——類型學視野

語義型語言和語法型語言在結構原則上的差異，我們曾進行過一些具體的討論（徐通鏘，1991），但

要真正弄清楚每一種類型的語言結構，還需要弄清楚語言結構單位的性質，因為它凝聚著語言結構的基本特點

。漢語是語義型語言，它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字"；印歐系語言是語法型語言，它的基本結構單位是“詞"。

不同語言之間雖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普遍特征，但基本結構單位不能“張冠李戴"。近百年來的漢語研究，

特別是其中的語法研究，把“字"逐出語言而代之以詞和語素，這在方法論上無異于“張冠李戴"，使漢語的

研究出現了一種特有的“印歐語的眼光"。要擺脫這種“眼光"的束縛，還得從“字"開始，研究它與語言結

一、方法論基本問題

方法，一般是指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徑、手段和規則的總和。方法總是作為一個系統而存在的，一般包括目的方向選擇、途徑選擇、策略手段選擇、工具選擇以及操作程序選擇等五個層面的方法。1

方法是人們實踐活動的產物，并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發展而不斷發展。方法按其適用的領域和層次可分為三類：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具體科學方法。具體科學方法是適用于各門具體科學的特殊方法，它一般僅在本學科或相臨學科領域內適用。一般科學方法是適用于諸多學科領域、帶有一定普適性的方法。哲學方法是適用于人類活動一切領域的具有最高普適性的方法。2

方法論是關于方法的理論，它所研究的主要問題包括方法的內在結構、方法的本質與特征、方法的來源與發展、方法的分類、方法的功能評價以及方法的選擇與運用等一系列最基本的問題。3

與方法的分類相對應，方法論也可分為三個層次：哲學方法論、一般科學方法論和具體科學方法論。三個層次的方法論之間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它們既互相區別、互相聯系又互相影響、互相補充。哲學方法論在最抽象的層次上研究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對人類的活動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一般科學方法論是對哲學方法論的具體化，它在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下研究一般科學方法的基本問題。具體科學方法論又是對一般科學方法論的具體化，它在哲學方法論和一般科學方法論的指導下，研究本學科方法的基本問題。哲學方法論可以吸收一般科學方法論的新成果，一般科學方法論也可以吸收具體科學方法論的新成果。三個層次的方法論渾然一體，組成更為深層意義上的方法論體系。

稅法學方法論屬于具體科學方法論，它所研究的是在稅法學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的最一般的問題。稅法學方法論需要在哲學方法論和法學方法論的指導下，結合稅法學自身的特點與需要來建構。它所研究的主要課題是稅法學方法的結構、特征、來源、分類、功能評價及其選擇與運用等最基本的理論問題。

論文關鍵詞:行政法純粹法學方法論

論文摘要:在回顧以凱爾森為首創的純粹法學的基礎上,主要論及其成為行政法的方法論淵源,從五個方面延伸:一、經驗的實質的方法;二、準立法者;三、法位階說;四、法化;五、法律關系等,進而提出純粹法學在方法論上對未來行政法學發展的借鑒意義。

范揚曾言:“行政法學為法學之一分科,當以就法律的現象及以法學的方法組織而成立者,較為合于理想。著者于方法論一端,不敢謂有深造,但平時亦頗注意,尤其近時發達之純粹法學學說,覺其頗有可采之處。”[1]筆者素來知道純粹法學在法理學尤其是德國法哲學中的意義、在憲法裁判權領域、法與國家關系、國內法與國際法的作用,而對其于行政法的方法論的作用,略知一二,于是進行探究,形成此文。

一、純粹法學概述

純粹法學是現代西方法哲學中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一個主要流派,它以“科學”的方法對法學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為基本任務。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學理論界影響極大,凱爾森是這一理論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還有奧地利法哲學家維德羅斯、德國法學家孔茲。純粹法學在方法論原則和研究目的等方面與奧斯丁的分析法學一致,但是比奧斯丁的著述更嚴格、更徹底地貫徹了分析法學的方法。同時純粹法學以新康德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把一切‘非法律因素’從法學理論中排除出去,建立一個純粹的法學理論。”[2]純粹法學嚴格區分實然與應然,純粹法學只涉及后者,但作為實證主義的理論,純粹法學僅能以法律規范的形式的(邏輯)結構為對象,而不是其內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論是描述法(說明的)觀察方式,與規章的(規范的)觀察方法劃分開來。其絕對目的是認識和描述對象,試圖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樣的,而不是回答法應當如何。二是法律規范的運用,即法學是關于法律規范的科學,以具有法律規范的特征,使某種行為合法或非法的規范為對象的科學。作為法律體系的基本結構單位的法律規范不再是個別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什么是法律規范?純粹法學認為,“法律規范就是意志的客觀意義。”[3]法學必須嚴格區別“應當”和“是”這兩個不同領域。

一、純粹法學概述

純粹法學是現代西方法哲學中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一個主要流派,它以“科學”的方法對法學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為基本任務。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學理論界影響極大,凱爾森是這一理論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還有奧地利法哲學家維德羅斯、德國法學家孔茲。純粹法學在方法論原則和研究目的等方面與奧斯丁的分析法學一致,但是比奧斯丁的著述更嚴格、更徹底地貫徹了分析法學的方法。同時純粹法學以新康德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把一切‘非法律因素’從法學理論中排除出去,建立一個純粹的法學理論。”[2]純粹法學嚴格區分實然與應然,純粹法學只涉及后者,但作為實證主義的理論,純粹法學僅能以法律規范的形式的(邏輯)結構為對象,而不是其內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論是描述法(說明的)觀察方式,與規章的(規范的)觀察方法劃分開來。其絕對目的是認識和描述對象,試圖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樣的,而不是回答法應當如何。二是法律規范的運用,即法學是關于法律規范的科學,以具有法律規范的特征,使某種行為合法或非法的規范為對象的科學。作為法律體系的基本結構單位的法律規范不再是個別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什么是法律規范?純粹法學認為,“法律規范就是意志的客觀意義。”[3]法學必須嚴格區別“應當”和“是”這兩個不同領域。

規范是“應當”這樣的行為,而意志行為是“是”這樣的行為,意志行為的意義總是意在針對一定的人類行為,可以是命令、授權或許可他人以一定方式行為,其意義才能成為具有客觀效力的法律規范。法律的這種“應當性”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這不僅使法律區別于自然界的定律和社會現實,而且使法學區別于具有自然科學性質的社會學。三是兩種不同類型的靜態秩序和動態秩序體系相結合。靜態的法律秩序就是指由基本規范組成的法律體系,動態的規范體系是由基本規范權威的委托授權而形成的規范體系。因此,所謂的法律秩序就是法律的等級體系。四是國家和法律一元論主張。“國家只是作為一個法律現象,作為一個法人即一個社團來加以考慮。”[4]國家并不是一種現實實體,而是法學上的輔助結構。國家是由國內的法律之創造的共同體。國家作為法人是這一共同體或構成這一共同體的國內的法律秩序的人格化。傳統法律理論在處理法律與國家關系上的基本錯誤在于堅持法律與國家的二元論,從而使法律理論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二元論理論的目的在于讓法律為國家辯護,使國家從一種純粹的權力事實變成一種受到法律統治的合法制度。二元論的目的不在于理解國家的本質,而在于強化國家的權威。純粹法學直接反對傳統國家理論把國家作為權力和義務的主體,并把它從屬于法律是為了防止國家權力的專斷導致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其理論主張,所謂的國家的權力和義務只不過是某些特定的個人的權力和義務。國家的義務只有在對某種可歸于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規定了制裁的條件下才能存在。

二、純粹法學是行政法學發展的方法論淵源

關于法律的研究方法,有些許種,也有如法學史家的任務,是為了現存的情況而理解法律的意義。加達默爾提出歷史理解的真正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義。“誰想對某個法律作正確的意義調整,他就必須首先知道該法律的原本意義內容,所以他必須自身作法學歷史性的思考”[5]。即布羅代爾言“從事件到結構,再從結構和模式回到事件”。以下,我們具體從幾個方面考察純粹法學如何是行政法的方法論淵源。

成本“是指企業制造和銷售產品所發生的費用”（《辭海》第4697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控制是指“掌握住使不超出范圍”（同上，第1994頁）。那么，企業制造和銷售產品所發生的費用，怎樣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不超出范圍呢？筆者試作如下論述。

一、成本控制應以生產技術部門為主

財會人員對企業成本控制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制定企業內部成本管理辦法、建立成本控制責任制，以及每月都要計算成本和編制成本報表等工作；在機構設置上，也設有成本科（室），配有專門負責成本管理人員；長期以來，形成了生產技術部門只管要錢、花錢，財會部門只管卡錢、管錢的局面。這些都使人們認為成本控制是財會部門的事，應以財會部門或財會人員為主。

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也是企業沒能有效控制成本的根本原因。現舉例說明。油田要打一口生產井，生產設計部門設計井深為15O0米。根據地質資料可知，地層在13OO米以下已沒有含油構造，多設計這2O0米井深是多余的，也是不必要的。其井越深，投資就越大，成本就越高，這是不爭的事實。那么，財會人員怎樣才能知道這2OO米井深是不必要的，又如何說服生產技術部門改變這一不當的設計呢？財會人員常因外行而無能為力。不當的投資一旦形成，每年提取的固定資產折舊費用要增加，攤入產品成本中的費用也會隨之增加，令以后生產成本難以控制。再如，固定資產的更新改造、設備的維護保養，諸如此類問題也是由生產技術部門決定的，而財會部門對此能做些什么呢？即使能提點意見往往也只是供參考而已。一言以蔽之，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生產費用的支出；大都是由生產技術部門確定的。他們最知道哪些費用該花，哪些費用不該花，哪些成本能夠控制，哪些成本不能夠控制。他們深知或能找到成本控制的最佳途徑和辦法。因此可以說，成本控制工作應以生產技術部門為主。只有擺正生產技術部門成本控制的主導地位，明確企業各部門成本控制的責任，才能有效地控制成本。

確定了生產技術部門成本控制的主力地位，并不是為財會部門推卸責任，也不是說它不重要。財會部門雖然處于輔助地位，但仍然是成本控制的一支重要力量。為了使生產技術部門更好地控制成本，財會部門要把成本報表、成本資料等會計信息，及時、準確地提供給他們，甚至把企業不良的財務狀況和成本控制的嚴峻形勢也向他們匯報。這樣生產技術部門才能增強成本控制的意識，掌握成本發展變化的趨勢，找出成本控制的途徑和辦法，進行有效地成本控制。

二、成本控制是全員、全過程的成本控制

摘要：農田除澇是農業高產穩產的基礎，是農業豐產豐收的關鍵，詳細介紹了農田除澇的基本措施及具體要求，主要包括：洪澇分治，綜合治理；開挖溝網、墑網，改善排蓄重要條件；高、低地分開、分片排澇；自排為主，輔以抽排；控制運用，加強管理。

關鍵詞：農田；除澇；方法

防洪的基本方法是應在鞏固防洪設施的前提下，堅持顧全大局，分區分片控制，做到上下游，蓄與排，排與灌兼顧，整體照顧局部，團結治水，因地制宜，綜合治理，避免產生新的洪澇矛盾或水害搬家的現象。筆者根據多年的工作經驗，現將農田除澇的基本措施介紹如下。

1洪澇分治，綜合治理

治洪是除澇的前提。在洪澇并存的地方，必須按照洪澇分治、防治結合、因地制宜、綜合治理的原則，采取蓄泄兼籌，整治骨干排洪河道，擴大洪水出路，鞏固防洪堤防與水庫大壩，同時積極搞好水土保持工作。這不但能保障大片地區的防洪安全，也為大面積農田除澇排水解決出路問題。在洪水問題初步得到解決后，應該積極除澇。辦法就是洪澇分離，讓出洪水走廊，因地制宜規劃某些河道為行洪河道（高水河），某些河道為排澇河道（低水河），把洪水干擾排除在外，給洪水以出路，分區分片治理，達到山區、平原分開，山區、圩區分開；高、低地分開。

2開挖溝網、墑網，改善排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