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范文10篇

能否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成為關乎中國共產黨存亡、人民軍隊性質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當前，必須一如既往地堅守歷史沉淀下來的寶貴經驗，始終不渝地遵循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

一、奪取、鞏固黨的執(zhí)政地位，唯有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代表著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其欲達成推翻剝削階級暴力統(tǒng)治、實現徹底解放之目的，必須擁有自己的革命武裝并將其置于自己的絕對領導下。誠如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tǒng)治”，而其“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筆者看來，此一論述至少蘊含三層含義:其一，“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正是說明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方式，而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則是其達成奪權目的的重要手段;其二，“建立自己的統(tǒng)治”進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亦離不開無產階級的軍隊，鞏固政權同樣需要革命武裝;其三，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群體不可能直接領導軍隊，必須由政治代表領導，建立自己革命武裝，推翻資產階級統(tǒng)治，進而實現無產階級的目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具有先進性，由其代表無產階級實現這一重要歷史使命，無疑是正確的。這一理論奠基正是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之于中華民族、軍隊的重要性。可以說，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唯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現中國共產黨奪權、固權以及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之目的，唯有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革命導師高屋建瓴的論斷僅僅只是此一指導思想萌生的源泉，而真正對其加以了解、信服和掌握則是源于實踐的催生。“兵權之所在，則隨之以興;兵權之所去，則隨之以亡”。然而，稚嫩、盲目始終是任何一政黨成立之初的“弊病”，而這在中國共產黨身上亦是如此。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事實上并未真正意識到“兵權”之于革命的重要性，盡管一大通過的黨綱既已明確提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辛亥革命的失利曾一度敲醒了沉睡的后人，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亦已“覺察”擁有強大戰(zhàn)斗力的革命軍隊對達成革命目的的重要性。然而，不無遺憾的是，革命的勝利不僅需要正確理論的提出，也需其能得以有效的堅持。而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并沒有自己的軍隊，也未“充分”認識到軍隊的重要性，只是注意從事工農運動。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講，辛亥革命失敗的“前車之鑒”事實上并未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接受“兵權決定成敗”的“后世之師”。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此一論斷的提出絕非偶然，亦非空想，而是中國共產黨在艱難摸索后得來的慘痛教訓，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前所述，盡管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秉持著推翻資本家政權需要革命軍隊這一樸素的“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思想，并在一大通過的黨綱中加以明確。但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對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尤其是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權問題認識不足，導致早期大革命時共產黨并未擁有自己的革命武裝。當對方叛變革命發(fā)動反革命政變時，則無力抵抗，蒙受巨大損失。最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因共產黨人未掌握“兵權”而難逃失敗的命運。血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豁然醒來”，放棄了過去較為天真和單純的“幻想”，認清了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切實認識到軍隊之于革命的極端重要性，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正確主張。于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一條建立人民軍隊、開展武裝斗爭的革命道路，“黨指揮槍”的思想亦逐漸確立。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確立并非一帆風順，在我軍不斷壯大的過程中，與其相“左”的聲音同時存在，有時甚至占據了上風。當然，歷史是一面鏡子，孰是孰非終會一覽無遺。秋收起義、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終究與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弱化難撇瓜葛;相反，國共二次合作期間，正是堅持了中國共產黨對西北紅軍的獨立的絕對領導，才最終保住了自己，贏得了勝利。奪取政權需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鞏固政權同樣需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1］。自中國共產黨成為執(zhí)政黨之后，其必然面臨如何鞏固既已取得政權的問題。而軍權是鞏固國家政權的重要保障，在抵御外來侵略、保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穩(wěn)定、保衛(wèi)社會主義制度等方面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鞏固政權亦應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特別是西方滅我之心不死，國際敵對勢力不斷對我進行“分化”、“西化”，在這種嚴峻形勢下，能否有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直接關乎黨的執(zhí)政地位、國家的長治久安。

二、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方能確保軍隊永不變質、勇往直前

人民軍隊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締造的，其成長、壯大亦離不開黨的絕對領導和直接指揮。九十年的歷程再一次昭示我們:只有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人民軍隊才能保持統(tǒng)一的意志、昂揚的斗志、空前的團結和強大的戰(zhàn)斗力;才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才能做到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反觀歷史，不難發(fā)現，盡管在締造人民軍隊的初期我黨經歷了艱辛的探索，遇到過巨大的挫折;在人民軍隊成長壯大過程中，黨內也出現過不和諧的“聲音”，它們與“黨指揮槍”的思想相“左”，斷然否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一度使我軍蒙受巨損，幾近葬送了這只人民軍隊。但是我們不會忘記，人民軍隊是黨一手締造的，不會忘記締造過程中革命烈士用鮮血換來的教訓，不會忘記一路走來的磕磕碰碰，更不會因黨內一小撮落后分子而否認黨的先進性，繼而放棄黨的領導。人民軍隊的成長壯大再一次啟示我們:堅持黨的絕對領導，確保槍桿子永遠聽黨指揮，我軍才能無堅不摧、無往不勝;反之，則會敗于挫折之中。“三灣改編”建立健全了各級黨組織，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古田會議則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闡明了人民軍隊絕對服從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從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確立了一系列相關的制度措施，以保障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根本原則的實現。正是因為堅持了上述原則，紅軍才能在黨的領導下完成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第五次反“圍剿”則是由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斷然否定黨對軍隊的領導，取消紅軍中的黨委制，從而導致失敗的在所難免。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我軍之所以能夠戰(zhàn)勝武器裝備先進并由國外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能夠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不斷加強黨委和支部的建設，從而能夠堅持正確的方向，帶領全國人民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在全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fā)展觀活動，是黨的十七大作出的戰(zhàn)略決策，其根本目的是要在世情、國情、黨情發(fā)生深刻變化的條件下，更好地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和統(tǒng)一全黨思想，動員全黨為實現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宏偉藍圖和行動綱領而團結奮斗。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無論對組織還是個人而言，實踐活動的動力和自覺都來自于理論上的清醒和自覺。因此，搞好學習實踐科學發(fā)展觀活動，首要問題是從全面認識和理解黨中央提出科學發(fā)展觀的宏觀背景、根本依據和條件入手，深刻體悟和把握科學發(fā)展觀的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根本要求。這對于切實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進一步解放思想、務實創(chuàng)新，按照科學發(fā)展觀的要求推動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所謂發(fā)展觀，簡單地說，就是人們有關發(fā)展問題的理性認識。主要涉及發(fā)展的本質屬性、地位作用、發(fā)展的目的、方式途徑及發(fā)展的成效評估等。作為一種觀念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觀在本質上體現的是人的價值取向和追求。它來自于人類實踐，又對實踐發(fā)生重要的指導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有什么樣的發(fā)展觀，就會有什么樣的發(fā)展道路、發(fā)展模式和發(fā)展戰(zhàn)略，進而對發(fā)展的實踐產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響。歷史和現實的實踐表明，尋求、選擇正確合理的發(fā)展觀是人類社會前進的必然要求，也是古往今來各個國家文明演進過程中的一種客觀存在。

回顧人類社會發(fā)展歷程，總的看，在原始文明、農業(yè)文明時期，受歷史和時代條件的種種制約，傳統(tǒng)發(fā)展觀及其導引下的發(fā)展模式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現在：言及“發(fā)展”，人們大都側重于經濟增量，以追求生產力水平提升和物質財富的壯大為主，而對社會生產關系、體制制度及精神文明水平的改進和發(fā)展，相對比較忽視；在發(fā)展目的和作用上，雖然封建社會也有所謂“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資產階級在反封建斗爭中也曾高揚“天賦人權”大旗，倡言“人本主義”理念，但在落后的生產力尤其是剝削階級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制度條件下，實質上推行的是“以神為本“、“以君為本”乃至“以物為本”，發(fā)展的成果沒有也不可能真正惠及廣大人民群眾。自工業(yè)革命發(fā)生以降，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隨著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體制在全球范圍的逐步確立，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生產領域的廣泛應用，人類進入了以電氣化為標志的工業(yè)文明時代，其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飛速提高，世界各國發(fā)展速度明顯加快，尤其是發(fā)達國家經濟總量呈幾何級數快速增長，人類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大大提升。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人類社會也出現了許多問題乃至危機，突出如：能源、資源快速消耗，浪費嚴重，殃及后人；生態(tài)環(huán)境受到嚴重污染，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各國之間乃至民族國家內部不同地區(qū)、不同行業(yè)、不同階層的人們由發(fā)展不平衡帶來的貧富差距不斷加大，各種利益矛盾日趨尖銳；特別是物質文明的高速增長，并沒有帶來人類精神文明的相應同步提高，人文素質下滑，人的“異化”問題空前嚴重等等。正是這些問題的出現，引起了人們對發(fā)展問題的廣泛關注和思考。如在發(fā)展的內涵、發(fā)展的方式等方面，一些學者開始強調人類要走“均衡發(fā)展”、“綠色發(fā)展”之路，“合理發(fā)展”、“科學發(fā)展”的思想逐漸興起。

二十世紀中期以迄，特別是七、八十年代以來，一方面，伴隨高科技突飛猛進、電子化、信息化技術逐步廣泛應用，知識經濟端倪初現、全球化時代到來，人類社會生產力總體水平提高到亙古未有的新高度，但是另一方面，上述矛盾問題卻依然在持續(xù)加重。這種情況客觀上也促使人們對發(fā)展問題的思考不斷深化，世界各地、包括我國在內的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和專家學者深刻認識到，那種倡行人類中心主義、一味張揚科技理性、對大自然瘋狂掠奪式的“發(fā)展”，那種以經濟至上主義為標榜、單純追求GDP增長、見物不見人的“發(fā)展”，那種忽視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資源存量、竭澤而漁、實際上以犧牲后代人的生產和生活條件為代價的“發(fā)展”，那種迷信市場機制“萬能之手”、聽憑優(yōu)勝劣汰、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自發(fā)作祟、忽視人際平等和人文關懷的“發(fā)展”等等，都是極其愚蠢而短視的，這種發(fā)展理念和發(fā)展模式最終只會給人類自身帶來災難。由此，倡導“以人為本”、“全面發(fā)展”、“和協(xié)發(fā)展”、“協(xié)調發(fā)展”、“可持續(xù)發(fā)展”以及追求“生態(tài)文明”、發(fā)展“綠色經濟”、“循環(huán)經濟”等科學發(fā)展理念儼然成為時代潮流，也深刻體現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在我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開始，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黨領導人民撥亂反正，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路線，發(fā)起了以改革開放為最大特點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這場偉大實踐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我國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在世界上創(chuàng)造了經濟條件落后國家通過改革創(chuàng)新來推進現代化建設、推進整個民族國家經濟社會飛速發(fā)展的奇跡。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的偉大成就，舉世矚目、舉世公認。但與此同時，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過程中，也程度不同地出現了上述其他許多國家都存在的問題，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對此，近十多年來，從黨中央領導人到許多學者專家都有不少深刻的論析。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信息技術、互聯(lián)網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浪潮洶涌澎湃，世界范圍的產業(yè)結構和經濟格局調整步伐明顯加快，各國之間以經濟與科技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競爭更加激烈，我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的形勢，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就在這期間，黨的十六大確立了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會的目標。這一切都對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新的目標和任務，迫切需要我們深化對“什么叫發(fā)展、為什么要發(fā)展、為誰發(fā)展、怎樣發(fā)展”等重大戰(zhàn)略問題的認識，迫切需要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完善發(fā)展戰(zhàn)略、拓寬發(fā)展途徑，以長遠眼光、科學思維來認識和解決好發(fā)展問題，走更高層次、更高水平、又好又快的科學發(fā)展之路。

當今世界是一個信息化的時代，教育信息化是信息化時代的必然產物，而信息化教學是教育信息化的必然要求，它給傳統(tǒng)的教學樣式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使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正視，不得不走近。在教學過程中，大家都用過信息化的教學資源和手段，筆者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一、信息化教學：現實和時代的要求

為貫徹落實全國中長期教育改革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推動職業(yè)教育教學改革創(chuàng)新，提高教師教育技術應用能力和信息化教學水平，教育部從2010年起開始舉辦全國職業(yè)院校信息化教學大賽。大賽包含三個類別，即信息化教學軟件、信息化教學設計、信息化教學實訓，極大地推動了全國職業(yè)院校信息化教學的展開。我校也舉辦了同步的信息化教學大賽，以賽促建，以賽引領，職業(yè)學校教師信息化教學意識不斷增強，信息化教學水平不斷提高。當下的課堂較多的是教師講、學生聽，學生處于被動、消極狀態(tài)，學生厭倦，昏昏欲睡。教學脫離學生實際，忽視和掩蓋學生的個性興趣、心理需求和潛能發(fā)展，其內在的主體精神隱而不見，學習行為喪失了主動的心理回應，學生的思維處于睡眠狀態(tài)。信息化教學“活化”了中職課堂，采用信息化教學，可以分類建立學習群組，可以利用視頻、素材等資源，進行虛擬現場教學。我上過一堂公開課，名字叫玩轉遠程登錄，大家知道，如果遠程登錄這一內容按照平時的上法，學生難免會昏昏欲睡，而以信息化教學為手段，虛擬登錄過程，以“玩”為主要形式，教學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信息化教學“契合”了中職生心理，中職生是中考的失意者，我們必須采用不同于基礎教育的教學方式，通過信息化教學（虛擬仿真、空間教學）使抽象的知識具體化，枯燥的內容直觀化，豐富中職生的感性認識，契合中職生的心理現實。我曾上的一堂公開課，講的是win－dows基本操作，這部分的內容其實很枯燥和無聊，我改變了傳統(tǒng)的“教師演示—學生操作”的慣有模式，以“室內尋寶”為話題，以學生游戲闖關為主形式。整堂課學生始終處于興奮狀態(tài)，真正做到了“活起來，動起來，笑起來”，受到了觀摩者的高度肯定。可以說，信息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我們應當加快步伐，快速地融入信息化教學中，而不應是等待和觀望。

二、信息化教學的主要應用形式

當前，信息化教學的應用形式是非常多的，我只是舉例與職業(yè)教育教學關系密切的幾種應用形式。

（一）專題學習網站

一、問題的緣起———《刑法修正案(七)》第11條所折射出的立法導向

《刑法修正案(七)》已于2009年通過，此次修正案共15個條文，涉及20多個罪行規(guī)范，亮點頗多。其中《刑法修正案(七)》第11條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修改為:“違反有關動植物防疫、檢疫的國家規(guī)定，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的，或者有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本條對原逃避動植物檢驗罪的修改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是對該罪行為的擴大，即將動植物檢疫擴大到動植物防疫和檢疫，“違反有關動植物防疫、檢疫的國家規(guī)定”，引起相應后果的行為即可構成犯罪。其二，也是對本條修改的最亮點，增加了有關危險犯的規(guī)定。

該條明確指出，“有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情節(jié)嚴重的”，也可構成本罪。而關于本罪的主觀罪過，學界歷來爭議頗大。有學者主張為故意;［1］有學者主張是過失，同時認為行為人違反有關國家規(guī)定可能是故意;［2］也有學者提出有關“復合罪過”的概念。［3］

筆者認為，罪過是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所引起的危害結果所持的心理態(tài)度，是實行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主觀聯(lián)系。在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中，雖然行為人實施違反有關動植物防疫、檢疫的國家規(guī)定的行為可能是明知故犯，但對于行為將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或者有引起情節(jié)嚴重的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在主觀上應當是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雖然已經預見，但卻輕信能夠避免的態(tài)度。如果行為人故意以違反有關動植物防疫、檢疫的國家規(guī)定的行為引起重大疫情，則其構成的不應該是本罪，而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的主觀心態(tài)表現為過失，而有引起情節(jié)嚴重的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也可構成本罪，易言之，因過失行為所引起的嚴重危險狀態(tài)也被定罪量刑，納入了刑法評價和規(guī)制的范疇。至此，圍繞過失危險犯的有關爭論又一次被推向了前沿。

二、過失危險行為犯罪化的理論基礎

對在我國刑法理論中確立過失危險犯，不少學者提出了質疑:

社會仇官仇富心理和民粹主義情緒膨脹。中國處于社會變革和轉型的歷史路口，未來十年是關鍵期。預測未來十年的政治發(fā)展尤為困難。國人有了私人財產、自主生活和獨立人格，有了參與公共事務的企望。利益群體在成型但無組織，相對獨立的公共媒體和借助于互聯(lián)網的公共輿論開始形成。同時，貧富差距拉大，腐敗越來越嚴重;上訪、社會抗議、群體事件在增加。政府管控也在加強，但是管控能力減弱。

未來十年，一種可能是執(zhí)政黨和政府順應公民社會要求，主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掌握改革的主動權，尊重民意、民利和多元趨勢，奉行寬容妥協(xié)精神;健全法治，形成上下互動的良性改革，中國社會就能向現代政治文明順利轉型。

但也要防范另一種可能：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和民主權利得不到支持，坐失改革良機。社會的腐敗和不滿情緒增加，社會分化越來越嚴重，對公共事務達不成共識，一旦遇上危機，中國出現倒退不是不可能的。但無論如何，以下三點政治改革無可置疑：

第一，一定程度的黨內民主形成權力交替規(guī)則。未來十年政治改革首先要解決的是，重建政治權威以支持利益分化社會的改革和矛盾整合，它有賴于民意對政府的支持。增強政府執(zhí)政基礎的方法是人民的投票，從中國目前政治發(fā)展情況看，十年內不可能把直接選舉全面推開，但是，過去靠權威確定的做法肯定不可持續(xù)，所以，通過黨內民主，在一定范圍以民主投票的方式來決定領導的規(guī)則可能建立。地方市以下的各級黨組織也將普遍通過一定程度的民主選舉產生。

其次，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最重要的公共預算制度改革必然提上日程，實行預算公開和民主化。近年，民間對公共預算改革的要求日益增長，一些地方政府也在進行不同程度的公共預算改革。在民間的壓力下，中央政府有關部門透露，3年內要公開政府部門預算。看來預算公開已成定局，公開后的預算必然招來公眾的評論、挑刺，從而促進預算的細化、可讀性和民主化。這將是中國政府公共治理的重大變革。

第三，公眾參與將在各個不同層面上更規(guī)范地展開。近年來，公眾參與在環(huán)境保護、文物保護、城市規(guī)劃和公共事務上表現得越來越出色。不過這種公眾參與主要是以民間自發(fā)的、沖突性的、非制度化的方式進行。政府只要堅持以民為本的執(zhí)政理念，這些公眾參與必將推動政府不斷改進，使公眾參與成為重要的民主制度形式。預測未來十年的政治發(fā)展尤為困難。國人有了私人財產、自主生活和獨立人格，有了參與公共事務的企望。利益群體在成型但無組織，相對獨立的公共媒體和借助于互聯(lián)網的公共輿論開始形成。同時，貧富差距拉大，腐敗越來越嚴重;上訪、社會抗議、群體事件在增加。政府管控也在加強，但是管控能力減弱。社會仇官仇富心理和民粹主義情緒膨脹。中國處于社會變革和轉型的歷史路口，未來十年是關鍵期。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引言；統(tǒng)計方法的作用；統(tǒng)計方法的實踐應用；如何提高統(tǒng)計的有效性；小結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在偶然中尋求必然是應用統(tǒng)計技術的核心、統(tǒng)計方法作為一種為決策提供依據的工具、統(tǒng)計方法是一種能使企業(yè)管理體系增值的資源，它是一種素質和思維方法、概率論分析方法在企業(yè)中的實踐應用、數理統(tǒng)計分析方法在企業(yè)中的實踐應用、產品的質量檢驗問題、好的管理基礎是關鍵、企業(yè)應用統(tǒng)計方法的組織保證、提高統(tǒng)計方法培訓的有效性首先要開展統(tǒng)計方法應用的意識教育、統(tǒng)計方法的應用必須注重產品分析和使用條件、企業(yè)應用統(tǒng)計方法的基礎是質量記錄的真實性、有計劃地進行統(tǒng)計技術的推廣和驗證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在偶然中尋求必然是應用統(tǒng)計技術的核心。統(tǒng)計方法作為一種為決策提供依據的工具，可以幫助企業(yè)進行數據分析，了解產品質量狀態(tài)的分布情況，找出問題、缺陷及原因，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

關鍵詞：統(tǒng)計作用方法實踐應用

0引言

有不少著名企業(yè)在市場分析、產品開發(fā)與設計、工藝設計、生產控制與營銷策略方面應用統(tǒng)計技術，結果使得其產品成本下降，產品質量和市場占有率提高，公司經濟效益顯著提高。

1統(tǒng)計方法的作用

摘要：資本流動的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組成部分，受到經濟周期及貿易因素，國際利率調整，資本帳戶管理政策，國際貨幣體系的發(fā)展，以及跨國公司和有關國際組織的政策意圖等因素的影響，是歷史發(fā)展客觀必然因素和有關國家或組織人為推動兩種力量融合的結果。資本流動的全球化發(fā)展過程具有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其收益分配具有明顯的不均衡性。但是，這種復雜性和不均衡性并不影響金融資本全球化發(fā)展的客觀持續(xù)性。

Abstract:Asanintegralpartoffinancialglobalization,theglobalizationofcapitalflowsisinfluencedbybusinesscycleandtradefactors,internationalinterestrateadjustments,capitalaccountmanagementpolicies,thedevelopment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aswellasotherfactorssuchasthepolicyintentionsof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andrelevan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nditresultsfromthecombinationoftheobjectivecertainties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dtheman-madedrivingforcesbyrelevantcountriesororganizations.Theglob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ofcapitalflowsischaracterizedwithunprecedentedcomplexity,whilethedistributionofitsbenefitsispossessedofvisibleinequality.However,thecomplexityandinequalitywillnotinfluencetheobjectivesustainabilityofcapitalglobalizationdevelopment.

關鍵詞：全球化，資本流動，推動因素

keywords:Globalization,Capitalflows,DrivingForces

作者：

吳念魯，男，1936年10月生，重慶市人。現任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導師。

翻譯職業(yè)與職業(yè)化是時代的產物。文學翻譯是翻譯產業(yè)的一部分，一些著名的學者，出于一種崇高的文學使命感，曾疾呼文學翻譯不能被職業(yè)化，理由是時下譯著質量泥沙俱下，文學翻譯也逐漸成為批量生產。［1］文學翻譯是翻譯史上最早、最重要的翻譯活動。［2］文學翻譯雖然只占到翻譯產業(yè)的1%左右，但它在社會上的精神引領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既然翻譯職業(yè)化之路業(yè)已形成，那么文學翻譯職業(yè)化之路究竟如何?這個問題很值得探討。

一、翻譯職業(yè)化的基本概念

在英語中，表示職業(yè)的詞無論是vocation還是calling都是和“神召”、“天職”、“使命”等密不可分的。［3］可見，西方人所信奉的神學把“職業(yè)”定義為“天職”。16世紀，德國的宗教改革家和翻譯家馬丁•路德，提出了“天職”的概念。“天職”(vocation)被引進到我國后，在漢語中卻一般把它譯為“職業(yè)”。這個詞本來對應于英語中的calling(神的召喚)一詞，包含著宗教上的含義:上帝安排的任務。基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漢語中“職業(yè)”一詞，并不能表達出西方宗教語言的“天職”中的意思，而把職業(yè)解釋為:①個人服務社會并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工作;②專業(yè)的，非業(yè)余的(現代漢語大詞典)。［4］在西方，無論從源于宗教的“職業(yè)”概念提出，還是到科學管理的創(chuàng)始人泰勒對職業(yè)和職業(yè)化的發(fā)展和詮釋，職業(yè)都被定義到一個非常高的標準。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馮驥才所擔心的文學翻譯被職業(yè)化其實并沒有什么可怕，因為如果循著西方“職業(yè)”的本意，理論上講，翻譯文學職業(yè)化完全可以“繼承百年翻譯史的兩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即為了精神的傳統(tǒng)與追求經典的傳統(tǒng)”。［5］關于翻譯職業(yè)化的概念，很多學者把它歸納成三個方面的內容:即翻譯職業(yè)技能、翻譯職業(yè)意識、翻譯職業(yè)道德。［6］然而，無論是職業(yè)技能、職業(yè)意識，還是職業(yè)道德，更多是從譯者自身的職場素質來定義的，對于任何一個行業(yè)的職業(yè)化來講，管理本身起著根本性的作用，所以，應把翻譯管理納入翻譯職業(yè)化的范疇，因為“把管理從生產中分離出來，是職業(yè)化的重要標志”。［7］從另一個方面來講，翻譯職業(yè)技能、翻譯職業(yè)意識、翻譯職業(yè)道德是“職業(yè)精神”的重要內容。職業(yè)化的含義要求我們按照職業(yè)的標準化、規(guī)范化、制度化來管理一個企業(yè)，對于翻譯產業(yè)來講，翻譯管理涵蓋了譯員管理模式、流程管理模式、質量管理模式、營銷管理模式、信息化輔助手段管理模式等翻譯企業(yè)管理的各個方面。翻譯職業(yè)化是時代的必然。長達數千年的宗教翻譯與文學翻譯并沒有產生翻譯職業(yè)。隨著市場對具有專業(yè)翻譯技能譯員的需求增加，翻譯在20世紀初成為一種職業(yè)，并在二戰(zhàn)后迅速地被職業(yè)化。

二、文學翻譯職業(yè)化的演進

(一)文學翻譯活動回顧

在整個人類歷史上，語言的翻譯幾乎同語言本身一樣古老。從用拉丁語翻譯的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到中世紀托萊多“翻譯院”，［8］再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翻譯。近代翻譯史上從17世紀到19世紀，西方各國涌現了大量優(yōu)秀的翻譯家及其典籍。中國文學翻譯最早可追溯到六朝時期。錢鐘書先生曾考證外國文學的譯介應從1864年董恂翻譯出版朗費羅的短詩《人生頌》開始;有人認為應從1853年英國傳教士威廉翻譯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開始之后，［9］林紓、徐志摩、巴金、蕭乾、傅雷、朱生豪、董樂山等翻譯大家改寫了中國文學翻譯往日不景氣的狀況。

進口洋垃圾治理是發(fā)展中國家實現國際貿易升級、經濟轉型的重要路徑，只有有效開展進口洋垃圾治理工作，發(fā)展中國家才能全面進行國際貿易的升級，也只有科學開展進口洋垃圾治理，才能實現國家和區(qū)域的經濟轉型。

1洋垃圾的危害

洋垃圾是對發(fā)達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出口的固體、液體、化工、電子廢棄物的總稱，受到利益的驅使，洋垃圾已經形成了產業(yè)鏈條，局部區(qū)域甚至形成了洋垃圾村、洋垃圾鎮(zhèn)，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生態(tài)和環(huán)境。從總的方向上看，洋垃圾以走私形式進入國境，由于沒有規(guī)范的檢驗檢疫程序和處理過程，洋垃圾造成了嚴重的污染，特別是洋垃圾中氣體、生化、重金屬等危害會長期、穩(wěn)定、連續(xù)產生，不僅危害了洋垃圾產業(yè)鏈條中相關人群的健康，還造成了大范圍區(qū)域土壤、水源、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的污染。

2進口洋垃圾治理過程中的現實問題和困難

2.1科學發(fā)展理念普及不足。進口洋垃圾治理存在認知和理念上的問題，公眾和社會對進口洋垃圾治理不理解，這導致進口洋垃圾形成一個穩(wěn)定而高效的產業(yè)鏈條，其中涉及地方政府、部分群眾、部分企業(yè)的利益和價值，導致進口洋垃圾治理工作不能有效而全面落實。2.2法制化進程滯后。進口洋垃圾治理沒有法律體系和法制機制作為基礎，不能有效調節(jié)進口洋垃圾治理過程中的利益糾紛和現實沖突，不能規(guī)范進口洋垃圾治理活動，不能體現進口洋垃圾治理的法制化剛性，最終形成進口洋垃圾治理工作功能和價值上的弱化。2.3公眾參與度不高。進口洋垃圾治理既是一項政府職能工作，同時也是社會公眾工程，當前進口洋垃圾治理工作不能取得治理區(qū)域內公眾的認可、參與，也就形成了進口洋垃圾治理范圍、力度上的問題，造成群眾對進口洋垃圾治理82工作的不理解，甚至在局部形成了公眾與進口洋垃圾治理工作的對立關系。

3加強進口洋垃圾治理，推進經濟轉型中國際貿易的方法和措施

5．我們可以看到康德在上面的問題上的深刻性。康德明確地提出了自然科學何以可能的問題，顯然他要問科學的必然性從何而來。克里普克則不言而喻地將科學理論視為必然，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思想。

康德是否會認為“水是H2O”是先天綜合的，非常難以判斷。因為康德只說了純粹自然科學的原理是先天綜合的，沒有提及具體的科學命題。這絕對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康德在這里考慮的是自然科學何以可能，考慮的是純粹自然科學的原則，稱它們是先天綜合的，沒有把具體的科學理論中的命題稱為先天綜合的。比如，康德喜歡說的“任何事物都有原因”這個先天綜合知識，在科學的實踐中從來沒有被否定，而且從科學活動的可能性來看，唯有假設它才能夠進行----科學實驗都是為了找到某些現象的原因而做的，當然假定了現象都是有原因的。即使我們把某一現象的原因搞錯了，如同用“以太”來構造物理理論，也并不表明所解釋的現象沒有原因----而是這原因還沒有找到，原因是存在的。所以，任何經驗都不會否定“任何事物都有原因”，在這個意義上的確可以說它是先天的。而否定康德的想法，似乎是認為“某些現象是沒有原因的”----人們馬上會期待我們給出反例，我們當然給不出；而且，“某些現象是沒有原因的”與科學的主流（也可以說是唯一之流）相悖謬，看起來根本沒有可能。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則會得到相反的結論：運用這些純粹的原理所得到的具體科學命題總有可能是錯的，不是必然的----搞錯“原因”即一例，物理學的歷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從“以太”的例子以及從愛因斯坦理論取代牛頓理論等事實可以知道，現有的科學理論不是永恒真理，不是這種意義上的必然真理。從科學哲學中的整體論來看，當經驗與科學理論矛盾的時候，受到修改的有可能是科學理論，顯然這否定了科學理論的形而上學必然性。因此，說“水是H2O”至多是先天綜合真理，也是在忽視了許多問題的情況下得到的，實際上根本不能說“水是H2O”就是先天綜合真理。

康德只說“純粹自然科學的原理”是先天知識，沒有說具體的科學命題是先天綜合知識，表明他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既然是對“純粹自然科學”講的，他的結論自然不肯定任何現有的科學理論是必然的，因為它們不是純粹自然科學，而是運用“純粹自然科學”的原理所得到的“不純粹的自然科學”，自然是可錯的、不必有必然性。康德考慮的實際上是科學何以可能的問題，考慮的是科學如果是必然的，其必然性源于何處。顯然，這是以從任何經驗都得不到必然真理這個休謨式的結論為起點的。

克里普克則肯定沒有這么多的考慮（本來應該有），其結論依賴于現有科學理論（我們在任何時候所說的科學理論當然都是“現有的”）是必然的，僅此一點就有邏輯缺陷，對于科學理論的發(fā)展及其與科學理論的必然性問題缺乏應有的考慮。當然，康德用圖型說試圖證明范疇的運用是必然的，似乎主張我們在具體的經驗情境中能夠知道該用哪些、不該用哪些范疇，因而運用范疇所形成的命題好象也應該是必然為真的，顯然也不符合科學實踐：我們總有可能錯誤地確定出因果關系。“水是H2O”即承接了這種尷尬，不知道是否該稱之為先天綜合的。這種尬尷說明，“水是H2O”的必然性無法確認，我們只能說，如果“水是H2O”是必然的，其必然性應來源于經驗之外的、先天的東西（不管這些東西是否被確定為科學理論）。

6．甚至這也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即使我們靠分析實物的水的樣品得到的結論“水是H2O”有必然性，我們也僅是對那些被儀器分析過的水（樣品）有此結論，對于那些靠外觀相似而被判定為“水”（克里普克語）的所有物質，都能得到這個結論嗎？分析哲學中對這個結論的肯定論證，都隱藏著內在的矛盾（如普特南等人的論證），但這里不能予以分析64。在這個意義上“水是H2O”如果被認為是有必然性的真理，則其必然性仍然如同前面已經多次總結過的，不是經驗所能證明的，需要經驗之外、即先天的條件，從不同角度考慮都會得到同樣的結論。這些簡單的述評式論證足以證明，克里普克關于“水是H2O”是后天必然真理的斷言漏洞百出，無論怎么理解都不可能正確。但凡呈現出什么必然性，則或是定義，或是要求有先天的條件保證它（不管保證得了與否）。康德對“先天”的解釋：問題可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