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意義和作用范文
時間：2023-12-15 17:56:36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二胎政策的意義和作用，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二胎經濟政策的基本概述
全面二胎政策是指不論地域，民族與經濟狀況，所有夫妻都有權利生育有兩個孩子的一項政策。二胎經濟政策是基于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增長不相協調之間的矛盾，繼單獨兩孩政策之后對我國生育政策所做的進一步的調整和完善。目前，我國人口發展形勢變化劇烈。首先，群眾生育意愿降低，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少生優生，晚婚晚育等成為社會生育觀念的主流。其次，我國老齡化現狀令人堪憂，老年人口增多，青壯年勞動力數量持續減少，且男女性別比失衡。再者，現在的家庭結構不在是原來的四世同堂，家庭規模縮小，并且贍養老人，撫育幼兒，互相幫助救濟等傳統家庭功能減弱。目前這些變化給我國人口方面的安全和經濟現狀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
為了迎接挑戰并且戰勝挑戰，我們應遵循人口發展規律，實施全面二胎政策，近一步優化人口結構，保持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活力，促進家庭的幸福與社會的和諧，促進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
二、當前我國青年勞動力短缺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一）勞動力供給不足，抑制經濟增長
老齡人口增長速度快，新生人口增長遲緩造成勞動力供給趨緊，人工成本費用不斷上升。近年來我國勞動適齡人口增長緩慢同時職工工資卻保持在相對較高水平平穩增長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勞動力短缺、單位人工成本較高也 會限制企業規模的擴大，影響企業發展。未來青年勞動力人口的不足，將會使這兩種現象越發突出，在某種程度上抑制我國經濟的增長。
（二）影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抑制經濟增長
升級優化產業結構，提高服務業和信息技術產業在整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加快經濟轉型，是促進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向。目前，我國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超過40%，顯示出消費服務業勞動力占用的巨大優勢。而服務行業一般需要年青勞動者，現代服務領域如金融經濟、互聯網IT產業等更是如此，需要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年青勞動者。而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重和新生人口供給不足將會抑制三四產業發展所需潛在勞動力供給，進而影響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降低經濟增長速度。
三、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作用
在老齡化加速，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下，我們應該遵循歷史唯物主義，順應時代潮流，結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及時調整人口政策，即全面放開二胎。
（一）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符合經濟未來發展方向
新出生人口在未來將提供一定的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勞動力供應短缺的問題。而且大量新生兒將會在未來提供一批高素質的年青勞動力，這將直接促進經濟的發展。因為未來經濟增長將主要依托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型，而產業結構的轉變發展則需要更多素質較高的年青勞動力的供給。并且大量新生人口在未來將催生消費需求，有了大量的需求，才能促進產出，提高效率。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爾系數降低，群眾精神消費需求不斷增大。以電影、旅游為例，觀影人次、出游人次近年來持續增多，未來該類行業發展需要年輕消費者的不斷填補，進而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帶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二）伴隨新生人口成長，拉動國內經濟需求
在兒童認知發展的不同階段，對各個領域需求是不一樣的。隨著兒童年齡增長，食品、衣著、教育文化和醫療保健等支出將不斷增加，進而提高相關行業的需求。新生人口數量的上升將增加居民消費，拉動各個行業的供給需求。據艾瑞咨詢集團預測，在“單獨二胎”政策下，2014至2018年，嬰幼兒行業市場規模將由1.65萬億增長至3.02萬億，年均增長率約為16%，高于此前約12%的增速，那么二胎政策的全面放開也將會更進一步擴大嬰幼兒市場規模，帶動該領域經濟快速發展。
（三）減緩人口老齡化問題
此次實行二胎開放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為了在一定程度緩解工作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據聯合國的預測，到2050年，全球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平均比例為20%，而中國老年人口將占總人口的30%，超過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個百分點。從而引起社會活力不夠，勞動力短缺，子女負擔重，政府財政赤字等社會問題，因此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亟待解決。全面放開二胎政策能夠有效放慢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減輕社會經濟負擔，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平穩協調發展。
（四）調節男女比例失衡問題
由于國情變化，我國長期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已不能滿足現代社會的需要。當生育數量限制、胎兒性別鑒定和性別偏好這三個因素都具備時，就會產生人工墮胎這一畸形社會產物，那么新出生男女性別比的畸形幾乎是難以避免的。人為墮胎使得中國男女人口比例嚴重失調，據部分研究數據表明，在2020年將有近3000萬中國男性無法找到配偶，從而會產生嚴重的社會暴力問題。國家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在一定意義上能夠調節男女比例失衡問題，緩解我國的社會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我國經濟提供良好的發展背景。
四、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意義
篇2
關鍵詞：二胎政策；母嬰；好孩子
一、緒論
（一）研究目的及意義
本篇所選用的例子，是好孩子母嬰用品公司。通過對現階段，其內部產業鏈情況，母嬰用品的發展情況進行研究分析，于是提出相關的建議，以期對業界有所啟迪。針對本年度年初正式開始的二胎政策，通過對市場運營情況進行分析，對公司的戰略要求進行研究，而提出意見和建議來。
（二）研究內容及方法
讓理論研究和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通過對紙媒、電媒等方面的資料進行搜集，使其成為本篇的主要素材來源。
二、“二胎政策”概述
（一）“二胎政策”實施背景
社會在不斷發展進步，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原有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遭遇了許多制約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這些因素集中表現在出生率不斷下滑、勞動力的數量在收縮、人口出現老齡化問題。
原有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新生兒的數量在明顯下降，這樣一來，使得適齡的人力資源越來越不能支持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因而這必然導致一種結局，那就是人力資源的不合理已經影響到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更好地發展了。
二胎政策的全面放開，積極的影響有三：
一是人口的老齡化進程可以延遲，二是可以滿足想生育二胎家庭的生育愿望，三是避免失獨家庭出現的與獨生子女相關的問題，同時也可以讓男女比例失衡的問題得以解決。
正是基于這些考慮，國家已經對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新的計劃生育政策，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將帶來深遠的影響。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母嬰用品行業勢必也勢必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
（二）“二胎政策”內容
允許普遍二孩，這意味著全面放開二胎，這是繼“單獨二孩”政策之后，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的又一次極其重大的調整。這就已經表明，傳統的計生的色彩正在慢慢地裉卻，新的生育政策已經到來。
（三）“二胎政策”對母嬰用品行業的影響
作為覆蓋范圍較廣的母嬰用品市場，其消費潛力也是巨大的。在全面放開二胎后，母嬰用用品的市場尤其要大得驚人。
拿奶粉來說，這一定會成為最為剛性的需要。新的政策一出臺之日，新生兒一定會在短時間內增加，這樣一來，奶粉業不興旺才怪呢。如果置喂養率于不顧，而只看其他方面。。根據產業信息網的《2016-2022年中國奶粉市場供需預測及投資戰略研究報告》我們可以看出。2007年到2014年，我國進口奶粉量從最初的9萬噸，迅猛增長了10倍已經達到90萬噸的量并且2010年到2014年，我國奶粉產量也穩定了較高產出量，基本上年產出量也在150萬噸以上。進口奶粉大大增加反映了消費者門對奶粉品質越來越重視，國產品牌奶粉企業也迅速定位了消費者心理，從而將主要方向放在致力于開發高端產品中來，而市場奶粉的的價格從最初100多元的均價，提升到200元甚至300元的價位。報告中還顯示出在2003-2014年這10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嬰幼兒奶粉市場銷售額一直在超高速增長，已經從最初的100多億元迅速發展到了880億元的高額市場規模。所有這些政策的和，一定會釋放出更大的人口紅利來，也一定會讓配方的奶粉市場變得相當火爆。
紙尿褲市場。據有關資料顯示，紙牛褲市場的規模在與日俱增。僅以當下里的市場情況來看，人口與消費能力都在提升，年輕一代的父母觀念又有新的變化，而隨著這一新的特點的出現，紙尿褲市場持續升溫，儼然一個龐然大物了。
三、中國母嬰用品市場現狀
（一）母嬰市場內容豐富，產品種類多樣
我國的母嬰產品市場的發展還僅僅處于初級階段， 根據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可以得知，中國目前人口中0-6歲年齡段兒童已經有約1.3億人的龐大數目，基本已經占到我國人口總數的約10%了。并且在未來10年中國還將預計新增人口數目不低于1.9億。普查中還顯示到，按照中國當下孕齡婦女數目來看，中國年均誕生新生兒數量至少會達到1600萬的數目。以這一龐大基數進行預估，假設中國母嬰群體年均人均消費5000至8000的中低消費來預計，到2016年，中國母嬰市場總量也將將達到2萬億元。已經有很大一部分嗅覺敏銳的強勢企業開始在行業內展露頭角。目前，在一些地級市，部分母嬰產品直營店做的非常出色、服務周到，客戶源較為穩定，但這些直營店往往都是帶有區域色彩，店鋪鋪開范圍較為有限，一個全國性的領軍品牌尚未出現。在一線城市，母嬰產品的競爭逐步演變為品牌競爭，在以北京為中心華北地區、以上海為中心的華東地區已經出現了區域性的強勢品牌。北京地區樂友、麗家寶貝等零售店已經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優勢，在上海地區好孩子、愛嬰室等品牌是最強的。在二、三線城市，國內許多母嬰產品專營店還在奮力爭奪市場，品牌優勢還不明顯。
（二）母嬰用品行業三年內發展迅速
作為朝陽產業的中國母嬰行業，其發展而言，現在還正處在其初期。每年都有三千萬新生兒出生，僅2013年，母嬰市場份額就已經超過萬億，因此說，這個前景是巨大的，是驚人的。時下，母嬰用品店多為年輕的父母前來購買。一個家庭可生兩個孩子的現實，讓他們重新定位優生優育。他們即便手頭緊張，為了孩子們的健康成長也是值得花錢的。
一些母嬰用品的市場，它們所開的店大多數的“夫妻店”的實力還不行，強勢的而且專業化的服務品牌還沒有出現，其在連鎖的末端，如麗家寶貝和樂友等，都是通過連鎖這種經營形式占居了國內大都市市場的絕大部分。而當下里，這些產品在中小城市還沒有完全打開市場，至于核心的競爭力當然更為有限。
四、影響好孩子集團發展戰略選擇的因素
（一）好孩子集團發展戰略階段簡述
好孩子集團作為目前國內母嬰用品行業的領軍企業，在其發展過程中，也經歷了不同的發戰略發展階段，主要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
1、嬰兒車發展階段：在90年代初期，好孩子集團從一家面臨倒閉的學校變身工廠，申請專利推出多功能嬰兒車，一下就迎合了市場的需求，銷量驚人并成為國內嬰兒車銷量冠軍，1994年成為在中國首家建立分銷渠道的母嬰用品企業，在這一階段，好孩子集團主要注重嬰兒車的生產，不斷提高自己的生產技術但是這一時期企業本身并沒清晰的發展戰略
2、嬰兒用品發展階段；進入90年代后期好孩子集團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規模，開始進入海外市場，延長產品線大力培育嬰兒用品。服飾，嬰兒車，玩具等品類均開始發展
3、母嬰用品銷售渠道發展階段；21世紀開始至今，好孩子陸續推出全國首家母嬰用品專賣店與省內分銷模式，均取得巨大成功，09年在全國就已超過500家門店。而且開始重視網絡營銷，2013年，與京東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意味著好孩子將全面實施互聯網戰略這一階段好孩子集團繼續加強母嬰用品的的業務發展，同時加強電子商務和線下深度分銷。
（二）市場需求
隨著網絡的興趣，網絡營銷也成為一種主要的營銷方式，對于母嬰產品的營銷而言也同樣如此。從產品的營銷渠道來分析，母嬰用品正面臨著新的營銷良機?？傮w來說，母嬰用品市場由于是一個很有潛力的朝陽生意，這樣就吸引了太多商家的關注，當一些國際知名母嬰用品公司的介入之后，就不能不使本來就缺乏競爭力的母嬰用品企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于是，立足自身，善于挖潛，拓展營銷渠道，注重產品研發就應該成為各個母嬰用品企業需要花大氣力做好的事項。但不管怎樣說，已經進入高成本育兒時代的中國，無論是哪個家庭都不會在這個問題上含糊的，也就是說一定是會舍得花錢的。
所謂母嬰用品所涉及到的內容包括孕嬰的生活的各個方面，本來這個市場的需要就是相當大的，而二胎政策實施之后可以想見讓本來就大的市場更是達到的空前的規模。當下里，中國母嬰用品在市場需求方面呈現如如下幾方面的變化：
1、對于那些婦嬰用品店和婦幼醫院等地，一般成為消費者出現最多的地方。
2、對于舒適程度、產品質量以及產品的品牌效應，則成為客戶關注的內容。
3、對于母嬰用品而言，它滿足于客戶需求性質來說是剛性的，也就是說不是可有可無的，不是今天可以有明天就可以無的，是無時無刻不需要的。正是基于這種原理，它一定不會因為客戶經濟收入的高低而有所變化。
（三）國內外產品競爭激烈
也許此前還有人對母嬰產品業沒有看好，認為它不會有大的前景，那么現在這部分人已經到了大跌眼鏡的時刻了。他們一定恨自己沒有早些時候投身這個行業，因為這是一個擁有著無限商機的黃金產業。那些昔日的兒童牙膏、嬰幼牙刷、紙尿褲等，再也不會吸引人們的眼球了。而那些較為智能的設備還有輔食產品及異彩紛呈的防尿產品，已經讓中國的母嬰市場迎來一片嶄新的天地。眾多的市場細分之中，孕嬰產品已經成為最為靚麗的一顆明珠，熠熠生輝、奪人二目。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的母嬰用品市場也不斷 發展壯大，各類以母嬰用品為主營產品的公司也五花八門。這些公司的發展隨著人們消費觀念的改變，隨著國家對人口與計劃生育質量的高度關注，普遍二胎政策的放開，而有新的變化。最為明顯的是，各類母嬰用品公司仿佛在暗中較著一股勁，這便是新形勢下母嬰用品業面臨競爭的標志。
五、好孩子集團發展戰略分析――銷售渠道發展階段：電子商務與線下深度分銷相結合發展戰略
（一）建立電子商務網站，推廣電子業務
作為在國內一直起領軍作用的中國最大的孕嬰用品集團公司，好孩子集團與當今國際上耐克公司簽訂了有關電子商務方面的合作協議，耐克公司是當今世界上運動品牌方面最大的公司，其影響之在足以享譽全球。
其實好孩子集團電子商務平臺的發展呈現出了兩個特點來。一是堅持品牌化的發展道路不動搖，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化，好孩子集團所走的品牌化道路已經融入了該公司發展的血脈之中，成為一各精神引領。該公司正在與中國各優秀的母嬰用品品牌攜起手來，一道推進這個行業在電子商務方面的不斷規范、不斷發展、不斷完善。并通過這種形式營造一個讓廣大客戶可以依賴、可以依托的采購母嬰用品的平臺。二是實行線下與線上的有機組合，針對傳統的企業，將其終端的優勢轉化線上面的優勢。以此通過取長補短，使得有特點的、差異化的電商得以真正地建立起來。
（二）大力拓展一站式購物的母嬰用品專賣店
好孩子一站式的母嬰用品營銷，已經具備了十余家。而這些家公司當中已經有了三個廠家已經實現了贏利，這說明一站式的發展潛力還是巨大的。而且在不同的營銷形式之間，可以想到相互促進、相互補充之功效。作為業界的領軍企業，好孩子集團不會對其他的百貨以及其他大型的賣場之中的兒童用品及孕婦用品的營銷產生相當大的沖擊。好孩子的目標，要從以往的單純以制造為主的企業，徹底地向將制造業作為兼職的方向加以轉變。該集團已經擁有了屬于自己品牌的專賣機構，而且產品都是有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
六、結論
在當前我國面臨的形勢為所面臨的競爭內外兼備，言外之意是競爭過于激烈，這對于母嬰用品行業無不是如此。
而好孩子集團在今后的發展中，不僅要面向國內市場，更要面向國際市場。也就是說，必須在抓好中國經營上，才能讓公司發展的更快更好。
無疑這是一種巨大的挑戰，但二胎政策的出臺也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機遇。相信抓住這個機遇，母嬰用品行業，包括好孩子集團，都會開辟出屬于自己的天地來。
參考文獻：
[1]銘銘.幽靜.“單獨二胎”準備好了嗎[J].上海百貨2014年第4期.
篇3
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水平；人口出生率
中圖分類號：F840. 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3）10011105
一、引 言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示：我國總和生育率為1. 18遠低于2. 10的生育替代率，計生政策的調整再次成為的焦點。十之前，民眾的“2015年放開‘生育二胎’”的呼聲高漲，激烈的爭論也隨之展開。葛延風等[1]認為人口紅利加速消失、老齡化加速以及未來可能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將成為新的重大挑戰。建議盡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可考慮全面放開二胎。否則，越晚越被動。潘潔[2]認為是百害而無一利：放開二胎，多出來幾億人口將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其擔心人口二次膨脹，不能重蹈歷史覆轍，此乃國家大忌；一方面是民眾所愿，另一方面是國家大忌。十報告雖然明確指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質”，但也強調要逐步完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政府作為人口發展方針的制定者，人口管理者，若其采用宏觀調控政策，既能消除“人口二次膨脹的顧慮”，又能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現“民眾所愿”，轉國家大忌為國家大計，該政策將可稱為完善政策。
欠發達國家的“越窮越生，越生越窮”與部分發達國家的“鼓勵生，不生；獎勵生，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難以理解的現象背后，有其決定性原因?！霸礁F越生”是安全的需求使其然，“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是為自我個人價值的實現；基本的需求和高層次的需求，正如人口轉變論
人口轉變論指出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出生率和死亡率最終必然要發生從高到低的轉變，人口遲早要達到零增長以致負增長，人口轉變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所決定的一種必然趨勢，是對人口所發生變化的一個簡單總結，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所述人口發展過程不是一個獨立的自行運動的過程，與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變化有密切關系。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變化給國民不同方面的多重影響，但是影響范圍最廣、影響時間最長的就是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水平作為衡量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經濟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發達國家相對健全的社會保障主體制度和欠發達國家“養兒防老”的個人保障主體制度，對生育意愿和需求有不同影響。
二、文獻回顧
關于社會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國內外的研究處于不同階段。
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總體較早，研究內容比較集中，較早的可追溯到人口轉變論，創始人為法國人口學家蘭德里，他最先分階段論述人口轉變，認為人口理論的中心任務是闡明和領會“人口轉變”，他把生產力看做是人口轉變過程的主要因素。而生產力和社會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由此可見人口轉變論可作為社會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的奠基石。
國外對人口發展速度的衡量更多采用出生率指標，關于社會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關系研究中影響比較大的不是很多，考慮到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生育率文獻同樣具有借鑒和參考意義。在二者關系研究中，BB模型
BB模型源于Barro和Becker[3]，其模型顯示父母生育孩子因為他們把孩子當作是他們自己生命的延續。和BJ模型
BJ模型是Boldrin和Jones[4]所提出，其研究表明父母生育子女因為子女關心年邁父母的生活質量，因此會給父母老年生活提供經濟幫助。引起了較多學者關注。BB模型顯示政府所提供的養老金對生育率的影響很小，這與大部分的實證結果不一致；而BJ模型研究表明在歐美國家養老金對生育率影響占據高達55%—65%的比例。在此前后，也有較多學者研究二者之間關系，Hohm等[5] 與Cigno等[6]都得到了一致結論：社會保障項目增多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
社會保障水平研究在我國經歷了從理論基礎研究到理論應用研究的過程。穆懷中[7]根據人口結構理論和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理論研究出了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模型，并分析了社會保障水平曲線，其研究奠定了社會保障水平研究的基礎。近年來社會保障水平研究更多側重于社會保障水平適度性方面[8]；人口出生率文獻主要集中在人口出生率影響因素研究方面[9]。然而在社會保障水平或制度與人口出生率或生育率之間研究較少，當然，這與一個國家所處人口發展階段
我國現在經歷發達國家20世紀甚至更早時期“人口轉變”后所處的階段。有很大關系。
三、數據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的指標包括社會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社會保障水平數據和人口出生率數據分別間接或直接來源于相關年度《中國統計年鑒》。
人口出生率（R），是指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一個地區的出生人數與同期內平均人數之比，通常用千分率表示。
社會保障水平，是指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反應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成員所享受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保障制度總體水平的重要標準之一。在不同時期，社會保障支出的具體內容略有不同，由于我國社會保障內容近二十年來逐步調整，分項支出項目不盡相同，故本文選用社會保障總支出水平作為衡量指標。
社會保障支出分為社會保障總支出和社會保障分項支出。目前學術界主要有兩種統計社會保障總支出的方法：一是從社會保障項目出發，將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優撫和社會救濟支出相加得到社會保障總支出數額。二是從社會保障支出承擔主體出發，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人事部和衛生部等部門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分別統計，然后相加得到?？紤]到內容研究的統一性、連貫性以及穩定性，本文選用第一種統計口徑。社會保障總支出1989—1998年主要包括保險福利費、優撫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等。1999—2006年主要包括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費、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失業保險基金支出、工傷保險基金支出、生育保險基金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和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等。
考慮到社會保障支出數據的可得性和人口出生率的數據特點，本文選取樣本研究區間為1989—2010年。
四、研究方法
1. 數據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偽回歸問題，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時間序列必須具有平穩性。因此，在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之前首先應用ADF檢驗，對各指標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變量平穩性檢驗結果
4. 模型穩健性檢驗
本文從以下兩個方面對該模型穩健性檢驗：
第一，根據國外文獻，大多數學者研究結論為，社會保障項目增多或者社會保障標準提高將對生育有負向作用，對教育和嬰兒死亡率也有明顯負向作用。嬰兒死亡率與人口出生率一樣，也是影響我國人口發展的一重要因素。為此本文對社會保障水平和嬰兒死亡率采用同樣過程做回歸，
五、實證結論與建議
依據1989—2010年間樣本數據，實證結論如下：
其一，人口出生率和社會保障水平變化量之間存在負相關性，即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該結果和歐美學者研究結果一致；該回歸模型可以較好地解釋社會保障水平總體較高的地區，比如我國一線城市，其總體人口出生率較低；也可進一步預測，國家在總體人口出生率比較高的西部地區采取的一些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的舉措，如計生家庭獎勵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將對穩定西部地區低生育水平，實現西部地區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而發揮促進作用。
其二，人口出生率受前期人口出生率影響較大，即沒有重大事件發生的情況下，人口出生率一般保持比較平穩發展態勢。該特點較好地解釋了人口出生“慣性”特點。
其三，如果社會保障水平保持不變，沒有出現重大影響人口發展的前提下，人口出生率將呈現逐步下降趨勢，不會出現“人口二次膨脹”的局面。
根據上述實證結果，結合我國當前人口和經濟現狀，筆者建議國家一方面可微調生育政策，比如“夫婦雙方中即使一方為獨生子女，亦可生育二胎”（現政策非特殊情況下，夫婦雙方須均為獨生子女，方可生育二胎），另一方面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來實現對出生率的合理控制，既實現民眾高漲的愿望，又緩解了當前我國老齡化程度加劇所帶來的問題。同時，針對人口出生率比較低的地區或者群體，如計生家庭，尤其是獨生子女家庭，國家應提供高于平均社會保障水平的社會保障標準，不單是因為他們為國家人口政策協調做出了犧牲和貢獻，他們的低水平生育率實需建立在高水平社會保障基礎之上，低水平生育率行為的進一步和諧發展，需要較高的社會保障水平來保障，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群眾的根本利益，貫徹和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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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rro，R. J. ，Becker， G. S. Fertility Choice i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etrica， 1989，57 （2）： 48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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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特征；養老保障；和諧發展
一、什么是人口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兩個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國際上通?？捶ㄊ牵斠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
二、老齡化產生的根源與主要解決辦法
產生老齡化的原因有二個：壽命延長、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
解決老齡化的措施，依據產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區別：
1、由于人們的“壽命延長”而產生老齡化。這是人們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是民富國強的標志。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防止老齡化，而是如何應對由此造成老齡化后所帶來的養老金不足和養老服務不足的問題。
由于“壽命延長”而產生老齡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老齡化后所帶來的養老金不足和養老服務不足的問題，只能通過“延遲退休和加強養老服務”來解決。
2、由于人們“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產生的老齡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產生的老齡化，只能通過“均衡生育”來解決，其中實現“代際均衡政策”是最為可行也最為公平的選擇；在發達國家實現代際均衡的生育率為2.17胎，在發展中國家實現代際均衡的生育率為2.3胎，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無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長表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18110，其中“城市”為0.88210，“鎮”為1.15340，“鄉村”為1.43755。要將中國的生育率調控到2.3胎，實行“鼓勵二胎、充許一胎、征稅多胎和無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選擇（俄羅斯已經對無胎征稅），這有利于實現人口調控的“費改稅”，并從根本上減少中國政府的非稅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時，還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產三胎、少數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結構，有利于增加中產階層的比重，盡快使中國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
由于進入到嚴重少子化社會之后（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為超少子化；15%～18%，為嚴重少子化；18%～20%，為少子化；20%～23%，為正常；23%～30%，為多子化；30%～40%，為嚴重多子化；40%以上，為超多子化。）會造成嚴重的社會災難，并且難以恢復到人口的代際均衡的水平；中國在2000年前后就進入了超少子化社會（14.03%），就算現在放開生育，也已經難于恢復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勵生育勢在必行，否則，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目前，全世界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已達6億，有60多個國家的老年人口達到或超過人口總數的10%，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社會行列。我國許多城市已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
三、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
我國人口基數大，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人口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而生.呈漸進步伐，當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NP一般在l萬美元以上。而我國成為老齡化國家時.人均GNP僅為800美元。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用于老年人口的養老支出，與收入水平的變動、老年人口規模及比重有密切關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齡化和大規模高速度的老齡化發展對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而言是一次挑戰，經濟壓力不言而喻。
（二）我國老年人口在區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達238萬，占總人口的l8.5%.到2025年將達到最高峰468.8萬，占總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為188萬，占總人口的14.6%，到2025年將會猛增到416萬，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過現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整體而論.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經進入老齡化階段。而在中西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明顯低于東部。
（三）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益突出
我國城鄉差別與人口流動使農村人口老齡化更加突出。就靜態而言.由于農村嬰兒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齡化程度城市高于農村；就動態而言，由于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攜帶子女流入城鎮，城鄉老齡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負荷沉重
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歷史、文化、社會等原因.老年婦女容易受到性別和年齡的雙重歧視，老年婦女比低齡婦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臨更多的困難，并往往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社會養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會養老保障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人口老齡化對其的影響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首先，養老保險居于社會養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環.以資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話，人口老齡化使養老金和老年人的醫療費用支出大量增加。
其次，人口老齡化使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會養老保障向更高層次邁進。我國人口壽命的延長，使高齡老人不斷增多，家庭內的代際數將相應增加；伴隨父母年齡的提高，子女的年齡也在相應提高，導致低齡老人供養高齡老人的局面產生，家庭供養能力會有所下降。而隨著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發展，帶病殘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齡化發展只解決經濟供養是不夠的，還要解決好社會照料和醫療護理問題。因此，大力培育社會化服務功能，發展以社區為中心的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事業，以彌補家庭養老功能的缺失，滿足日益增強的社會養老需求，是人口老齡化提出的一個現實要求。
五、積極應對老齡化問題應采取的措施
社會養老的發展同樣面臨較多的制約因素，如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低、缺乏系統的老年服務體系、養老設施嚴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改革和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體系
我國原來實行的現收現付的以公共養老金為基礎的老年保障體系已不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國家獨立支撐的養老保險體系轉化為由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共同承擔已成為政府必然的選擇。因此，我國應增加企業和個人的義務，在國家基本保險之外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支柱和個人自愿參加的其他補充保險，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基本養老金+強制性儲蓄積累”的二元養老保險模式，從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標上看兩者應該有所區別，資金籌集、管理運作以及養老金發放方面，應該逐步分離，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別實施。隨著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基本養老金的比重應該逐步縮小，更多地發揮補充養老保險的作用。
目前我國農村地區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積累式的養老保險，仍處于探索階段，覆蓋面很小，保障水平較低。從我國人口變動的趨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以及農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來的我國養老問題，難點在農村，重點也在農村。由于農村老人數量極大，農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權，因此從主體來說，農村養老應以家庭為主，社會為輔，提倡老人自養，樹立自我養老意識。對于農村“三無”老人繼續實行“五?！敝贫龋粚τ谧袷貒疑叨纬傻莫氉樱ㄅ?、雙女戶，繼續推行計劃生育養老保險。還可以因地制宜推廣綠色養老保險，在鄉村利用資源優勢，開辟養老田、養老山、養老林、養老塘的形式，為農村老齡化人口自我養老提供一個平臺。在經濟發達地區，也可以自愿實行農民退休金制度，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老年農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領取一定數額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強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的建設
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據法律來經營管理全國養老保險業務、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法人資格的經營單位，它利用社會成員繳納的養老保險費依法進行投資經營活動，以保證養老保險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國養老保險基金只能投資于政府公債、存人國家銀行獲取利息，受到通貨膨脹等的威脅。特別是這幾年，國家為了擴大國內需求，政府公債、銀行存款利率在不斷下調，養老保險基金實際收益率并不高。建立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能夠將養老金的投資收益狀況直接與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聯系，調動公司管理人員管理養老金的積極性。商業養老保險必將在養老保險體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養老金繳納的時間長，有定期性，儲蓄的時間也很長，比較適合作長期投資，而長期投資的收益則是很高的。
（三）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引導監督多支柱體系
政府對社會養老保險應行使宏觀調控職能，制定政策起引導、宣傳和監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基本養老金+強制性儲蓄積累”的二元養老保險模式，從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標上看兩者應該有所區別，政府在此間的職能應該逐步分離，行使宏觀調控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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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縮宮素；卡前列甲酯栓；麥角新堿；高危產婦；產后出血
產后出血（postpartumhemorrhage）是指胎兒娩出后的24h內，陰道分娩者出血量≥500mL，剖宮產分娩者出血量≥1000mL；胎兒娩出后24h出血量≥1000mL為嚴重產后出血[1]。目前在我國，產后出血是導致孕產婦死亡的首要因素，且大部分產后出血所造成的孕產婦死亡，均因診斷、處理不當。盡管近年來，產科出血所造成的孕產婦死亡呈現下降趨勢，然而在孕產婦的死亡病因中，產科出血依然位列第一。隨著我國二胎政策的開放，分娩率逐漸升高，因此，產后出血的發生率也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對孕產婦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嚴重影響[2]。其中宮縮乏力是導致產后出血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預防子宮收縮乏力是防治產婦產后出血的關鍵所在?；诖耍驹褐荚谔接憽叭摲ā瘪R來酸麥角新堿聯合縮宮素、卡前列甲酯栓預防高危產婦產后出血的臨床效果，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選取2017年6月至2020年7月于本院分娩的高危產婦160例為研究對象，隨機分為A組與B組，各80例。A組年齡20～45歲，平均年齡（31.43±2.39）歲；孕周38～41周，平均孕周（39.03±1.47）周；合并巨大兒11例，多胎2例，子宮肌瘤2例，羊水過多8例，產前貧血24例，瘢痕子宮4例，高齡10例，產程延長11例，產程過快8例。B組年齡19～44歲，平均年齡（30.58±2.47）歲；孕周37～41周，平均孕周（38.97±1.32）周；合并巨大兒12例，多胎3例，子宮肌瘤3例，羊水過多7例，產前貧血22例，瘢痕子宮3例，高齡11例，產程延長10例，產程過快9例。兩組臨床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
1.2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年齡18～45歲的孕產婦；診斷為產后出血的高危產婦，如高齡，多次人流史（≥3次），多產次（≥3次），貧血，前次子宮手術史，產程延長，巨大兒，多胎，羊水過多，子宮肌瘤，原發性或繼發性子宮收縮乏力，急產或產程過快；陰道分娩；經本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排除標準：合并有嚴重的內科并發癥者（如心臟病、肝病、腎病等）；妊娠高血壓、膿毒癥者；宮腔內感染、生殖道畸形者；兇險性前置胎盤或胎盤植入者；血紅蛋白水平＜90g/L者；血小板計數＜80×109/L者，凝血功能嚴重障礙者；子宮肌瘤單個肌瘤直徑≥5cm者；多發肌瘤的肌瘤個數＞3個，單個肌瘤直徑≥2cm者；正在使用HIV蛋白酶抑制劑的受試者；對馬來酸麥角新堿制劑、或縮宮素或卡前列甲酯栓過敏者；既往3個月內參與過其他臨床試驗研究者；研究者認為不適合參加本實驗者。
1.3方法
A組胎兒娩出后立即給予縮宮素（馬鞍山豐原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34020474，規格：1mL∶10U）10U肌肉注射，卡前列甲酯栓（東北制藥集團沈陽第一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800007，規格：1枚∶0.5mg）1mg舌下含服，胎盤娩出前予馬來酸麥角新堿（成都倍特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3204526，規格：1mL∶0.2mg）0.2mg肌肉注射。B組胎兒娩出后立即給予縮宮素（馬鞍山豐原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34020474，規格：1mL∶10U）10U肌肉注射，卡前列甲酯栓（東北制藥集團沈陽第一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800007，規格：1枚∶0.5mg）1mg舌下含服。
1.4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產時，產后2、24h出血量，通過稱重法和容積法統計產后出血量，監測產后2h內血壓以及頭痛、惡心不適、寒戰等不良反應發生情況。出血量采用稱重法：應用醫用護理墊（廣東惠生科技有限公司）測量；容積法：彎盤測量。
1.5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n（%）]表示，比較采用c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兩組出血量比較
A組產時，產后2、24h出血量均明顯少于B組（P＜0.05），見表1。
2.2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
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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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出生性別比；失衡；性別結構問題；文獻綜述
我國對人口性別結構的學術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三十余年的研究歷程是一個對人口性別結構不斷深入認知的曲折過程。本文將通過回憶這一歷程，梳理學者們的研究，客觀展現這一研究領域中的成果和可能的新奇點，以期能對以后的研究和政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這里主要通過CNKI數據庫查找搜集已有文獻，輔以一些涉及人口性別結構研究的著作進行文獻梳理工作。在CNKI上，以“性別結構”作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共查到1981年至今293篇相關論文。在所有相關文獻中，最早涉及人口性別結構的討論是1981年《人口研究》第二期刊登的康明村的《對新疆石河子地區獨生子女性別比例調查》一文。然而，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絕大多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有性別結構問題的爭議之中，從90年代中后期，我國學者對性別結構問題基本達成共識，研究集中轉向了更深入的關注點之中。通過對1982年至今的293篇文章的標題、內容進行細致篩選，筆者最終選擇確定了本次綜述所將分析的44篇文章。
至今學界對性別結構相關問題的討論，大致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性別結構問題存在與否的爭議；二是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原因的討論；三是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社會后果的討論；四是對防止和減小性別結構問題的發展策略的探討。
一、對我國性別結構問題存在與否的爭議
我國著名人口學家李建新認為，學界討論的性別結構，一般指的是出生性別比。出生性別比是人口性別結構的一項重要指標，對總人口性別比、分年齡性別比都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著名人口經濟學家田雪原在其著作《人口學》中指出，出生性別比指的是一定時期內（通常指一年）出生嬰兒中男嬰和女嬰之比，一般以每100個女嬰對應多少男嬰來表示。在生物學意義上，出生性別比是個常數，在沒有外界干預的情況下，它一般穩定在105左右。若偏離了這個常數，則意味著出生性別比失衡，性別結構問題也即將產生。
1982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出生性別比為108.5，199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別比上升到了1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這個數據為116.9，而到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出生性別比已經高達118.08。
在80年代初，我國出生性別比開始偏離正常值（105），然而在先前的研究中，學者對人口現象和問題的研究關注點更多地在全國人口規模、人口遷移等方面上。對人口性別結構做出的最早討論是人口學學者康明村，他于1981年發表在《人口研究》第二期的《對新疆石河子地區獨生子女性別比例調查》一文首次以地區的計劃生育實際狀況調查為基礎，研究發現新生的獨生子女中出生的男嬰要多于女嬰，并呈現逐年遞增趨勢。隨后，1983年鄒平通過在北京地區展開的對出生嬰兒性別比的調查分析，發表了《關于北京市出生嬰兒性別比的調查》一文，文章指出由于計劃生育和生男孩的意愿，在偏遠地區有瞞報的情況，并且瞞報的女嬰居多，而因為這點他在研究最后也沒承認康明村提出的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情況。
因此，有關我國人口性別結構的研究，一開始就在出生性別比是否有失衡各持看法。引起了八九十年代學界對性別結構是否存在的爭議。這期間的有關研究中，主要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則認為普查和抽查的數據反應了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并有嚴重化趨勢的事實；而另一種觀點認為說中國存在出生性別比失衡是不科學的，因為先前的統計數據受各種原因影響是失實的。
一些學者依據人口普查數據和抽查數據發現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情況。1988年袁振相在《出生嬰兒性別比初探》一文中指出我國出生性別比失衡不再是個別地區的問題，而是廣泛存在并具有城鄉分布一致的特點，但農村失衡情況要嚴重于城市。同年，劉爽在結合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和在我國本分省市的抽樣調查數據分析，在《對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分析》一文中描述的情況與袁振相基本相同。
而以徐毅為代表的學者利用1982年到1990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和部分抽查數據反復研究，于1991年在《中國出生性別比的現狀及有關問題的探討》中認為出生性別比偏高是由于存在很多出生女嬰瞞報、漏報、錯報的現象。賈威也在他的《收養子女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分析》中認為收養子女比例從80年代到90年代呈較大幅度上升，但大量被收養的女嬰未被記入統計數據。因而他們認為所謂事實性人口出生性別比偏高，只不過是統計數據造成的假象。
這一爭議在一些不爭的統計數據比較和“光棍”群體的日益壯大等事實中得以逐漸平息下來，大多學者保持了一種客觀的態度對八十年代的出生性別比現象重新進行了解讀和思考。因此，從九十年代后期的研究就可以發現，研究關注點不再糾結于是否存在人口性別結構問題上，而是開始了一些更深入關注點的討論中。
二、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原因分析
雖然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更多偏向對性別結構問題存在與否的爭論，但是也有不少學者同時討論了一些關于導致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根本原因，馬安和涂平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出生性別比偏高主要還是由瞞報漏報引起的，認為是這種原因的學者往往也對我國人口結構問題的存在持否定態度。而后有的學者則反思快速的高新科技推廣對我們的社會生活帶來的效應。于弘文則有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產前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流產是偏高的主要因素，而瞞報漏報是次要因素。
在后來的研究中，學者們也因統計技術的成熟而拋棄了“瞞報、漏報和錯報”的解釋，李建新等學者認為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流產等技術的發展是促成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原因，但不是根本的。
以楊菊華為代表的“政策論”者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導致性別比失衡的最根本原因。他在《中國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關系的理論構建與實證研究》中構建和檢驗了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別比的關聯機制。他的研究發現，在一孩政策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區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別比又極度失衡。而在政策寬松的環境下使部分女胎與男胎一樣受歡迎，比如而未實行生育限制政策的少數民族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基本保持正常。于是他認為，政策越強反而易使女胎受歧視而遭遇人工流產，而相對寬松的政策讓女胎所受的歧視程度相對減弱。
“生產論”者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衡是因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男女不平等的影響。壽蘭蘭在《出生性別比失衡——兩性不平等為和諧社會留下的重大隱患》指出，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從本質上來說，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現，當前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尤其在農村地區，社會生產對男性的需求大大高于女性，女性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出生性別比的失衡也是女性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生存權和發展權受到侵害的反映。
“文化論”者則當然認為是傳統的生育觀念和重男輕女的生育文化的影響，劉強在《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一文中指出，中國傳統生育文化具有濃厚的重男輕女、男尊女卑色彩。即使是今天，“不生男孩不罷休”的生育意愿還沒有根本轉變，這是出現出生性別比異常的根本原因。
而“技術論”者則認為是B超技術的運用直接導致了中國出生性別比的極度不平衡。李樹茁和鄭真真等多位人口學專家認為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是造成目前出生性別持續偏高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我國從事計劃生育的部門來說，他們會自覺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性，因而對政策論說產生一種抗拒。“在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他們并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卻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現象。雖然出計劃生育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加劇了性別比偏高趨勢，但是二者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之所以有這樣的解釋，是因為分析者把各個要素相互脫離的結果。出生性別比失衡并不是哪一個原因造成的，而是各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三、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社會后果討論
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社會后果有很多，本文選取了學界認同高的后果加以呈現：
（一）女嬰生存健康條件下降
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數據，嬰兒死亡性別比為120—130（女性為100），這是因為女嬰患遺傳疾病的概率要低于男嬰，女嬰的免疫力強于男嬰的緣故。如果一個人口中觀察到了男孩與女孩的死亡水平之比低于這個正常值，則說明這個人口中存在著非正常的性別差異。張二力在《從五普地市數據看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和嬰幼兒死亡率性別比的影響》中指出，2000年在一孩政策地區的女嬰死亡率偏離正常比例高達99.9%，是執行二孩政策地區的1.75倍。這一現象與出生性別比偏高同為嚴厲生育政策的副產品，也直接影響到了年齡性別結構，最終將會帶來不良的社會后果。朱楚珠認為，在我國嚴格的“一孩”“一孩半”生育政策之下，偏男的性別偏好不能通過正常生育來滿足，在存在著性別歧視的地區人們對女孩生存的環境“漠不關心”，致使一些女嬰生病得不到好的治療而夭折，也還存在著大量的溺嬰現象。因為這樣的女嬰死亡可以換取再生男嬰的機會。
（二）婚姻擠壓
婚姻擠壓（Marriage Squeeze），最早由瓦萊麗·赫德森和安德烈亞·博爾兩位學者提出，在2004年5月份，他們的名為《光棍：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意義》著作在英美學術界引起廣泛關注。這部著作把矛頭對準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性別比偏高的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具體就是由于兩國成年男性遠遠多于成年女性，男性因此不能像傳統那樣選擇配偶，而是以競爭的方式相互擠壓選擇配偶，復雜的競爭機制最后生產出了很多光棍。而這些光棍，往往是誘發社會問題和對社會安全產生威脅的重要群體。對于任何一個社會，男女正常婚配的人口學前提是在婚齡期階段（20—39歲）男女性別比會均衡在100左右。劉建新在對我國2000年的普查數據中分析到，不僅年齡組如0—4歲的性別結構嚴重失衡，而且婚配年齡人群的男女性別比也不均衡，男性人口大大超出了對應的女性人口。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在一個新聞訪談節目中講道，人們在選擇配偶時出現“老夫少妻”、“城里哥找鄉下妹”、“貧困男尋求跨國婚姻”這些現象來避免婚姻擠壓帶來的影響。這些非傳統的婚姻搭配只是加大了婚姻擠壓的效應擴散，并沒法有效解決問題。
由我國目前出生性別比的偏高趨勢可以預見，到2020年，將會出現3000萬“光棍”。未來我國婚配人群的性別結構失衡引出的婚姻擠壓仍將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社會問題繼續，甚至還有新問題產生。
（三）對社會穩定與安全的影響
劉建新認為，婚姻擠壓產生的后果，絕大部分是被動單身。而這些被動單身的男性往往來自于偏遠地區或者文化水平、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較低的男性。不能婚配不僅會影響到個體的身心健康，還將加重這些原本就邊緣的男青年的失落感、挫折感。
國家人口計生委關愛女孩治理出生性別比專家組組長原新指出，性別比失衡帶來的不僅僅是婚姻擠壓的問題，還會引發性暴力、拐賣婦女兒童等非法行為的發生。孫江輝在《男女性別比失衡與違法犯罪問題研究》一文中認為，不能結婚的男性處于社會底層，已經具有這樣的危險傾向：即基于體力建立一種系統，通過暴力得到他們無法以合法途徑得到的東西，為了謀求正常的社會生活，比如婚姻、生活富有等，而又缺乏正當的手段時，他們便會以其自認為正當的方式來實現。
出生性別比失衡，帶來的影響之重大，以至于我們再也無法忽視這個問題的存在，它正如一場靜悄悄的危機，一步步向我們逼近。
四、防止和減小性別結構問題的發展策略
目前我國整體人口出生性別比仍然持續偏高，在對未來性別結構堪憂的同時，學者們也對癥下藥地探索了一系列措施和對策應對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嚴梅福在《變革婚居模式降低出生性別比》中分析到由于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最重要的是要改變傳統的婚育觀念，建立新型的人口道德，并通過招贅婚居，提高女孩的養老價值和“傳宗接代”的預期效益價值，淡化宗族和家族觀念。辜勝阻、陳來在《城鎮化效應與出生人口性別比偏好》中認為通過人口城—鄉遷移、制度城—鄉遷移和生育文化的重構，在廣大農村地區大力發展生產力，加速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和城鎮化，通過外部制度環境的改變和法制的完善來淡化人們的男孩偏好。王翠絨的《出生性別比持續升高的人口倫理學分析》提出應全方位構建完備的社會保障、利益補償制度，樹立生男生女都一樣的新風尚，提倡尊重婦女生育的社會價值。著名人口學家田雪原等人在《“軟著陸”：中國人口發展戰略的理性選擇》則建議改革現有生育制度，全國不分城鄉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結婚一律允許生育兩個孩子。
五、對我國性別結構問題研究現狀的評述與思考
通過對近三十年的關于性別結構問題的研究梳理，我們可以發現，這方面的研究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然而，起初那段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圍繞問題真實性展開的爭議不僅為我們展現了問題本身發展的清楚脈絡，也開拓了后續研究者的視角和內容?？偟膩碚f，對于人口性別結構的問題囊括了對這個現象的描述、解釋和預測。不管從研究視角還是研究內容來看都比較全面。但筆者從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研究現狀也衍生出了一些相關思考：
（一）一方面，我們承認生育觀念是影響出生性別比的重要因素之一，傳統的重男輕女的觀念減少了女嬰出生或存活的機會。而另一方面，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通過實證的問卷調查和研究并得出我國現階段大部分地區“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等生育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的文章，“生兒生女都一樣”、甚至是“女孩比男孩好”的觀念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普遍存在。但是，事實上，即使在生育觀念轉變的情況下，不管是對全國還是對地區而言，非法使用B超鑒定胎兒性別和非法選擇流產女胎的“兩非”現象仍然嚴重，而出生性別比仍然是只高不下。怎樣解釋這種觀念與行為不一致的非邏輯行為呢？
顯然，我們首先會想到這是因為造成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現象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以往的研究只是說明有共同作用，但并沒有對這種共同作用何以產生和以何種形式表現并沒有做明確的分析和說明。因而，僅僅以“共同作用”這樣粗糙的解釋也著實有些尷尬。試想在眾多造成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因素中，生育觀念這種內化于行為者的東西直接引導和支配人們行為，但在與國家政策、社會生產和B超技術相碰撞的時候發生了妥協，做出了與生育觀念不一致的行為，而使得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觀念的妥協為何，暫時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應該可以清楚地看到，即即使生育觀念已有大的改變，但如果國家政策不盡快進行合理調整，人們在社會生產中對男女性別觀念不轉正，B超技術還肆意濫用，想要在未來平衡出身性別比，也可能只是一個空談的理想吧。
（二）另外，國家政策也是影響出生性別比的重要因素。在此寄希望的對國家政策進行合理的調整，并不是無根據的。
從70年代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負面影響從一開始就慢慢凸顯出來，其實早在80年代中期“一孩”政策遭到質疑后，在部分地區（多數是農村）開小口實施“一孩半”政策，近幾年“放開二胎”的聲音也越來越多。
據統計，2009年全國范圍內生一胎的性別比是107.1，二胎的性別比是151.9，三胎的性別比更是高達159.4，遠遠偏離正常范圍。也就是說，生的胎數越多，生男孩的意愿反而更強烈，性別比就越高。所以有學者便認為 “二孩”生育政策還是滿足不了生育者對嬰兒的性別需求，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再生男孩的愿望變得更為強烈，而以出生大量二孩甚至是多孩來平衡性別比是不科學也是不現實的。顯然讓我們尷尬的是，目前不管是一孩還是二孩的政策下，嬰兒出生性別比都不樂觀，在未來仍然是我國人口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這意味著要減小和平衡出生性別比，僅靠人口政策的調整也是不夠的，正如影響性別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樣，要減少性別比失衡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一種適宜的政策和合作方式的探索也將成為未來性別結構問題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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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突出問題——人口老齡化加劇
人口問題是當今世界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人口的發展受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同時它對社會的發展也起著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經過30年的努力，我國在人口控制的問題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績。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的統計，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現在1.8%左右，這種生育率的下降讓我國13億人口日到來推遲了整整4年。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發展也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
人口老齡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總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按國際通用標準，60歲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稱為“老齡化社會”。美國《紐約時報》指出，我國的老齡化速度太快，從而飛速經過了這個原來西方社會可以建立起一個中產階級的時間段。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據我國老齡協會提供的數據，我國老齡高峰將于2030年左右到來，并持續20余年。到2l世紀中期，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過4億，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則會達到3億左右。我國人口的老齡化不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這種人口老化趨勢也超過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我國社會的人口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綜合國力不強、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前提下進入老齡化的。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老齡化是截然相反的，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工業化完成之后經濟達到高度的發展水平之下才出現。此外，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著區域失衡的特點。我國各地區老齡化程度自西向東呈階梯上升，地區間差距較大。東部沿海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8%，其中上海達就到11.46%。而西部地區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區仍是典型的年輕型人口結構。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齡化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口問題，同時它也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
那么，13億人口大國的養老問題該如何應對？目前，國家有關部門以及眾多人口學學者都提出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來緩解這股銀色浪潮的洶洶來勢。但是，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卻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預測，我國養老保障的短缺金額到2010年將達1100億美元，而未來30年內將會出現3.7萬億的資金缺口。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國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勞動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養老體系的保障。全國職工有近3/4的人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報告還指出，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現收現付制，即是用現在工人的稅來養活目前的退休人員，不做任何基金積累。雖然，目前我國正努力促使“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養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國全國養老保險欠費達到了450多億元，在全國范圍內，許多省市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情況，甚至是積累虧空。加之農村養老問題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議程上來，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2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根據西方人口學理論，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也取決于上述兩種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雙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會導致人口年輕化，而后期下降則會促進老齡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則會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對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根本原因，許多西方人口學家則認為是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現代化所導致。所以，人口的老齡化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同樣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影響。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則是我國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這種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據《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可知，我國2002年的出生率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國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劇下降，從39.7%下降到24.9%。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老齡化并不完全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因為即使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老化。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卻是中國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提早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3新時期人口政策調整的思路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人口總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們進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們也步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因此，我們在積極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還應該重新審視只注重控制人口數量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調整，為其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數量”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兩手抓
經過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顯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宣告我國人口的成功轉型。盡管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慣性等因素作用，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長一段時間，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預示著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我國人口政策應該逐步重視“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筆者認為，正確處理“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緩解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具體的做法是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有計劃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圍。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轉變在農村地區還是不充分、不徹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卻過低，如北京和上海，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區仍然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區域可以適當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達到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條例擴寬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圍。條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沒有出現申請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變。相關調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觀念上逐步發生了變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全面考慮事業發展、經濟負擔等因素。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桂世勛教授認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數量控制和緩解老齡化之間找出平衡點，這有利于調節人口結構。根據上海的調整情況，我們可以預示，通過調整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優化人口年齡結構是可行性的。
3.2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
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地，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因素。因此，為了緩解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形勢，國家的人口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主，必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出，鼓勵全社會各種力量投資辦學，并從政策上予以傾斜。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來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強單位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出生人口素質，重視出生缺陷和殘疾人口問題，降低新生嬰兒的死亡率。這對保證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既要以兒童、老人為出發點，同時也必須關注成年人問題
篇8
隨著獨生子女的慢慢長大以及二胎政策的放開，家庭缺少了對子女的教育，以及教育上的失誤，從周邊的許多孩子中能看出現今的許多兒童都有自我中心的心理傾向，自私、唯我獨尊、從來不會為別人考慮。從這些現象更能體現出對小學生進行心理健康的教育非常重要。在新課改的倡導下的，人們重視對學生進行全面素質教育，讓我們的孩子的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科學素質，勞動技能素質和身體素質都得到發展。但由于各種社會環境的影響許多孩子在很多情況下心理都比較脆弱，因此，對小學生進行心理教育猶其重要，心理健康教育不僅能夠促進學生全面和諧發展，能更好的促進學生數學學習的成功、形成良好的品德、保證學生正常健康地生活與發展成人。同時對小學數學教學有很重要的意義。
一、讓學生在愉快中學習
在愉快輕松、平等民主的氣氛中，在數學學習中學生發現問題、積極探索的心理取向得到激活。因此數學教師要及時更新教育觀念，樹立學生主體的教學理念，做學生學習的助產士，催化劑。同時我們要把微笑帶進課堂，把更多的鼓勵留給孩子。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用辯證的思想去發現學生的優點與不足，在數學課堂學中善于利用學生的閃光點去促進學生學習，鼓勵學生發表不同的見解，允許學生提問質疑。
二、讓學生在興趣中學習
在數學教學中要抓住學生的心理發揮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根據新課改的要求，數學教學可以利用故事、典型趣聞等導入新課，使“導入”真正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從而激發學生的求知欲，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三、讓學生在民主和諧的氣氛中學習。
篇9
【關鍵詞】情節 蝌蚪 角色 人性弱點
前言
莫言曾經說過：“我對小說中蝌蚪毫不留情剖析，就是對自己的剖析，我沒有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形象，我把自己心里很多卑微的想法或者陰暗的想法全部袒露出來?！币驗楣餐纳罱洑v使得《蛙》中的蝌蚪帶有莫言的自傳性。
通過對蝌蚪形象的剖析后筆者發現，蝌蚪代表的更是一個生活在特殊時期下的群體，他們帶著殘缺的人性生存，但他們又是復雜的，在多重角色下透露出的人性的弱點，更是整個現實社會都有可能存在的弱點。
莫言正是通過對蝌蚪的形象淋漓盡致地展現，為我們創造一個遍布人性黑洞的世界。
正文
一、⑹穌
《蛙》是以給“杉谷義人先生”的一封信為開頭，在信中，“我”也就是“蝌蚪”（筆名）是這樣介紹自己寫作的初衷的：“先生，我想寫一部以姑姑的一生為素材的話劇?！蓖瑫r在《蛙》的前一部分，“我”并沒有參加到整個故事的矛盾沖突中。“蝌蚪”擔任的只是一個敘述者，而這樣一來，也就使得“蝌蚪”這個角色的責任在整個故事中被淡化。
但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人都忽略了在“蝌蚪”身上承載著的更為重要的東西。
暫且拋開所有的故事情節，我們首先應該考慮的是，“蝌蚪”這個筆名的含義究竟是什么？這個名字與故事的關系值得我們去思考。
從“蝌蚪”的科學意義來看，它是兩棲動物――蛙的幼體。
這個故事的題目就是“蛙”，而“蛙”又與“娃”和“媧”讀音相似，因此“蛙”有三個方向的解讀：首先“蛙”字本身代表著胎兒在母親腹中的生長發育過程，而且“高密東北鄉一直有著蛙圖騰，人們對蛙及其代表的生育繁衍有著虔誠的崇拜……”[1]；其次“娃”代表的是孩子，也就是生育繁殖的愿望；還有“媧”指的是女媧，女媧造人，這也體現了女性與其承擔的生育繁殖的社會功能。
因此“蝌蚪”對于整部作品而言是主題的直接承擔者，體現的是莫言筆下的社會對繁衍生息，傳宗接代的執念，以及當這種執念發展成整個社會的走火入魔的可悲可嘆。男權主義就像存在于整個社會的一大黑洞，正貪婪地吸取著女性的精神與生命。
二、幫兇
王仁美懷上二胎這一事件的發生，卻讓“蝌蚪”在無形中卷入一場蓄勢待發的矛盾中，開始承擔起局內人的角色作用。與此同時，在這一情節發展中將暴露出以蝌蚪為代表的人群所隱藏的人性弱點。
1.被身份地位所禁錮：情感缺失
作為一個丈夫，當得知妻子懷上二胎時，本該是喜悅與激動，但蝌蚪的反應卻恰恰相反，“惱火”“恨恨地罵著”“這個臭娘們兒”……蝌蚪此時是一位軍官，在部隊任職，那么相對于陳鼻、張拳那些農民階層，蝌蚪屬于知識分子階級，再加上他在國家機關里任職的工作性質，他受到的身份束縛會更多，因此受到計劃生育這一政策的影響也就更加嚴重。
蝌蚪在這個軍官位置上得到的尊重、榮譽是無法估量的，也正是因為對這些資本的不舍，才使得他在一開始選擇了完全站在國家政策這一邊。
因此，這個事件本身折射出在國家意志的灌輸與壓迫下，人被套上了身份地位的同時，其天性中的一些原始的發自本能的情感例如父愛等，在很大程度上被活生生遏制，從而人性日益呈現出退化的狀態。
2.背離原始鄉土勞作：忘本自私
《蛙》中蝌蚪對于老母親的請求，說出了以下這番話：“部隊有紀律，要是生了二胎，我就要被，，回家種地。我奮斗了這么多年才離開莊戶地，為了多生一個還是把一切都拋棄了，這值得嗎？”這段話中，蝌蚪說出了心里的“委屈”：他是賣命努力才使自己逃離農村，而如今卻因為一個孩子，一切都恢復原狀。從“這值得嗎？”這個反問句中我們可以看出蝌蚪從內心深處其實十分排斥那種農村生活，他要出人頭地，甚至不惜將自己的孩子與之放在同一個天平上作比較。
這段話雖然很簡短，但卻很清晰地看出，以蝌蚪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背離原始鄉土勞作后對家庭責任的淡漠甚至忽視。
3.對以姑姑為代表的勢力無力抵抗：自我麻痹
王仁美這一事件爆發后，蝌蚪先是竭力反對，但后來在袁腮的說服下，讓王仁美生下孩子的念頭一閃而過，然而在姑姑的發泄和質問下，“蝌蚪”被動地接受了姑姑的安排：讓王仁美流產。
在文中，“蝌蚪”面對姑姑的強勢，他收起了在家里對王仁美與母親的強硬，“那您說怎么辦呢？”“事到如今也只好聽您的了……要不要部隊來人配合一下？”他變得懦弱無能，對自己孩子的生死如此草率。這種軟弱實際上是一種自我麻痹，在面對兩難抉擇時，他選擇當一個木偶人，讓自己選擇性冷漠，聽由事態發展。
我們不難看出“蝌蚪”在面對王仁美腹中胎兒時是面臨著兩難的困境的。“面對這樣的矛盾，逼迫蝌蚪必須在自我發展和人道主義之間走出條合適的道路，而這條道路注定是難以兩全其美的?！盵6]個人身份地位與前途的束縛是他自私自利、忘記根本、軟弱無能等的根源，這一切人性的弱點也導致了一大家庭與生命的悲劇。
三、主謀
一開始王仁美的死，蝌蚪在其中擔任的只是幫兇的身份，而此時，在陳眉代孕事件中，卻成為主謀，即使一開始并沒有主觀意愿，但到后來，收買法官等一系列行為，蝌蚪真正地把陳眉推向了深淵，美其名曰“救贖”。
1.救贖包裝下的自我催眠
首先談談救贖是什么。
"救贖"從普適性的角度來解釋，救贖就是對自己的罪過進行懺悔，在自己付出一定的代價的前提下，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心靈解放。
而在文中莫言多次提到“救贖”二字，其中比較經典的是“我感到我的靈魂受到了一次莊嚴的洗禮，我感到我過去的罪惡，終于得到一次救贖的機會，無論是怎樣的前因，無論是怎樣的后果，我都要張開雙臂，接住這個上帝賜給我的赤子！”蝌蚪在經歷許多次掙扎后，在布滿嬰兒照的廣告牌上，他突然被感動，從原先的排斥，想讓陳眉流產到現在的無比喜愛與滿足，就像姑姑做泥娃去紀念因為她而未能出生的那些孩子，把陳眉代孕生出來的孩子當做對自己的救贖。于是他這樣安慰自己：“這個孩子其實就是那個孩子，他晚來了20年，但畢竟還是來了?！?/p>
這只不過是一種對自己的催眠，試圖去模糊自己的罪惡感，逃避內心的愧怍，自欺欺人。
2.救贖表面包含著對血緣關系與生命價值的蔑視
從第八幕劇的情節來看，小獅子和蝌蚪為了孩子與陳眉理直氣壯的打官司，還用十萬收買了法官。奪走陳眉的孩子，就等于漠視陳眉與孩子之間的血緣聯系，同時也隔斷了他們之間的物理聯系，這是對一個生命的不尊重，而這與之前讓王仁美流產從本質上來看罪行是一致的，都是σ桓鏨命的肆意掌控，由此看出蝌蚪對其犯過的“罪行”仍沒有進行深刻的反省。
沒有反省，何來救贖？
救贖一詞只是蝌蚪自欺欺人的工具。“陷溺在罪與贖罪的無盡循環中，人不可能擺脫負罪感。”[7]他們對自己所犯過錯的用另一種錯誤的方式進行掩蓋，這就是人性中的虛偽。
四、受害者
無論是誰，在這場計劃生育中都不能全身而退?！拔覀兗仁亲镄械氖芎φ撸彩亲镄械氖┬姓摺！盵8]以蝌蚪為例，他對王仁美，對他未出生的孩子，還有為他代孕的陳眉，都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傷害。
然而在整個故事當中，他同時也背負著許多痛苦。
“我已經害了一個女人了，不能再害第二個了?！边@是他在拒絕娶小獅子時說的話，由此可見，王仁美流產后失血過多而死后，他一直帶著這份愧怍生活著。除了這份對逝者的懷念，從更高的角度來看，他心中還有一種令人痛苦的掙扎，“實際是個體在集體和國家意志面前的掙扎、無力、妥協和承擔?！盵9]當他在面對姑姑以及背后所代表的國家意志時，他顯得十分渺小，到處充斥著無力感，因此在反復搖擺和矛盾中，無形中成了姑姑的幫手，造成了以他為核心的一系列家庭、婚姻以及生命悲劇。
因此他的可憐之處就在于，他的人性弱點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痛苦不堪的內心生活。然而人本來就是脆弱的，生命對渾濁的承受力相當有限，正如蝌蚪在信中問道：“被罪惡感糾纏的靈魂，是不是永遠也得不到解脫呢？”
莫言借描寫“殘缺人物尷尬而痛苦的生存狀態，并在作品中蘊托著深厚的人道主義關懷?！盵10]來表現人道主義，而這恰恰體現的是莫言的廣闊胸懷，他對生活的審丑已上升到對民族人性的包容與關懷。
結語
在莫言《蛙》中，“蝌蚪”承擔著多重角色，而在他復雜形象的背后也展露著更多人性的弱點，而在莫言所創造的社會中，善與惡的界線被模糊化了，每個人都是殘缺的，都帶著一副面具過日子。回歸到現實生活中，莫言筆下的所謂人性弱點，善惡美丑，都正如他所言：“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备矣谡娴孛鑼懩阄抑觞c，大惡之惡，才是一部真正宏大寬闊的作品，而莫言強調的其實就是這種大包容、大悲憫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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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 ABO血型；Rh血型；新生兒溶血三項；檢測；時間；療效
[中圖分類號] R446.62；R457.1+1；R714.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7）03（b）-0116-04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an analysis on the result of the hemolysis test to the 48 newborns who are proven by prenatal screening having hemolytic disease on the delivery dat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sting time of the hemolysis test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ur Center makes three tests about prenatal and postnatal neonatal hemolysis by means of blood type serological method on 1 352 prenatal samples and 1，953 postnatal newborn samples selected as a group by the hospitals in Xining at each level for inspection from January 2001 to September 2015. Results The result is follow-up observation on 48 typical cases among 1 352 prenatal samples and 1 953 postnatal newborn samples. Among 23 ABO cases， 5 cases have blood type consistency with their mothers， and the other 18 cases are confirmed as ABO-HDN. Among 23 Rh cases are all confirmed as Rh-HDN. These infant patients are all cured， without one case with adverse sequelae. Conclusion The routine should be broken for the cases that may catch hemolytic disease of the newborn， thus the value of prenatal monitoring can be really reflected in the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emolytic disease of the newborn， improv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newborn and having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prenatal and postnatal care.
[Key words] ABO blood group；Rh blood group；Newborn hemolysis； Tests； Time；Curative effect
該文討論的血型相關疾病主要指的是新生兒溶血病，新生兒溶血?。╤aemolytic disease of the newborn，簡稱HDN）是由于母子間血型不合引起的一種免疫性疾病，主要由ABO和/或Rh血型不合引起[1]。對HDN的預防一般采取通過產前血型血清學檢測，對有發生HDN危險性的孕婦，產前進行預防性治療，再通過產后新生兒血清學檢測來排除或證實是否為新生兒溶血病，但大部分地區在實際工作中既是遇到產后肯定會發生新生兒溶血病的病例也一般采取等到新生兒出現黃疸之后才進行溶血三項實驗的檢測，因此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影響了治療效果，為了充分發揮產前血型血清學檢測在新生兒溶血病的預防、診斷、治療中的作用，筆者對該中心2001年1月―2015年9月期間西寧地區各級醫院送檢的1 352例產前樣本和產后1 953例新生兒樣本進行檢測，其中對家屬愿意配合的48例典型病例進行追蹤觀察，該48例病例采取當日進行新生兒溶血三項實驗，及時為臨床提供實驗室診斷結果，此措施的實施在新生兒溶血病的診斷、治療中取得顯著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整群選取該中心2001―2015年產前血型血清學檢測中夫婦ABO血型不合，孕婦lgG類抗-A或抗-B滴度較高，以往有流產、死胎、ABO-HDN史、新生兒不明原因黃疸死亡史等現象的23例病例。19例是以往由州縣轉至西寧或住在二級以下醫院就醫的，由于沒有進行產前血型血清學檢測及產后新生兒溶血三項檢測，不能明確診斷，轉入三甲醫院后診斷為Rh-HDN的病例，但由于沒有及時診斷和對癥治療，17例患兒均出現死亡，有2例雖然存活，但由于核黃疸，留有后遺癥。對這類特殊病例在報告單中重點注明產婦再次妊娠務必進行產前檢測、治療等注意事項后再次孕育的病例，6例是初次做產前血型血清學檢測發現有Rh血型系統不規則抗體，且丈夫紅細胞上具有c不規則抗體對應抗原，同時又有不同次數不良孕產史、無輸血史的病例，可證實不規則抗體是通過妊娠產生的。對以上48例病例在產前、產后整個孕育期全程監測、治療，并對療效進行追蹤觀察。
1.2 試劑
抗-A、抗-B、抗-D、抗-C、 抗-c、抗-E、 抗-e、抗-IgG，C3d、ABO試劑紅細胞、抗體篩選細胞、譜細胞由上海血液生物醫藥有限公司提供、新生兒微柱凝膠卡和酸放散試劑由長春博迅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提供。
1.3 方法
HDN是通過新生兒溶血三項試驗驗，即直接抗人球蛋白試驗、游離試驗、放散試驗進行的實驗室診斷。ABO血型系統抗體放散采用熱放散方法。Rh血型系統抗體放散采用酸放散方法， Rh血型系統在溶血三項的基礎上，對產婦血清進行抗體鑒定，根據抗體的特異性對產婦及新生兒對應的Rh抗原進行檢測，結合新生兒溶血三項試驗綜合分析得到實驗室診斷結果。ABO-HDN檢測中游離試驗及放散試驗采用微柱凝膠方法，其他試驗均采用血型血清學試管法完成。對48例病例為了防止孕婦產后在臨床上錯過最佳治療時間，贏得最寶貴的搶救時間，每一份產前血型血清學檢測報告單中建議臨床產后當日抽血進行新生兒溶血三項試驗，該次孕育產后當日進行了溶血三項實驗，第一時間為臨床提供實驗室診斷依據，臨床及時進行了針對性的治療，并持續追蹤觀察患兒的療效。
2 結果
2.1 免疫血液學檢測情況
通過對1 953例新生兒樣本（產婦為O型，新生兒非O型的1928例；母子Rh血型不合的25例）進行檢測，最終證實HDN的為1 005例，其中ABO血型系統HDN為980例，陽性率為51.0%。對較典型且家屬愿意配合的23例ABO血型系統孕婦及產后新生兒進行追蹤.檢測的抗-A或抗-B效價結果，見表1。23例中有5例雖以往有不良孕產史，但該次產后有母子血型相合，避免了發生ABO-HDN，其他18例母子血型不合者產后當日均證實為ABO-HDN，見表2。Rh血型系統HDN為25例，陽性率100.0%。對25例Rh血型系統病例均進行了追蹤，25例均當日證實為Rh-HDN，抗體效價及結果，見表3。Rh-HDN中7例進行了換血治療，8例進行了輸血治療，由于提前準備相合的血源，加之治療的及時對癥，患兒均痊愈出院。其中3例ABO系統和2例Rh系統婦女2年后再次孕育采用同樣方式的得到了健康新生兒，隨訪調查無一例出現不良后遺癥等現象。
2.2 抗體特異性
Rh系統不規則抗體中，其中15例由抗-D引起、7例由抗-E引起、3例由抗-cE引起，見表3。
3 討論
新生兒溶血病是臨床最常見的能夠導致新生兒貧血、發生腦損害的疾病，重癥黃疸患兒可能并發膽紅素腦病，有70%的患兒死于出生后第2～15天，如果治療不及時存活的嬰兒恢復后期可出現運動障礙和智力不全等后遺癥[2]。實際上HDN發病于胎兒而并非新生兒，只是臨床體征出現于新生兒，ABO-HDN在2～5 d內發黃，Rh-HDN在24 h內發黃，如對這類患兒產后即刻檢測，都能得到陽性結果[3]。該文通過對1 953例新生兒樣本進行檢測， ABO-HDN為980例，陽性率為51.0 %。與文獻報道的54.0%相符[4] 。對較典型且家屬愿意配合的23例ABO血型系統的孕婦在產前及產后新生兒進行追蹤，除5例該次母子血型相合外，見表4。其他18例母子血型不合者均發生了ABO-HDN。Rh-HDN為25例，陽性率100%。這是由于Rh血型系統追蹤觀察的對象是夫婦Rh血型均為不相合，以往通過新生兒溶血三項檢測及產前血清學檢測發現又有不良孕產史的病例的原因，見表5。因為這類產婦，只要母子血型不合，肯定會發生新生兒溶血病，而且隨著免疫次數的增加，一胎比一胎發病嚴重。HDN由于對大腦產生不可逆轉的損傷，早期快速進行新生兒溶血病的臨床診斷和鑒別，可以爭取治療時間，提高治療質量，減少后遺癥的發生[5-6]。隨著對HDN認識的日益深入，HDN在產前就可通過孕婦抗體效價來判斷HDN發生的可能性，而且部分Rh系統的HDN在產前就能預知產后將會發生新生兒溶血病。臨床上一般建議在妊娠20周之前完成免疫學檢查[7]。一旦檢測出可能會引發HDN的高危血型抗體效價，就必須果斷采取措施予以治療，降低孕婦抗體效價及發病率[8]。HDN臨床癥狀上又很容易與生理性的黃疸混淆，只能以實驗室檢測為依據做出診斷。因此新生兒溶血病的實驗室檢測在該病的診斷中顯得尤為重要。但是目前即使產前預知了產后肯定會發生HDN，臨床普遍存在的現象是將新生兒出生后到出現黃疸的時間做為“觀望期”， 一般采取出現黃疸后才考慮進行“溶血三項實驗”，這樣ABO-HDN就在等待中耽誤了2～5 d的最佳治療時間。雖然Rh系統溶血癥24 h內出現黃疸，看似不會在時間上耽誤，但實際上Rh系統溶血病由于大部分需要換血或輸血治療，由于提前沒有準備血源等，不能做到及時給新生兒換血或輸血，嚴重影響了治療效果。尤其對已經知道肯定會發生溶血癥的病例，再等到出現黃疸后采血檢測，這樣產前檢查只發揮了部分的作用，沒有將產前發現的信息延伸至新生兒診斷中，就失去產前檢測的全部價值。對新生兒溶血病早期診斷治療是避免傷害的關鍵，該中心對48例孕婦的產前、產后整個孕育過程處在監護之中，由于前期的告知，產后臨床醫師有目的性有準備的進行了檢測、診斷和對癥治療。最終證實為HDN的43例新生兒均痊愈出院，無1例出現不良后遺癥等現象。該措施的實施取得了顯著效果。但雖然該文進行追蹤觀察的病例由于及時得到了指導，為及時抽血檢測、診斷、治療方面爭取了機會、贏得了時間，但這只占全部檢測的很小部分，大多數病例由于臨床缺乏這種意識，新生兒沒有及時抽血檢測，等出現黃疸了以后才進行的溶血三項檢測，在等待中耽誤了時間。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不應將產前免疫血液學結果孤立的用于產前預防治療脫離于產后的診斷，應將產前檢測結果與孕婦以往孕產史和產后新生兒溶血三項實驗有機的融合到一起。對產后有發生新生兒溶血病孕婦產前就應該治療，產前可以通過口服黃疸茵陳沖劑，抑制抗體的產生，減低體內抗體效價[9-10]。HDN的各類報道中鮮見對新生兒檢測時間的要求，實際工作中也發現很多臨床醫生不了解檢測時間對療效的影響，往往忽略了檢測時間，這就需要遇到特殊病例時加強實驗室與臨床的溝通。該文報道的病例以往之所以出現一些不良孕產史，是因為對HDN缺乏足夠的認識，缺乏產前及產后及時檢測及診斷造成。由于Rh-HDN一般不發生在第一胎，從第二胎開始發病，今后二胎政策的實行，對這類孕婦實行產前及產后早期干預顯得尤為重要。尤其在偏遠少數民族地區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少數民族Rh陰性比例要高于漢族，故少數名族發生Rh-HDN的幾率要遠遠大于漢族[11]。因此通過該文的報道，舉一反三臨床不但應常規開展產前免疫學檢測，對可能要發生新生兒溶血病的病例應打破常規，產后應將傳統的檢測時間前移，有效的把好產前和產后這兩道關， 這樣才能在預防、診斷、治療新生兒溶血癥方面真正體現產前抗體監測的價值，為進一步提高新生兒溶血病診治水平、減少新生兒溶血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優生優育、提高人口素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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