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的傳統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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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的傳統文化

篇1

關鍵詞:家庭教育;傳統文化;政策性建議

家庭教育是人類文化傳承的重要形式和載體,對于歷史上沒有本民族文字、學校教育發展程度低的苗族來說更是如此。即使是在現代教育較為發達的今天,家庭教育在苗族傳統文化傳承中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家庭教育在傳承苗族傳統文化面臨的困境

(一)文化傳承主體減少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滇中地區苗族社會與外界接觸越來越多,更多的人走出去外出務工或工作。這就帶來兩個相應的影響:其一,直接導致文化傳承的主體減少。以富民縣芭蕉箐為例,盡管村子里大部分人依然在家務農,但相應的已經有一部分人外出前往昆明等地務工或留在東村鄉工作。其二,外出人員返回村寨時,其所帶回的外來文化對苗族社會傳統文化造成了沖擊,沖擊往往比外地人來到本地的影響更大,他們所傳播和倡導的現代文明將對傳統文化造成直接的、強烈的沖擊。以苗族青年戀愛的“趕邊趕場”為例,傳播主體的缺失直接導致這種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難以為繼。

(二)青年家庭掌握的傳統文化知識減少

林耀華先生在《民族學通論》中將家庭結構和規模分為“核心家庭、擴大家庭、聯合家庭、不完全家庭和單身家庭”。滇中地區苗族社會以核心家庭為主,子女長大成婚以后,不久就會從原有的家庭中獨立出來。滇中地區的苗族社會家庭組織結構較為復雜,普遍實行以父親為中心的小家庭制。家庭成員以兩代和三代同住者居多,但多數兒子結婚之后即與父母分居而另立家庭。青年家庭逐漸增多,家庭年輕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筆者在田野期間的食宿點龍某家,其夫妻二人均不滿二十五歲。年輕化的家庭相應的對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知識掌握的較少,對很多民俗風情也不甚了解,這就導致在傳承給下一代孩子的過程中面臨眾多問題。筆者在田野 期間問到龍某是否知道“忌過小年”的問題時,得到的回答是“我老爸老媽可能知道,我就不太清楚了”。

(三)現代教育的發展,使得家庭教育傳承功能弱化

家庭教育通常以言傳身教的形式存在,在潛移默化中讓下一代孩子接受傳統文化教育。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方式的局限性日益凸顯。滇中地區學校教育發展相對較好,苗族社會對學校教育的接受程度日益提高。在實地訪談中初中生張某告知筆者其除了在家庭接受傳統文化教育之外,學校也會相應的開展一系列的活動讓同學們了解和掌握更多有關本民族的歷史文化。這說明滇中地區苗族社會文化傳統傳承過程中學校教育的地位提高,家庭教育地位呈下降趨勢。

二、加強家庭教育傳承傳統文化的對策

(一)增強全民族保護傳承傳統文化的意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轉型,對于少數民族而言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說少數民族在面臨社會轉型的過程面臨的困境更多、更棘手。在這樣的背景下增強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保護意識,提高全民族對民族文化價值的認識就顯得十分必要。各地政府或文化精英可以通過整理古書典籍、舉辦民族文化節、確定傳統文化傳承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等一系列活動來激發民眾民族熱情、提升民族文化自覺。最大限度的引導民族積極自覺的參與本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對于滇中地區苗族社會而言,保護傳承傳統文化需要正確對待和認識基督教。既要看到基督教在該區域的廣泛傳播給當地社會帶來的積極影響,同時也需要警覺其對苗族傳統文化傳承中的消蝕作用。

(二)保護民族文化傳承的民間藝人

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主體是人民群眾,苗族社會亦是如此。其中擁有特殊技藝的少數民族文化大師(巫師、長老、藥等)是其傳統文化的主要繼承者和傳承人,是其民族的文化精英。傳承苗族社會的傳統文化應當重視和保護這些民間文化大師,保護他們特殊的文化創新能力。貴州省臺江縣苗族老人王安江受這一政策影響,四十年如一日走遍黔東南苗寨,收集12部近30萬行苗族古歌抄本。為了能將這些苗族古歌傳承下來,他曾背著15公斤重的兩大包書稿,到凱里、貴陽各單位、各部門“求助”,最終在文化部門和社會各界的關注下,書稿得以出版問世。這一舉措對保護和傳承苗族傳統文化具有重要借鑒作用。

(三)加強苗族文化后備人才培養

長期以來,我們在討論保護民族文化問題時一直在強調重視文本、重視靜態保護,以人為本的觀念匱乏。在當今社會我們的觀念需要轉變,需要重視培養民族文化傳承主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現代文明不斷傳入苗族地區,其傳統文化逐在面對現代文明的沖擊時顯得有心無力,歷經千年歷史苗族傳統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處于邊緣境地。隨著越來越多的苗族民間文化老人去世,滇中地區苗族社會拿起鋤頭能種地,放下鋤頭能表演的人越來越少。面對苗族文化傳承主體的缺少,加強苗族社會內部文化主體后備人才的培養力度,可以為苗族社會傳統文化資源的傳承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

綜上所述,家庭教育在苗族傳統文化傳承中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當代社會卻面臨著許多困境。面對這些存在的問題,需要許多方面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馮增俊. 教育人類學教程[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年.

篇2

關鍵詞:景觀設計;苗族傳統文化;西江文化藝術創作基地;生態景觀

貴州是中國苗族人口聚居最為集中、最多的省份,約占苗族總人口的50%,其中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苗族最大的聚居區。苗族文化在貴州乃至全國都極具特色,也是貴州在對外宣傳、旅游等方面主打的一張名牌。所以在旅游景區景觀設計中,更應該考慮景觀中如何體現地域文化特色;考慮如何將苗族傳統文化運用現代手法表現、強化地域文化,使之成為宜居、宜樂、輕松、舒適且符合現代人審美的景觀環境。根據景觀設計項目所處地理環境中的傳統地域文化的獨特性和典型性,使景觀設計的表現形式、內容更豐富多彩、獨具特色。如何把傳統地域文化融入到項目的規劃設計中,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1苗族傳統文化

苗族是我國南方極具特色、傳統文化極其豐富的少數民族之一。千百年來,苗族人民在適應生態環境的情況下,創造了具有濃厚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化,其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獨特的生態智慧。他們生活的環境,從山到水,從水到田,到處是一片綠色。苗族傳統地域文化包含了歷史文化、崇拜文化、風俗習慣、生產生活、工藝技術、建筑風格等元素。在景觀設計中融入這些元素便能體現出苗族傳統文化的獨特韻味,形成當地獨特的景觀特色。從整個人類文化的發展來看,越是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越能為世界所接納和承認。

2苗族傳統文化的提煉與運用

2.1從總體構思,總體規劃中融入

在接受景觀設計任務之后,我們會先考慮景觀設計的規劃范圍,考察項目及其周邊的環境情況,以及周邊的規劃情況,包括規劃決策部門對整個地區的定位及規劃,交通規劃等,以此來考量這些因素對項目的影響,然后進行相關的設計分析工作,比如整體規劃分析、功能分析、人群分析、項目地形分析、項目綠地分析、所處地水系分析等。做了這些分析之后,接著對項目的地域文化進行調查研究,可以從地域民族歷史、生活方式、建筑特點、民俗活動、風俗習慣、民間藝術、飲食文化、民族禁忌、民族戀愛觀等。在充分研究項目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傳統文化特色基礎上,進行文化元素的歸納、篩選、提煉及總結,將抽象的概念元素轉化為具象的視覺元素,使民族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設計手法更好的融合,使文化元素在設計中完美恰當的表現出來,使人感知、感受、產生共鳴。例:西江文化藝術創作基地景觀設計,根據其項目的總體規劃,將其定位為綜合性旅游景區。西江鎮轄24個行政村,58個自然寨,全鎮共有5個少數民族,其中苗族2萬多人,占總人口的90%左右,是一個以苗族為主的少數民族聚居鄉鎮。這個地區近一段時間來經過政府在“多彩貴州”的統籌規劃下,其苗族文化繽紛燦爛,民俗活動多姿多彩。在西江文化藝術創作基地景觀設計中,從總體規劃方面就充分結合當地苗族文化特色,以苗族神話為切入點,將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融入設計中,提高園區景觀的民族性、文化性和趣味性。從神靈、自然、藝術、民俗、愛情等方面展現苗族文化、實現生態景觀,讓游客不僅感受到西江的特色風情(美食、美景),更希望游客感受到苗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現立體的、鮮活的“苗族史詩”。西江文化藝術創作基地景觀設計在總體規劃上是按照以下手段來設計的,根據項目地形地勢特點和景觀的功能分區規劃,營造景觀空間的連續序列,這個完整的序列便是以景觀設計中每個獨立節點有機的串聯起來的。運用現代手法揉合傳統文化元素,主要從神話傳說、民俗、藝術(形態、顏色、材料)等方面歸納和提煉并應用到設計中,完整的體現苗族文化內涵。

2.2從細節構思,節點中融入

針對具體的景觀節點,應該在總體構思下把苗族文化元素、地域文化元素具象化,運用現代景觀營造手法,尋找恰當的載體或表現形式詮釋苗族文化元素。例子一:按照起始階段、過渡階段、階段、終結階段的空間序列,在園區入口處定位為空間序列的起始階段,從立意上,這里是起源,象征著民族之源。因此結合此處設置的階梯設計了一組浮雕景點,內容為蝴蝶媽媽與十二子,象征苗族之源。例子二:沿階而上,來到中央商業區,從功能上看,這里被定義為商業休閑區,主要以休閑、游憩、購物為主。作為景觀空間中的過渡部分,在這里安排了遷徙史景墻,來源于苗族歷史上的五次大遷徙。除了五面景墻表現五次遷徙之外,在地鋪和綠植上也融入了苗族重要的樂器———蘆笙的元素,造型簡潔美觀,富有現代感。例子二:沿階而上,來到中央商業區,從功能上看,這里被定義為商業休閑區,主要以休閑、游憩、購物為主。作為景觀空間中的過渡部分,在這里安排了遷徙史景墻,來源于苗族歷史上的五次大遷徙。除了五面景墻表現五次遷徙之外,在地鋪和綠植上也融入了苗族重要的樂器———蘆笙的元素,造型簡潔美觀,富有現代感。

3結語

貴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以苗族人口占絕大多數,苗族歷史源遠流長,可追溯到炎黃時期的蚩尤部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極富地域文化特色。對于黔東南地區苗族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需要在充分研究苗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將苗族典型的、獨特的文化內涵,用概括、歸納、提煉的方法,選擇恰當的景觀載體做出合理的表現,營造良好的景觀環境,使其不僅功能合理、形式美觀且具有地域特色,更好地對地域文化進行傳承和推廣。

參考文獻:

[1]伍新福.中國苗族通史[M].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

[2]伍新福.苗族歷史探考[M].貴州民族出版社,1992.

[3]楊正文.苗族服飾文化[M].貴州民族出版社,1998.

篇3

【關鍵詞】黔東南;苗族;鼓藏節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國唯一以苗族為主體民族的少數民族自治州,自古以來該地區就素有“苗疆腹地”之美稱。因此,黔東南成為許多專家學者研究苗族文化的重要地區之一。在苗族現存的諸多傳統習俗文化中,“鼓藏節”是規模最大、消費最高、最具有影響力的苗族節日活動,對其進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苗族人民的生活習俗和歷史傳統,對我們在當今時代批判繼承和發展苗族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黔東南苗族“鼓藏節”概述

“鼓藏節”是苗族人民原始而傳統的祭祖大典,現今黔東南廣大地區仍然流行著這一傳統習俗。這一節氣的祭祖內容十分豐富且龐雜多樣,各地有同有異,即使是相鄰的兩個“鼓社”之間,也很難找到完全相同的祭祖內容,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鼓藏節”習俗的研究和考察。原因在于,“鼓藏節”作為苗族社會多年來普遍存在的一種傳統文化現象,在一定意義上有著共同的祭祀內容和祭祀程序。據《貴州通志》記載:“每十三年蓄牯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吃鼓藏。因其以肉分贈親友,而以腸臟餉客,故名。”1如是觀之, 黔東南苗族地區的“鼓社祭”活動每十三年舉行一次,每次歷時三年完成,即起于子年,經丑年,終于寅年,主要程序如下:

(一)公推鼓頭。先由群眾公推第一鼓頭,其條件是:已婚男子,家境較好,為人正派、公道、能干。然后,由他指定四名副鼓頭,分別負責各種有關事務。

(二)準備祭祖牯牛。經濟狀況較好的,每戶準備一頭,經濟困難者可幾戶籌資共買一頭。祭祖牛選購回來之后,派專人精心喂養。此外,各戶還得準備相應數量的豬、雞、鴨等祭品,以便配殺。

(三)制鼓、醒鼓 、接鼓。苗族祭祀用的“鼓”分為單鼓和雙鼓。在苗族人民心中,單鼓是人類始祖蝴蝶媽媽的象征,雙鼓被視為苗族祖先“央公”、“央婆”的化身。平時單鼓藏于鼓山林的石窟中,雙鼓放在鼓頭家。制鼓,即砍樹制造單鼓。在農歷子年十月下旬舉行砍樹儀式,于寅年五月再制成新鼓。醒鼓,也就是敲擊單鼓,在子年八月子時舉行,主要是預告祖先,子孫將要殺牛祭祖了,請祖先回來享受。接鼓,在寅年農歷十月再次醒鼓,將其接下山,同時把原存放于上屆鼓頭家的雙鼓轉至新任的第一鼓頭家存放。

(四)殺牛祭祖。寅年十月舉行。殺牛由舅父或女婿執刀。殺牛有一定的次序,即先殺鼓頭家的牛,然后再殺群眾的牛。合資購買的牛,則由出錢最多者的親友執刀宰殺。殺牛之后舉行一系列祭祀活動,如祭祖、“擁牛角”、“澆花樹”、“過橋”,最后送鼓、藏鼓等。

在上述主要活動過程中,苗族人民都根據不同場合和不同需要進行祭祖、跳蘆笙等活動,在神圣而莊嚴的祭祖大典中增添快氣氛,以顯示出苗族節日的娛人性質和功能。

二、“鼓藏節”習俗的社會作用分析

(一)“鼓藏節”具有維護苗族地區社會和諧的功能

我們知道,苗族同胞世代遷徙平凡,他們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建立自己的國家,沒有固定的疆土,四處散居。因此,他們只有以祭祖的方式體現公共的民族標識。在苗族同胞及其落后的世界觀中,對祖先的忠誠就是對自己本民族的忠誠。正是基于這一點,苗族同胞不惜一切代價殺牛祭祖。于是他們以氏族或宗族為基礎建立鼓社,以“鼓社”為單位,通過舉行“鼓藏節”活動祭祀祖先。“鼓藏節”期間,方圓幾里或數十里的苗族同胞都來參加節日活動,共同分享節日的快樂。我們認為,通過這種活動的舉行,可以增強人們之間的團結與交流、減少人們之間的隔閡和矛盾,對維護社會穩定具有積極作用。正如羅義群同志所說:“鼓社祭像一根無形的線,一頭拴在氏族成員的手里,一頭拴在氏族成員的手里。無論你走到哪里,你和他總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旦你跌了跤,他那頭就把你來起來。只要還有這根游絲在也就夠了,民族認同的意念就會從這根游絲上傳遞過來。”2 如是觀之,苗族祭祖活動具有極強的社會凝聚力,通過祭祖使人們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的人際關系網,這個網狀結構就是:以共同的原始祖先為中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使“鼓社”內部所有成員都歸向自己的祖先,共同維護和遵守本“鼓社”的一切規章制度。表面看來,一個“鼓社”似乎就是一個苗族大家庭。苗族正是以這種樸素的思維方式,把人們天然的人論情感升華為強烈的民族意識,這對于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古代苗族社會凝聚人心、促進和諧具有重要作用。

時過境遷,歷史的車輪已緩緩邁進了現代社會。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國廣大苗族集聚區依然是中國欠發達的地區,語言障礙、風俗習慣等多種原因使我國的各項政策難以在苗族地區得到順利貫徹執行。“鼓藏節”等苗族習俗在少數民族地區至今仍具有國家憲法和法律不可替代的社會調節功能,因此,苗族“鼓藏節”習俗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鼓藏節”的傳統消費觀阻礙了苗族地區經濟的發展

用現代經濟發展眼光看,“鼓藏節”不利于黔東南苗族地區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鼓藏節”作為一種祭祀祖先的活動,既生動地體現了黔東南苗族同胞的傳統文化,又展現著他們熱情好客的民情風俗。但是這種祭祀活動,祭品選用的是水牯牛,而且是上等水牯牛,舉行一次“鼓藏節”,每個村寨一次性要宰殺十幾頭甚至幾十頭水牯牛,這些被宰殺的牯牛均在血緣家族和親戚朋友中分吃掉。如果以現在物價水平衡量,一頭上等牯牛至少五六千元,如果是善于打斗的牯牛則高達七八千元乃至一萬余元。除了牯牛,各家還要自備各種節日消費。粗略估計,一個家庭過一次“鼓藏節”的開銷,少則數千元,多則數萬元,這對于目前處于經濟落后地區的黔東南農村家庭來說,確實是一筆過于奢侈的消費。這種節日消費不但會使苗族同胞數年的積蓄在幾天內迅速消耗掉,而且還會助長各血緣家族間互相攀比排場的不良生活作風。如果我們都把這些奢侈的消費投入到農業生產或其它經營活動中去,則更有利于苗族同胞的脫貧致富。

有學者認為,“鼓藏節”的傳統習俗不算奢侈消費,其原因有二:一是廣大苗族同胞可以借節日活動從事商業買賣;二是節日期間前來祝賀的客人也會贈送一定的禮物。這兩項收益可以彌補殺牛過節付出的巨大損失。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卻又只看到表面現象。從現實看,并非所有殺牛戶都有能力在節日活動中通過經商來賺錢,這正如我們現實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具備經商條件一樣。相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更有可能是節日活動中的看客和真正的消費者。雖然前來祝賀的客人也會贈送一定的禮物,但“鼓藏節”畢竟不同于婚、喪、嫁、娶等酒宴,客人僅是象征性地贈送禮物,這些禮物根本不足以維持他們長達數天的生活花費。更何況節日結束時,主人還要增給客人一定的肉、酒、糯米飯等信物。

由此看來,多數苗族同胞的致富路勁不可能通過傳統節日活動來實現。雖然近年來廣大苗族同胞在生活水平上有了一定提高,但這絕不是通過傳統民族節日來實現的。客觀上講,這種相對富裕主要是隨著社會的開放,苗族同胞家庭內部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結果。因此,如果苗族同胞對傳統節日習俗的奢侈消費換來的只是少數經商者盈利的話,這種做法實在有點得不償失。故此,我們應在繼承“鼓藏節”這一苗族文化傳統的前提下,進一步轉變人們的消費觀念,提倡節約精神,鼓勵理性消費,將一部分可貴的資金有效地轉移到人們的現實生產和生活中去,增強自我發展的意識,提高本地區經濟發展的“造血”功能,加快本地區經濟發展步伐。

三、發揮“鼓藏節”的傳統文化功能,推動民族文化生態旅游業的發展

民族文化生態旅游,是以民族傳統文化為核心、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的的旅游經濟發展模式。黔東南作為我國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之一,加快其經濟發展步伐是歷史的必然。同時,黔東南又是我國少數民族自治州,其境內有以苗族為主體的多種少數民族文化并存,這些少數民族文化不但是我國民族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黔東南苗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潛在的文化資源。再者,黔東南處于祖國西南邊睡,遠離經濟發達的工業區,因而擁有較為完備的生態環境。所以筆者認為,加快以民族文化為核心的民族文化生態旅游業的發展,是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途徑。

當然,我們在堅持和發展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時,要盡可能地刪除其中的神秘色彩,增添現代性的文化內容,使傳統民族文化從信神向娛人方向過度。就“鼓藏節”而言,我們在堅持這一節日文化范式的基礎上,依然可以推陳出新,采取每個家族或每個村寨殺一頭牯牛的方式,這樣以來,不但殺牛的數量大大減少了,而且苗族節日的風俗傳統依然存在,這既有利于節制苗族同胞過度消費的不良生活作風,又有利于加速苗族地區的生產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簡化節日期間煩瑣的祭祀儀式,在其間開展各種有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內容的競技文化活動,如唱歌跳舞、斗牛、賽馬、劃船、民族藝術展等,用這些形式多樣的活動充實節日的文化氛圍,提升節日的文化內涵。通過發展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吸引人們回歸自然的力度,讓黔東南成為廣大旅客游覽觀光的陣地,從而有力地推動該地區民族經濟的發展。所以筆者認為,開發民族文化生態旅游,是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最佳方式。

綜上所述,我們在保護、繼承、宣傳和弘揚黔東南苗族傳統文化的同時,更應當用科學理性的態度對待這些傳統文化,挖掘其中的合理成分,充分發揮它們在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復興黔東南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和加快黔東南地區民族經濟的發展作貢獻。

參考文獻

[1] 伍新福:中國苗族通史[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 1999。

[2] 周大鳴,劉志楊,秦紅增. 尋求內源發展--中國西部的民族與文化[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3] 羅義群著.苗族牛崇拜文化論[M],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Abstracts】Guzang Festival is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in QianDongnan , and it is also indispensible important content when people research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 The essay regards Guzang festival of Miao nationality in QianDongnan as base, further analysi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s of Guzang festival by the two pros and cons aspects, point out that Guzang festival custom plays an important economic significance in tourism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regions.

【Key words】QianDong-nan,Miao nationality,Guzang festival.

注釋

篇4

【關鍵詞】 新課改;美術教學;美術校本課程;苗族刺繡;苗族傳統文化

《美術新課標》中提出“美術學習應當從單純的技能、技巧學習層面提高到美術文化學習的層面。美術教學要創設一定的文化情境,增加文化含量,使學生通過美術學習,加深對文化和歷史的認識,加深對藝術的社會作用的認識,樹立正確的文化價值觀,涵養人文精神”。要“引導學生參與文化的傳承和交流”,“在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中,實施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的管理方式”。

苗族有著光輝燦爛的民族文化,但因沒有自己的文字,故主要依靠口頭文學和苗族刺繡這兩種方式來傳承。而苗繡以其造型與技法的多樣性、獨特性、文化性、稀有性和不可復制性在世界上獨樹一幟,故于2006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苗繡精美絕倫的圖案中包含著許多古老而神秘的符號,它們記載了苗族的、道德倫理、歷史變遷等,體現了苗族人民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及審美意識。因此,苗族刺繡完全可以而且理應納入美術教學內容中,成為地方校本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苗族傳統刺繡的現狀

當前,苗族刺繡正面臨著滅絕的危險。現代文明的強烈沖擊使苗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變,絕大多數人改著現代裝,穿苗裝的人通常被認為是“上年紀的人”“守舊的人”等,因而穿苗裝的人越來越少,造成對刺繡的需求急劇下降,導致愿學和會刺繡的人相應減少。另一方面,苗族刺繡的“母傳女、姐傳妹”的傳授方式和家庭作坊式的規模阻礙了其發展。

二、開設苗族刺繡課程的原因

1、苗族刺繡中的圖案是對以往所熟悉的圖案和現實生活中的素材進行加工和提取,這一過程可以訓練學生的觀察力、注意力和記憶力。在繡品中,幾乎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作品,每幅繡品都是一個唯一的存在,是作者的創造力、想象力、思維力的呈現,作品形成的過程就是一個繼承與創新相結合的過程。這促進了學生創造能力的發展。此外,刺繡還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給予他們積極的情緒和情感體驗,鍛煉他們的意志,塑造他們的性格,培養他們的獨立意識。因此,刺繡課程完全符合強調“以人為本”的美術教育重視對學生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培養的要求。

2、根據小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特點,本課程著重講授平繡。苗繡的針法很多,共有平繡、辮繡、縐繡、結繡、纏繡、貼繡、絨繡、堆花、倒針、銻繡等十多種,其中平繡是最普通的繡法。這種繡法講究圖案布局的美觀勻稱,色調鮮明,有明顯的物象感。平繡往往與剪紙結合在一起,具體方法是,先把剪好的紙花貼在繡花布或緞子上,然后將花線照著剪紙花紋樣繡,直到繡滿為止,其特點是單針線,針腳排列均勻,紋路平整光滑。從用色上來看,色彩不太復雜,多以一種色為主,如藍色或紅色。

3、刺繡材料家家必備易于得到便于開展。

4、緩解學習壓力、增添生活樂趣。刺繡時,人會專注于刺繡所帶來的挑戰和樂趣之中,從而忘卻學習上、生活中的煩惱。作品完成那一刻所帶來的喜悅和成功感是無法代替的,而且,美麗的繡品還可作裝飾之用。

三、開發校本課程的意義

1、通過進行該課題的嘗試,使美術教師進一步認識到美術地方課程資源的開發活動對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性;同時,也對教師的基本功和自身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篇5

【關鍵詞】少數民族地區;幼兒園;民間游戲;開發與利用;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

【中圖分類號】G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604(2007)11-0025-04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少數民族都有著自己絢麗多彩的民族文化,這成為少數民族地區幼兒教育的豐富資源。一般來說,民族文化教育有兩種形態,一種是非正規教育,也稱傳統教育,是指歷史上自發形成的一種內生式教育,包括民族幼兒家庭教育和民族幼兒社會教育,教育工作由長者、巫師等承擔,在具體的生活場景中開展教育活動,教育內容具有隨機性與靈活性的特點;另一種是正規教育,也稱現代教育,是指以民族托兒所、民族幼兒園為主的各種專門機構及社會組織對民族幼兒實施的啟蒙教育,有專職教師、正規教材以及固定的時間與場所。〔1〕這種正規形態的幼兒民族文化教育,一方面要增強幼兒的民族文化認同感,促進民族文化的傳承;另一方面也擔負著改善民族地區生產生活質量、促進民族地區現代化的重任。然而,在當前主流文化的話語霸權之下,正規形態的民族幼兒教育卻迷失了前行的方向,脫離了民族文化與民族生活的現實,忽略了自己的民族傳統文化,導致年輕一代文化疏離現象日益突出。換言之,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幼兒教育中普遍存在著“傳統”與“現代”斷裂的問題。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的幼兒教育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松桃苗族自治縣位于貴州省東北部,地處湘、黔、渝二省一市交界處。全縣面積3400平方公里,轄13個鎮15個鄉503個行政村,有65.3萬人口,其中苗族人口占總人口的43%,是一個以苗族為主,多民族雜居的地方。全縣現有學前教育機構23所,學前班245個,在園(班)幼兒11063人。這些學前教育機構的辦學條件參差不齊,但總體來說都不盡如人意。條件差的幼兒園甚至只有一間房屋和一些簡單的教育設備。教室內空間利用不足,環境布置缺乏童趣。幼兒園教育活動安排松散,隨意性較大,以集體授課為主要教學形式,以讀、寫、算能力的培養為主要任務。教學內容大多照搬固定教材,很少涉及本民族傳統文化。少數民族幼兒對本民族文化的一些了解基本來自祖輩以及生活環境的影響。

美國學者沃爾特(F.Waher)曾說,沒有接受本族文化教育的學生固然可能產生疏遠感和無根感,但缺少主流文化教育的學生將會失去許多經濟、政治和社會性的機會。意思是說,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幼兒教育中必須處理好“傳統”與“現代”及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關系。因此,解決“傳統”與“現代”的斷裂問題是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幼兒教育必須直面的嚴峻挑戰。

民間游戲作為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幼兒有目的、有意識地通過模仿和想象反映周圍現實生活的社會性活動。這種社會性活動反映的主要是幼兒已經熟悉的、理解的、感興趣的、印象突出并有真正感情的生活體驗,因而有著獨特的教育價值。〔2-4〕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民間游戲在繼承中不斷創新,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幼兒教育中架起了連接“傳統”與“現代”的橋梁。因此,合理地開發與利用民間游戲是實現少數民族地區幼兒教育中“傳統”與“現代”對接的重要策略。本文擬以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為例,分析少數民族地區幼兒園民間游戲開發與利用存在的問題及成因,探討少數民族地區幼兒園民間游戲開發與利用的策略。

一、少數民族地區幼兒園民間游戲開發與利

用存在的問題及成因

1.存在的問題

(1)價值取向的偏頗。長期以來,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在推進現代化的進程中,對本民族傳統民間游戲在幼兒園教育中的價值認識不足,對開發利用民間游戲的重視不夠。根據筆者對貴州省松桃縣的調查,教師組織的游戲主要來自教材,近一半的教師對于本民族的民間游戲并不了解。甚至有些教師還認為,為了改變本地貧窮落后的現狀,根本沒有必要將本土文化引入日常教學中。在這些教師的觀念中,似乎只有舍棄傳統的本土文化才能實現現代化。同樣,家長對民間游戲也存在偏見。家長望子成龍心切,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夠走出大山,融入主流社會,因而熱心于對孩子進行特長培養,要求孩子參加各種特長興趣班的學習。價值取向的偏頗導致不少民族民間游戲瀕臨失傳。

(2)民族性與地方性的缺失。苗族社會的傳統教育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生產教育、風俗習慣教育和軍事教育。〔5〕我們在對松桃縣城以及鄉鎮幾所幼兒園的走訪中發現,幼兒園教育中存在著游戲內容不適宜當地文化和民族傳統,與現代文明成果分離的現象。幼兒玩“過家家”時用的娃娃是金發碧眼的洋娃娃,而不是苗族的民族娃娃;幼兒玩“小舞臺”游戲時穿的是各種各樣的“公主裙”、“王子服”,而不是苗族人民自己的“旗幟服”;幼兒演奏“小鼓咚咚”時用的是西洋樂隊里的小鼓,而不是苗族人民千百年來用以表現自豪與喜悅的八面鼓……總之,在這些苗族幼兒園的游戲里幾乎看不到苗族傳統文化的影子。民族性與地方性的缺失導致少數民族地區幼兒教育愈來愈遠離本民族文化生活的現實。

(3)幼兒主體性的喪失。筆者在考察中發現,大部分教師組織幼兒游戲時幾乎都是一種程序:首先介紹游戲規則,接著帶領幼兒一起開展游戲,最后讓幼兒自己進行游戲,或者分組進行比賽。整個游戲過程幾乎都是以教師為中心,幼兒一步一步按照教師的指示在活動,幼兒很少有自己思考、相互交流的機會。幼兒在游戲中的主體性幾乎完全喪失,只是跟著教師的步調在活動。

2.問題的成因

(1)教育基礎薄弱。松桃縣教育基礎相對薄弱,當地政府對幼兒教育投入不足,大多數幼兒園往往只有幾間教室,沒有必要的活動設施。在農村,幼兒園往往只有一間教室,所以農村幼兒園往往被稱為幼兒班,不足小學入學年齡的幼兒共處一班。在這些農村幼兒園里,教室十分簡陋,沒有必要的活動設施,桌椅板凳通常由幼兒自己從家里帶來。很多農村地區甚至連幼兒班也沒有,幼兒的學前教育由附屬在村級小學的一年制學前班完成。更有甚者,不少農村小學連附設的學前班也沒有,學前兒童與小學一年級學生同班上課,被稱為“跟讀生”。當地有一個大平鄉,那里幾乎沒有正規的學前教育機構,在鄉里唯一的小學里有一間很大的教室,教室里密密麻麻擠滿了3~6歲年齡不等的幼兒。教室里沒有活動區角,也沒有圖書和游戲材料。教師的任務僅僅是看好幼兒,教他們學寫簡單的字以及唱幾首老掉牙的歌。教育基礎薄弱使少數民族地區幼兒園缺乏民間游戲開發與利用的條件。

(2)教育理念滯后。少數民族地區的幼兒文化教育應體現多元性與本土性并重的原則,既要考慮文化的本土性,重視教育在傳承文化中的作用,又要考慮時展對幼兒的要求,把這些教育內容融入到既具有時代氣息又具有傳統民族文化特色的幼兒民族文化教育活動中。然而,從松桃縣第一所正規幼兒園――實驗幼兒園開辦到如今的20多年時間里,松桃縣從未有過一套既反映最新課程理念又能針對本地幼教特點、適應本地文化的幼兒園課程體系。教師在平時的教學中幾乎都是照搬教材。在這樣的教育理念下,自然沒有民間游戲的立足之地。

(3)師資隊伍素質不高。在松桃縣城里的幼兒園,教師雖然經過正規學前教育培訓畢業上崗,但工作以后接受繼續教育的機會非常有限,難以獲得持續的專業發展。農村的情況更加糟糕,幾乎沒有合格的幼兒園教師。由于農村幼兒園教師的待遇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工資低,又缺乏保障,所以正式幼兒師范院校畢業生都不愿意到農村幼兒園任教,農村幼兒園只能聘用從小學分流的教師,或者聘請初、高中畢業生擔任教師。教師隊伍素質不高,缺乏課程開發的意識和能力,這是少數民族地區幼兒園民間游戲開發與利用的最大障礙。

二、少數民族地區幼兒園民間游戲開發與利用的策略

1.提高認識,更新觀念

少數民族地區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應在思想上對開展民族民間游戲引起足夠重視,增加學前教育經費的投入,利用有限條件為民間游戲開發與利用提供便利。比如注重師資隊伍建設,定期對幼兒園教師進行系統培訓,提升教師隊伍的整體素養,增強教師課程開發的意識和能力,樹立“尊重民族多元、強化民族認同、形成國家一體”的基本理念,〔6〕尤其要從思想上糾正教師對民間游戲的錯誤觀念。同時,在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和教研機構的引導和大力支持下,部分幼兒園可以將民間游戲作為特色課程加以開發和利用。

2.創設民間游戲環境

為了使少數民族地區幼兒園更好地開發和利用民間游戲資源,教育行政部門、教研機構和幼兒園都應努力創造必要的條件。尤其是物質環境,它是開展民間游戲必要的引發和支持條件,主要包括游戲的時間、場地、玩具材料等。在美工區可以增加泥塑、剪紙、編織、棒針十字繡、蠟染等材料。這些美工活動可以培養幼兒的細心和耐心,同時也可以激勵幼兒大膽實踐,積極創新。在音樂表演區可以投放彩綢、綢扇、民間八面鼓、民間表演頭飾、服裝等。幼兒穿上本民族的漂亮服裝,敲著八面鼓,載歌載舞,感受著優美的韻律和富有變化的節奏,體驗著苗族民間藝術的美,可以增強幼兒的民族自豪感,陶冶幼兒的情操。在體育區可以投放高蹺、沙包、皮筋、跳繩等,使幼兒在快樂游戲中增強體質。此外,幼兒園還可以建立民間游戲玩具展示區,在展示區里擺放一些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玩具材料,這樣既可以方便幼兒認識民間游戲,又可以方便幼兒取用,自由開展游戲活動。

3.凸顯民間游戲的民族性與地方性

經典、傳統的民間游戲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區都有各自的民間游戲,反映了民族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精髓。如松桃苗族自治縣依山傍水,風景秀麗,古色古香,民風淳樸。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里的苗族人民在服飾、節慶、婚嫁、喪葬、娛樂、禮節、禁忌、飲食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幼兒園開展民間游戲,理應體現、利用和開發這些文化資源,凸顯民間游戲的民族性與地方性。

“七月七”是苗族傳統鼓會,每年農歷的七月初七,苗族人民便穿戴一新,歡聚鼓場,擊節敲鼓,翩翩起舞,縱情歡樂。幼兒園教師可以帶領幼兒到鼓會上體驗傳統節日氣氛,了解苗族傳統鼓會的內容和精湛的擊鼓技巧。然后教師可以在幼兒園中創設環境,引導幼兒玩“鼓會”的游戲,讓幼兒在“鼓會”游戲中學習人們的語言、擊鼓動作、交流方式,體驗苗族人民熱愛生活、積極向上的精神。幼兒園教師還可以引導幼兒在角色游戲中欣賞、品嘗、親手制作自己家鄉的美味食物,引導幼兒在表演游戲中了解本民族豐富的民族歌舞文化,感受本民族藝術的美。

4.民間游戲的繼承與創新

在當今多元文化教育背景下,少數民族地區的幼兒教育既要繼承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又要善于吸收其他民族尤其是現代文化的先進內容,而不能固守“傳統”,更不能固步自封,這樣才能使民族傳統文化不斷煥發生命的活力,不斷發揚光大。苗族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民族,這雖然使苗族傳統文化相對完好地保留下來,但在外來文化的強大沖擊下顯得缺乏抵抗力與適應力。如在松桃縣,一些幼兒園為了趕上時代的“教育步伐”,一味地追求“現代”教育,幾乎摒棄了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但同時又無法真正感受和適應“現代”教育的影響,最終迷失了前進的方向。

由此可見,在少數民族地區幼兒園民間游戲的開發與利用上,必須處理好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比如軍事教育是苗族傳統教育的重要內容,角斗、騎射、刀劍、武術等傳統教育在苗族社會中極為普遍。幼兒園在體育游戲中引入這些傳統的民間文化,有利于幼兒體驗苗族人民堅韌不拔和機智勇敢的民族精神,但如果一成不變地將這些文化引入游戲中,則很可能強化幼兒的攻擊。因此,幼兒園在組織這類游戲時,應對其進行教育性改造,在吸收和保留其堅韌不拔、機智勇敢的民族精神內核的基礎上,注入和諧、合作、公正、競爭的時念。

5.在幼兒一日生活各環節中有機融入民間游戲

民間游戲的內容豐富有趣,種類繁多,形式靈活,很多游戲不受場地、設備、人數、時間的限制,因此,教師可以把民間游戲靈活機動地貫穿于幼兒一日生活各環節中。〔7〕教師應特別重視幼兒入園活動這一環節,因為入園活動是幼兒能否愉快地開始一天生活的關鍵。在營造溫馨環境的同時,為幼兒準備一些發展小肌肉或手眼協調能力的民間游戲,如“七巧板”、“抓籽”等,可以使幼兒獲得愉悅的體驗。在餐前活動時,教師可以提供多種小肌肉群游戲,如“大拇哥”、“拍手歌”、“玩叉繩”等,供幼兒選擇,使幼兒帶著愉快的心情進餐。幼兒離園也是一日活動中的關鍵環節,這時幼兒情緒不太穩定,教師容易顧此失彼。教師可以為幼兒提供“彈蠶豆”、“煙盒三角塊”、“拍手游戲”等,避免幼兒因無所事事而煩躁不安。可見,在一日生活各環節中有機融入民間游戲,不僅能使一日生活各個環節自然過渡,而且能充分發揮民間游戲獨特的教育價值,不失為開發與利用民間游戲的一個好選擇。

參考文獻:

〔1〕丁湘.淺釋民族幼兒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1997,(4).

〔2〕劉玉麗.民間游戲的特色〔J〕.幼兒教育,1993,(5).

〔3〕尤彩霞.讓民間游戲豐富孩子的生活〔J〕.幼兒教育,1992,(Z1).

〔4〕藍厚瑜.讓民間游戲重現光彩〔J〕.幼兒教育,1997,(9).

〔5〕羅廷華,余島.貴州省苗族教育〔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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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黑彝;傳統文化;挖掘保護

【作者簡介】覃利娟,廣西衛生職業學院講師,廣西 南寧 530023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4)02-0102-02

2002年,一個民俗文化商人在隆林德峨鄉田壩村用200元人民幣收到了一條破舊不堪的蠟染繡花百褶裙,然后又以2500美元賣給了一個日本民俗博物館。這是一條全手工做的裙子,完成于20世紀20年代。按照當地風俗,苗民們將已故祖先的衣物掛在豬欄上,用以辟邪,祈求祖先保佑兒孫和六畜興旺。后經民俗工藝品專家鑒定,這條裙子是迄今為止最有收藏和研究價值的苗族民間服飾文化精品。可惜的是隆林的后世子孫再要看到這條裙子,就要遠渡重洋才能觀瞻其風采了。這條被買走的百褶裙雖是個案,但類似的現象卻是屢見不鮮。如在古老而又獨具民族特色的苗族侗族的木樓邊矗立起越來越多刺目的白色水泥小樓,只有在重大節日才會看到的的絢爛的少數民族服裝等等,逐漸消失的民族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們的民族認同感,也激發了人們搶救廣西民族民俗文化的緊迫感和使命感。

一、關于廣西隆林德峨鄉黑彝的傳統文化的挖掘

隆林,是廣西乃至全國僅有的兩個各族自治縣之一,由于其民間民族傳統文化的原生態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譽為“活的少數民族博物館”。據悉,至2011年,隆林全縣總人口40萬,境內聚居著苗、彝、仡佬、壯、漢等5個民族。少數民族人口占全縣總人口的81.2%,每個民族都有著自己民族獨特而又絢爛的傳統文化。2007年,隆林“隆林德峨苗族跳坡節”申報廣西壯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后,繼而又有“顛羅顛羅那”壯族歌會習俗成功申報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8年12月,隆林德峨鄉被國家文化部授予“中國苗族歌舞之鄉”。在隆林縣的4個少數民族中,對苗族、壯族的文化研究相對比較深入透徹。對彝族、仫佬族的研究則相對薄弱,從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可見一斑。

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廣西彝族人口共計0.7萬多人,其中居住在隆林縣的彝族就有4403人,且主要集中在德峨鄉。按當地習慣,彝族可分為黑彝、白彝、紅彝3種f這里主要是按衣飾分,而不是等級意義上的黑彝、白彝之分),居住在隆林、西林縣(自治縣)的彝族基本上是黑彝。主要聚居在隆林縣德峨鄉。一般認為,他們不是土著居民,而是遷徙而來。對于廣西黑彝從何而來,又是如何在此定居繁衍,目前,學術界還有很多爭議。根據其語言、服飾、風俗習慣等史料及當地的一些傳說,廣西黑彝的來源,目前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說是古代氏羌后裔。其先祖曾在四川省的鄧都(今大涼山地區西昌一帶)、貴州省的烏蒙和云南省的滇南等地區,這個觀點得到較多的文字資料的證實。遷徙時間一般認為在蜀漢時期或更早,還有一部分于唐宋時期進入廣西。至今,他們的服裝和風俗習慣,仍與四川省大涼山、貴州省黔西北和云南省楚雄、大理等地區的彝族相同或相近:語言也基本相通,可以用于基本交際。

二說“廣西隆林的彝族與云南省東川、會澤、宣威、沾益、曲靖一帶的彝族有著密切的淵源”,此外,還有一部分來自滇西;劉錫蕃在其《嶺表紀蠻》中論述,大約在三國的諸葛亮時代,廣西那坡縣一帶就有彝族遷入,在唐朝、宋朝又有一部分彝族從貴州、云南省陸續遷入廣西,最遲到明代初期進入隆林一帶。

三說來自于江西湖廣,也有說是云南省迤西,不過這種說法主要限于傳說,沒有充分的史料記載。

由此可見,居住在廣西的彝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遷入廣西的彝族,有以下特點:

一是多在偏遠的高山峻嶺安營扎寨,由于居住位置邊遠,交通很不方便,因此,與外界溝通較少,故而保持著比較原生態的云南、貴州省彝族的文化傳統及民族特色。

二是遷入廣西后。他們與當地的壯族、苗族、仫佬族和漢族和睦相處、互相滲透,又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

由于史料等方面的原因,對于隆林彝族淵源方面的研究目前學術界還沒有一個定論,處于眾說紛紜的狀態,這種狀態正說明隆林彝族歷史之悠久。目前,對于廣西彝族的研究,就筆者所能夠收集到的研究資料,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隆林縣彝族的淵源、支系發展。(2)面臨瀕危邊緣的隆林彝族的畢摩文化研究。(3)關于隆林彝族的民間傳統文化保護的研究。(4)對隆林彝族民俗的一些具體研究,如火把節、飲食文化等。

而對于隆林黑彝的傳統文化挖掘目前還是籠統的、介紹層面的、缺乏針對性的且是不成系統的。對其全面研究幾乎處于空白狀態。系統全面研究廣西隆林德峨黑彝的傳統文化,可從以下7個方面入手:(1)宗教文化:德峨黑彝的,如畢摩文化;(2)節慶文化:如彝族特有的火把節、跳公節、護林節,它與白彝、花彝的區別;(3)風俗文化:如彝族特有的婚喪嫁娶的風俗,它與白彝、花彝的區別:(4)服飾文化:德峨黑彝的不同性別、年齡段的服飾特點極其發展演變;(5)飲食文化:德峨黑彝特有的飲食、特色小吃及基本做法;(6)建筑文化:德峨黑彝的建筑特點及發展變化;(7)道德文化:德峨黑彝的行為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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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州黔東南苗侗自治州舉辦的各種民俗活動中,蘆笙作為一種文化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蘆笙。蘆笙,在苗語中稱“梗”或“嘎”;在侗語中叫(Lenc),稱“仡伶”,有著“母親”的聲音。在貴州少數民族聚集的地方,有關蘆笙的故事多種多樣。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音樂詞典》編輯部在《中國音樂詞典》中對蘆笙這個詞條是這樣講的:蘆笙,吹奏樂器。流行于我國西南苗、瑤、侗、壯、彝、作優,舍、水、訖佬、崩龍、拉枯等族居住地區。流傳歷史久遠,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盧沙瑤人樂,狀類簫,縱八管,橫一管貫之。”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盧沙之制,狀如古簫,編竹為之,縱一橫八,以一吹八,伊嘎輅其聲。”可知盧沙就是蘆笙的前身。蘆笙一名見于明代文獻,明代倪格《南詔野史》載,滇中的苗族“每歲孟春跳月,男吹蘆笙,女振鈴唱和,并肩舞蹈,終日不倦”。明代錢古訓《百夷傳》載:“村甸間擊大鼓,吹蘆笙,舞干為宴”。

苗族、侗族素有男吹蘆笙女跳蘆笙舞的習俗,蘆笙和蘆笙舞是不能分開來講的,在演奏蘆笙時,自然會伴隨著舞蹈動作。而在學習蘆笙時,還有一部詩歌體的蘆笙詞,它以口傳心授流行于世。

蘆笙文化。蘆笙作為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一種簧管樂器,是“笙”家族樂器中的一員,這不僅反映了各民族不同的音樂形態特征,還映射出其獨特的審美觀念。同時,它作為一種文化,體現了苗族、侗族歷史發展的軌跡,更是各民族人民看待世界的特殊方式、生存狀態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觀點的體現。

當然,不管是蘆笙的傳說還是蘆笙的故事,不管是蘆笙曲調的意境還是蘆笙語的解說,不管是蘆笙的演奏形式還是蘆笙舞的肢體展現,無不詮釋著蘆笙的文化內涵。有關蘆笙的文化內涵,眾說紛紜。其中,楊方剛教授的論著《貴州少數民族音樂文化集粹?蘆笙篇?蘆笙樂譚》(以下簡稱《蘆笙樂譚》)中闡述了蘆笙是什么的問題,且告訴大家“蘆笙是一件平凡的樂器,蘆笙是一件尊貴的神器,蘆笙是一部樂化的史書,蘆笙是言情志事的載體,蘆笙是一種獨特的民族生活方式,蘆笙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文化符號。”而他的好友中國音樂學家田聯韜教授在為其著作寫評論時加上了一句“蘆笙音樂是極其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形式”。

其實,所謂的蘆笙文化就是一種文化的復合體,它不僅是苗族、侗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更是苗侗人民歷史的概覽、苗侗人民的文化制度、苗侗人民的日常生活圣餐、苗侗人民與外界聯系的交際途徑以及苗侗人民傳承世襲的教育手段。蘆笙文化是民俗文化中的一個分支,而蘆笙曲、蘆笙舞、蘆笙語以及蘆笙的制作技藝又是蘆笙文化的一個支系,它們之間是緊密結合不可分離的。蘆笙文化又是苗侗文化的一種符號,從苗侗人們的婚戀到祭祀,從紀念性節日到娛樂、教育都離不開蘆笙,它不僅是苗侗人民的民俗文化,更是中華民族文化領域中的瑰寶。

在貴州黔東南苗侗自治州舉辦的各種民俗活動中,蘆笙作為一種文化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民俗活動中吹奏不同的蘆笙曲調,而不同的蘆笙曲調則表現不同形式的舞蹈肢體語言,不同的蘆笙舞蹈肢體語言中又體現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情感體驗以及文化內涵。每一位蘆笙藝人,不僅對各種蘆笙曲調、蘆笙的肢體語言熟悉,而且對每首樂曲的蘆笙詞也要了如指掌。如:在苗族的習俗中有這樣一個規定,人人必須學習蘆笙,尤其是男孩。在吹奏蘆笙前,必須念唱和背誦蘆笙詞,因為蘆笙詞的內容體現的是苗侗文化習俗與倫理道德。學習了吹蘆笙,就相當于“進蘆笙學校讀書”,接受教育。他們在各種表演中,身著代表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服飾,扭動著獨特的舞步,展示著蘆笙的演奏技能,以此彰顯出蘆笙的豐富文化內涵。當苗族、侗族人民在演繹蘆笙文化過程時,蘆笙以中間媒介物的形式闡釋著蘆笙文化,而這時的蘆笙便應驗了那句“蘆笙是苗族侗族人民文化的象征”。

在凱里,蘆笙文化氣息無處不在,形成了實實在在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間

凱里市不僅是黔東南自治州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還是黔東南地區獨具民族特色的旅游城市,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和濃郁的民族風情。在這個民族文化濃郁的城市,到處都有蘆笙文化的影子,就像人們吃飯穿衣一樣,蘆笙文化不但是凱里人民的物質食糧,更是凱里人民的精神食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同志在十中強調“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而的“文化軟實力”觀,便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一種理念,一種制度。在這種理念和制度下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使凱里這個苗族文化深厚的資源地中的蘆笙文化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更有利于融合、滲透。

城市文化是城市中社會成員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正如美國著名學者劉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在《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一書中指出:“城市是一種特殊的構造,這種構造致密而緊湊,專門用來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城市是人類文化積淀的物質形態,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聚集了各種不同形態的文化特質的承載體。而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城市發展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文化發展的歷史。那么,以蘆笙為代表的黔東南苗族侗族民間文化,在凱里這個中心城市還有哪些城市文化呢?什么樣的文化才是凱里城市文化呢?

凱里城市文化就是其人民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創造的一系列文化,如當地的文學、藝術、銀飾刺繡工藝、建筑以及各種社會性、群眾性的娛樂性活動等。凱里的城市文化有茶葉文化、蘆笙文化、銀飾文化、酒文化等。其中,蘆笙文化尤為突出,它與文學、藝術、飲食、手工蠟染、建筑等任何一種文化結合,都能體現多彩多姿的凱里城市文化。

文化是一個城市建設的靈魂,在學重要講話精神中,樹立正確的城市文化發展觀,充分認識城市文化的價值是“無可替代”的,這是城市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體現。在凱里,蘆笙文化氣息無處不在,形成了實實在在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間。在苗族這塊“文化的沃土”里,埋藏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和獨特鮮明的文化底蘊,更充分地展示城市文化建設這個“主角”,也更加自覺地推動凱里城市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在的制度為根、傳統為本、價值為魂的“文化軟實力”的理念下,堅守凱里城市文化建設之“魂”――蘆笙文化,讓其固于心、化于形、踐于行,并扎牢凱里城市文化發展之“根”,使其扎根于苗侗精神、扎根于凱里群眾、扎根于城市文脈、扎根于發展實踐,建設“枝繁葉茂”的美麗黔東南。

黔東南苗侗蘆笙文化與城市文化的有機融合

貴州被稱為“多彩的貴州”,而黔東南被稱為“美麗的黔東南”,在這里的美不僅僅指的是景美,更指的是它豐厚的文化底蘊。如前所述,凱里城市文化有許多,其中,蘆笙文化是凱里城市文化中的一角,是苗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是苗族文化的象征。它作為凱里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起著重要的作用,促進了凱里的城市文化形成,是凱里城市文化形成的基石。當然,其他民俗文化的發展也起到一定作用。

苗族、侗族人民的服飾作為當地的一道亮麗風景線。尤其是在節日和祭祀時,男女身穿有蘆笙符號的牯藏衣、百褶裙、銀朝衣等服飾,游走于每一個游方場上,踩著蘆笙舞,唱著對歌,進行著他們自己的民俗活動。在凱里的城市公共設施上,也有雕刻的蘆笙圖案;在街道的墻壁上也有蘆笙的圖畫;在風雨橋的頂部壁畫里也用蘆笙裝飾;在黔東南苗族侗族的村落里都有蘆笙堂,這些便是自然質樸、多姿多彩的蘆笙文化。而凱里新建設的濱江大道的路邊,也都建設有蘆笙雕像、蘆笙堂以及蘆笙圖案等標志性符號,記載著多姿多彩的凱里城市文化。這都體現了蘆笙文化與苗侗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與凱里城市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與凱里城市文化是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兩者是不可分割,缺一不可,有機融合。它作為凱里地區民族特色文化的符號,展現了其濃郁的民族風情,深厚的民族文化資源,是連接節慶文化、服飾文化、社交文化的各個主體對象之間的紐帶,是凱里城市文化的橋梁,更是中國傳統文化領域中的一顆璀璨明珠。

總之,蘆笙文化是以蘆笙這件樂器的形式為依托,以凱里市為一個視域,并且根據其自身實際發展模式――凱里文化模式,逐步推動凱里城市文化的發展,實現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目標。這與總書說的“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相吻合;與的制度為根、傳統為本、價值為魂的“文化軟實力”觀相呼應。在蘆笙文化與凱里城市文化的有機融合下,中國民族器樂文化與中國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滲透,使其在傳統文化與城市文化有機融合的基礎上,弘揚民族文化,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彰顯其自身的文化特點。

【參考文獻】

①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音樂詞典》編輯部:《中國音樂詞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5年。

②楊方剛:《貴州少數民族音樂文化集粹?蘆笙篇:蘆笙樂譚》,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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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蠟染、藝術風格、服裝設計

中圖分類號:J5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8500(2013)12-0014-01

蠟染是少數民族最有代表性的傳統手工藝術之一,因地區與民族間的差異,構成了非常豐富的內容和形式特征。貴州苗族的蠟染在少數民族傳統工藝中獨樹一幟,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了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并世代相傳。在黔東南,傳統的蠟染工藝不僅得到很好的發展,并且將其運用到實際的服裝和其他生活用品的裝飾上,形成鮮明的民族藝術風格。隨著時代的發展,結合先進的現代科技技術,已廣泛地運用到服裝業。

一、貴州苗族蠟染藝術的藝術風格

(一)圖案造型豐富獨特

貴州苗族蠟染圖案豐富多樣,在造型表現上融匯了寫意與寫實兩種手法。苗族蠟染圖案的題材有的是從古代銅鼓的花紋和民間傳說中吸取所得,有的則是提取自然界中的花鳥魚蟲。苗族蠟染藝術圖案造型總體趨向稚拙淳樸。其中冰紋占據了蠟染圖案的靈魂地位。在苗族紋樣圖案中,以龍紋,鳥紋,魚紋,蝶紋等應用最為廣泛。

1.龍紋。龍紋在貴州苗族蠟染中是最為常見的紋樣。龍紋的造型源于人們對大自然的崇敬和幻想,他們認為龍是可以賜福于人,帶給苗人幸福生活的神物。龍紋在蠟染上的造型也是多種多樣。安順蠟染的龍紋是曲線組成的抽象造型,而榕江的龍多為鳥首蛇身的具象紋樣。

2.鳥紋。苗族的鳳紋實際便是鳥紋。在貴州南部榕江、三都、丹寨等地區,鳥紋幾乎在每張蠟染中出現。鳥紋的盛行與苗族生活中的山林多鳥的自然條件有關,與苗族男子愛鳥養鳥的生活習慣有關,與苗族姑娘按照絢麗的錦雞打扮自己的故事有關,還與苗族關于鳥的古老傳說有關。

3.魚紋。魚紋在貴州蠟染中以豐富的形態展現。魚紋是多產多子的象征,是生命力的象征。表現魚水相依,寄寓對美好生活的祝愿。在遠古習俗中是中原民族所崇拜的婚配、生殖和繁衍之神物,這種現象在當今的漢文化中已經很難見到了。

4.蝶紋。蝶紋主要集中在黔東南地區,在這里,蝶紋造型最為豐富,有蝶翅人面的造型,有蝶身鳥足的造型,還有花、蝶合體等各種紋樣,千姿百態。在榕江地區的蝴蝶造型有多種形態,一般以大蝴蝶作為母體形象,在它之外又有萬物護身,或在輪廓之內進行豐富的裝飾,在稚拙的形態中,顯露出蓬勃的生機。

5.幾何紋樣。苗族幾何紋樣使用比較廣、數量也頗多,包括有鋸齒紋、雷紋、十字紋、“萬”形紋、“井”形紋等。幾何紋樣,一方面表達了苗族對社會生活的認識和理解,對大自然的崇拜。另一方面,苗族幾何紋樣還具有原始巫教性質,如山川紋、田丘紋、湖泊紋等。

(二)色調質樸靜遠

苗族蠟染在整體色調上多為藍白兩色。在色彩心理學研究中,藍色是天空的顏色,代表著希望,而白色是白云的顏色,象征著純潔與智慧。在藍白相互交融間,又富有靛藍、淺藍、深藍等顏色點綴,使整體色調既保持單純而又不單調,使整個畫面產生極富變化的色彩層次和幽靜、深遠、樸素、高雅的效果。同時也有彩色蠟染,即藍色與彩色交替使用或在藍色、白色的底布上,點綴以紅、黃、綠、紫、棕等彩色,致使畫面生動、活潑,同時營造強烈的色彩對比效果,在質樸中突顯明艷。在染色方面,常用楊梅汁染紅色,用黃桅子汁染黃色。靛藍是最常用的染色染料,早在明代就已廣泛用于蠟染藝術中。靛藍不易褪色,而紅、黃等色彩容易掉色。

二、貴州苗族蠟染在現代服裝中的應用

隨著社會的發展,蠟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已逐漸被時尚設計師門挖掘,將其融入到現代流行的服飾中,將其古典與現代結合,給人以無盡的視覺盛宴。具體應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生動活潑地運用圖案造型

在服裝設計中,款式、面料、色彩、裝飾等是不可忽視,甚至是必須考慮的因素,那么在蠟染服裝的設計中,更加強調圖案和染色的設計。蠟染的圖案題材豐富,強調形象的趣味。在實際的蠟染服裝設計中,不要刻意的模仿某種圖案紋樣的特征,強加在服裝上,而是要順應圖案的規律和人體的運動和生長規律進行設計。比如,以苗族蠟染圖案紋樣魚紋為主題的服裝,可以將圖案中以夸張的魚鱗分別在不同的部位進行夸張,腰部的魚鱗可以適當夸大些,而頭上裝飾的魚鱗可以適當減小。再利用魚的其他部位進行夸張造型,進而裝飾在其他設計部位。這樣,這套以苗族魚紋為靈感來源的服裝設計就衍生出來了。

(二)傳遞主觀思想及傳統文化

貴州苗族蠟染圖案所流露的審美思想特別是蘊藏的民族精神通過服飾而展現得淋淋盡,同時透過服飾表象傳遞深厚的傳統文化。設計者借用苗族蠟染藝術形式來表現主觀的情感需求。例如圖案的設計,一般可以采用局部、整體、中心等形式,對圖案進行變形與提煉。也可將單一的蠟染圖案進行重復排列,或者將圖案進行夸張手法變形運用到服裝的某個部位。通過這些藝術加工,設計者最終來傳達自身真切的情感。

(三)現代科技與蠟染藝術的結合

同時,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現代高科技手段代替手工加工,可以利用電腦繡花進行機器刺繡或機器印染等加工方法,也可在面料上進行圖案數碼印刷,以及水晶燙片也可以實現在苗族蠟染面料上,或者采用珠串繡的效果。這樣充分順應了機械化的大生產。

三、結論

貴州苗族蠟染不僅具有具體的裝飾紋樣圖案、質樸的色彩,同時擁有豐富的民族內涵和文化底蘊,我們在進行服裝設計中,不僅要運用其具體的設計元素,更需要將其深刻內涵融入到設計中,體現苗族人民的文化和歷史,同時又能符合現代人的審美需求。將苗族蠟染藝術形式融入服裝設計中,是中國服裝文化變遷的一把標尺,具有相當的價值。也只有這樣,把傳統把傳統的藝術與現代的審美情趣和需求結合起來,才能使民族手工藝術有其更燦爛的明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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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旅游中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推動作用

區域旅游,即在一定范圍內開展的旅游及其相關活動,它是推動區域經濟增長尤其是民族地區經濟增長的有效措施。被稱為“土家擺手舞之鄉”的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除擁有百里烏江畫廊、酉水河、桃花源、原始森林等自然風景外,更吸引游客的是孕育在這片土地的人文旅游資源。土家族是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其獨特的傳統文化藝術展現出當地獨具魅力的旅游吸引力,憑借著這些獨特的旅游資源,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近年大力發展旅游業,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如圖一①,從1998年到2009年,該縣旅游收入呈遞增趨勢,但從局部可以看出,2002年之后,該縣旅游收入增長較快,而2009年是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年,這是在該縣提出“旅游興縣”策略以及制定《酉陽自治縣旅游規劃》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在《酉陽自治縣旅游規劃》中,擬重點打造桃花源景區、龔灘古鎮、龍潭古鎮、后溪古鎮四個景點,推出了一系列以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為依托的旅游規劃及措施:桃花源,輔以民族風情表演、土家織錦體驗活動,并打造一條土家風情街,以土家織錦、花兒背、木雕等土家傳統工藝為主要旅游產品;龔灘古鎮,以土家吊腳樓為依托,形成“土家風情小鎮”;龍潭古鎮,以土家織染、土家樂舞坊等為內容打造土家風情街;后溪古鎮,建設“中國最美土家山寨”,擺手舞、茅古斯、擺手堂、祠堂都將成為重點旅游資源而被運用②。如圖二③,僅“國慶”黃金周期間,四景點在2009年的旅游收入約為2148.93萬元,同比增長29.1%,其中桃花源景區2009年旅游收入約為781.35萬元,同比增長30.1%,僅土家織錦銷售收入就在10萬元左右。由此可見,土家族傳統文化藝術作為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打造的優勢旅游資源被加以有效利用,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支撐力量。旅游業要發展就必須形成產業,而產業發展必須有商品生產及交換,民族傳統文化藝術作為區域旅游中具有特殊意義的資源,在其開發過程中必然也會出現商品生產及交換現象。同時,旅游者、旅游活動及東道主社會的介入,使區域內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必然受其影響而發生著各種變化。二區域旅游中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轉變民族傳統(tradition)是一個民族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約定俗成的生活生產方式。不管是民族傳統建筑、服飾、工藝美術都是在特定環境、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神圣性、獨特性、唯一性、民族性,正所謂“文化是特定社會中人們行為、習慣和思維模式的總和,每一個民族都有其世代相傳的價值觀。”[1]面對著因旅游而帶來的外界沖擊,這些民族傳統能夠保持原生態嗎?土家族擺手舞是土家族人們祭祀、狩獵、勞作等場面舞蹈化而形成的傳統文化藝術形式,它表達了土家族對祖先的崇拜、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理解和繼承,具有神圣之意。然而,隨著大批量游客的到來,擺手舞被規定在游客面前展示,成為一種“不可回避的義務”。土家織機是隨人們日常生活而產生的生活必須品,而我們在桃花源景區看到的織布機卻是為了展示給游客看,其目的是讓游客體驗所謂的土家族紡織過程。這些不再是民族所傳承的傳統儀式,不再具有“傳統”的內涵而發生了變遷。當旅游者帶著他們的文化結構旅游到此的時候,必然又使得這些傳統文化與外界發生交流與碰撞,尤其是那種“帝國主義形式的旅游”或“殖民式的旅游”[2]到來的時候,必然使得當地文化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而發生涵化或是變遷。文化變遷或者文化涵化都將使傳統民族文化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而民族傳統文化藝術是一個民族的象征符號,是應受到保護和傳承的。但在變化著、前進著的現代社會,尤其是以民族傳統文化藝術作為旅游吸引力資源的地方,難免會受到地方、外界的影響而發生變化,怎樣找到兩者的平衡點成為了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博物館式的文化藝術與文化商品化

博物館與旅游業有著密切的關系,它通過陳列展覽的方式把區域內所有的文化藝術集中展示給游客。然而,博物館是一個特殊的場所,它不可能成為直接的旅游產業或者旅游商品,從這一概念和性質而論,所謂的博物館式文化藝術就是指那些在旅游區域內,具有吸引游客卻不能直接作為旅游商品的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形式,如民族傳統歌舞、節日、建筑等等。文化商品化(commoditization),指旅游使得目的地社會一切能夠吸引游客的文化都被標上價格而在市場上買賣。[3]酉陽桃花源景區是一個讓游客青睞的地方,然而如果要在這里欣賞土家擺手舞,就得在景區內吃飯,因為擺手舞被附帶在餐飲過程中。通俗而言就是有消費才有表演,而表演人員卻是餐飲服務員,表演者只為完成表演而表演,對擺手舞知之甚少,不會多跳也不會少跳。這就是一種變相的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商品化現象,它借助于餐飲過程而間接收費。我們說土家族擺手舞是一種博物館式文化藝術,它不能成為直接的旅游商品,但在這里它已經商品化了,因為只有游客消費才能欣賞擺手舞,表演者不再是以土家族的身份在展示,而是以一種為獲取收益的工作者的身份在表演,他們的表演所傳達的不再是擺手舞本身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價值,只是一種特殊的經過包裝的舞蹈形式而已。民族藝術是民族傳統文化的藝術展現,越來越多的人為了傳承和發展民族傳統藝術,不斷探索在新的歷史時期里民族傳統藝術的適應性轉型。然而,那些依附于少數民族人民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文化藝術,一旦隨著經濟轉型而“發展”,就不再是它自己了。因而,必須采用博物館式的保護,必須維護民族傳統藝術原有的生存環境,讓民族傳統藝術在屬于自己的生態空間生存發展。要怎樣保存這些民族傳統文化藝術,怎樣使這些傳統文化藝術形式走博物館式道路而不被商品化是值得政府及旅游相關人員深思的問題。

(二)民族傳統文化藝術重創與真實性的困惑

旅游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游客和東道主社會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關系,游客體驗目的地資源的同時也帶來外界的文化、思想觀念及價值取向,等等,當東道主社會在取得經濟回報的同時又能得到外界的肯定和各種文化模式的影響的時候,他們的民族意識、民族自信心得到加強,更自覺更自信地發揚本民族傳統文化,其直接后果可能帶來民族文化的重創或文化復活。筆者在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調查時發現,一種叫“柚子龜”的旅游工藝品在后溪古鎮一家非旅游工藝品商鋪出售。據說“柚子龜”是土家族長壽龜圖騰崇拜的產物,寓意“健康長壽”,在2005年左右才重現后溪古鎮。筆者在后溪河灣山寨也見到了土家族傳統婚俗里的花轎,從花轎主人處得知,這是為了發展當地旅游業、復興土家族傳統文化的第一輛花轎。在酉陽縣各景點還見到一種稱為“炭畫”的工藝品,它借助現代工藝表現土家族、苗族人物故事題材……這些事實都說明了,地方開始搶救那些瀕臨滅絕或是消失的民族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得到恢復和保護,但另一個事實卻是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獲取經濟收益。這里我們不免又會產生困惑,即旅游人類學中常提到的“文化真實性問題”(authenticity)。我們說博物館里陳列的展覽品、民族傳統舞蹈、建筑物以及為日常生活生產需要而制作的各種服飾、工藝品等,都是真實的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體現。而游客在旅游過程中所見到的歌舞表演、服飾、民族工藝品難免是一種所謂的“舞臺化真實”(stagedauthenticity),它呈現給我們一種類似于真實的對象,正如戈夫曼(ErvingGoffman)“前臺與后臺”理論中所言,游客所領略到的只是前臺的舞臺化表演,而存在于“后臺”的真正涵義是不可見的[4]。正如我們看到的為了旅游收益而拿一輛轎子在游客面前展示,為了獲取利益而表演擺手舞。可見,東道主社會及其從事旅游工作的民眾,通過重構、創新來復興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帶來的利與弊同在,其結局可能是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得到傳承發展,也可能是傳統文化藝術成為獲取經濟利益的偽真實產品。

三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原生態”與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

“原生態”,可以定義為沒有被刻意雕琢,存在于民間的原始的、散發著鄉土氣息的文化藝術形態,然而民族傳統文化藝術應當是變化發展著的活的生命體,積淀著民族生存過程中最精練的信息,是本土文明延續生長最基本的精神要素。在區域旅游中它對當地經濟文化等的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不可否認它因此也在區域旅游中悄然轉變,這種文化的變遷或者說轉變是必然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我們要求民族傳統文化藝術保持“原生態”必須是在深刻了解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基礎上,合理地進行積極有益的探索嘗試。這種對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原生態”要求也與區域旅游的可持續發展要求相輔相成,區域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必然要求當地的民族傳統文化體現民族的鮮活特色。

(一)建立新型社區參與———文化保護模式,杜絕純商品化交易

旅游業要發展,必然有當地政府、決策部門以及相關開發經營商的互動,然而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是社區的參與。民族傳統文化是在各民族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社區是其不可或缺的生活環境的組成部分,它具有生活化的性質,社區參與有利于對這些公共資源的保護。同時,社區參與要以參與決策、管理、經營、監督、利益分配為主要內容,從而拉動當地的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這種社區參與旅游的新型方式,能夠打破那種“因物質激勵而參與”的思想局限。文化商品化現象的出現大都在于只為獲取經濟利益而“盜賣”文化,要使得這種現象較弱或消失,就要社區躬親感受所處文化旅游資源帶來的利弊,同時去反思他們的生活環境的重要性,從而建立一種正確的文化保護觀念,在文化氛圍中尋求經濟增值。讓社區參與旅游的過程還在于能夠帶動民眾的積極性,筆者在酉陽后溪河灣山寨考察時發現,這里僅有的106戶人家,只有酉水河沿岸的十來戶戶主能夠以積極的態度回應我們提出的關于發展旅游方面的問題,而住在“上坎”④的人家卻只是一味地忙于農活,對于開發旅游態度“冷漠”。他們認為,旅游給他們帶不來收入,還會耽誤干活。當問及土家族文化時,他們更是知之甚少,而且認為要忙于生計也沒必要去學。由此可見,社區參與旅游的重要性,只有當民眾在其中感受到自身的價值以及所處環境的意義的時候,才能轉變思想,積極參與到傳統文化保護的隊伍中,才能以主人身份來經營旅游事業,才能懂得文化保護與經濟利益的平衡關系。

(二)真正做到“前臺”真實與“后臺”傳統文化的銜接

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在旅游體驗過程中,游客感受到的大多也是經過加工包裝的地方文化。節日里的民族服裝、舞蹈、戲劇都是在舞臺化背景下出場的,這些傳統民族文化藝術經過現代藝術轉換而成為更“賞心悅目”的視覺影像,在旅游人類學看來,這就是舞臺真實,即“前臺”真實。但旅游人類學更擔心的是,這種舞臺真實所呈現的只是一種形式而沒有內容,地方的傳統文化藝術是一個民族異于另一個民族的標志,是鑲嵌在民族潛意識里的生活方式,所以,會形成傳統的節日、服裝、民族生活工藝品,而這些都是一種主動且具有“神圣”意義的事情,當旅游把這些變為一種“義務”的時候,地方就不會感到這些是為自己而活動的。要避免這樣的情況,就必須有“后臺”作為銜接,人類學中所謂的“后臺”就是游客所看不到的,只有這些地方的民眾自己才知曉的民俗傳統活動。在旅游過程中就應該好好利用這個“后臺”,讓“前臺”的“義務”和“后臺”的“自主”結合起來,讓地方既能上臺表演,又能充分意識到本民族傳統文化依舊屬于自己。如將旅游活動與民族傳統節日分開,地方有開展自己傳統節日活動的自由,有自己獨立活動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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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是壯族、苗族為自治民族的自治州,居住著漢、壯、苗、彝、瑤、回、傣等11個世居民族,少數民族203.7萬人,占全州總人口354.2萬人的57.7%。1992年以來,我州先后成立了壯族發展研究會、苗學研究會、彝族學會、瑤族研究會、傣族學術研究會、蒙古族學會、白族學會等。8縣(市)也相繼成立了民族學會和民族活動小組。

二、各民族學會開展工作情況及成效

我州各民族學會的成立,是按社團組織程序批準成立的民間組織。多年來,各民族學會在州、縣(市)黨委、政府的關心下,在政府職能部門尤其是民族宗教部門的幫助和指導下,積極宣傳黨的民族政策,挖掘、整理、傳承、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開展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活動,為增進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發揮了各民族與黨委政府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多年來,各民族學會始終堅持“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為宗旨,緊扣民族經濟社會發展主題,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維護全州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如硯山縣的苗族學會,利用學會優勢,將黨的十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和農村衛生保健知識翻譯成苗語,制作成光盤免費分發給苗族群眾進行宣傳,并在苗族“花山節”活動場所循環播放,讓苗族群眾全面了解黨的方針政策,充分發揮了黨在民族地區宣傳政策的喉舌作用。

(二)在挖掘民族文化,傳承優良傳統,構建社會和諧、維護民族團結中發揮積極作用。各民族學會成立后,堅持黨的領導,立足實際,教育、引導和幫助本民族群眾搞好生產、發展經濟、積極組織開展各種民族文化活動,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工作中,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是結合本民族風俗習慣,舉辦一年一度的傳統節日活動。如壯學會的三月三、隴端節、花街節、紅飯節,苗族的花山節,彝族的火把節、蕎菜節、花臉節,瑤族的盤王節,傣族的錦庫節,白族的太平節等活動,在這些民族的節日慶典活動上,開展豐富多彩的各種少數民族體育競技比賽、舞蹈表演、民歌比賽、服飾展演、民族特色食品制作比賽等活動,不僅弘揚各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還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各民族團結交流發揮積極作用。二是各民族學會在維護當地經社會和諧穩定方面做大量工作。各少數民族學會緊緊圍繞當地黨委、政府中心工作,把“穩定、團結、發展”作為各學會的重要工作任務來落實。如廣南縣苗學會,在城市拆遷、農村各類矛盾糾紛中,在黨委政府需要幫助時,他們義不容辭,出面調解。在協會理事成員的耐心細致的思想疏導下,使各種尖銳矛盾迎刃而解,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發揮應有作用。

(三)在繁榮經濟和促進少數民族脫貧致富奔小康發揮積極作用。各少數民族學會自覺接受有關部門的業務指導,牢記宗旨,按照學會章程開展活動,盡心盡力,關注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為繁榮經濟文化和促進少數民族脫貧致富奔小康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各學會根據各民族風俗習慣及特點,教育和引導各民族群眾發展生產、發展經濟。壯族、苗族、彝族等學會引導和組織青壯年富余勞動力外出務工、從事民族服飾生產經營等工作。如硯山縣苗協會,自2008年成立以來,引導部分苗族農戶種植重樓90余畝、種植三七、萬壽菊達1000余畝;引導外出勞務年收入上億元;招商引資20余家苗族服飾生產一條街坐落硯山縣城區,帶動就業1000余人,實現年利潤100余萬元。二是用實際行動努力實踐“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過上好日子”。各少數學會不僅充分發揮紐帶橋梁、宣傳、維穩、和諧發展作用,還在少數民族人才挖掘、培養、資助貧困生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事。如廣南縣苗學會號召全縣苗族同胞捐款5萬余元資助考取清華大學的學生;硯山縣的苗族協會,舉辦了一期民族理論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專題培訓班;2011年起,硯山縣苗協會先后籌款18萬元,資助94名貧困大學生、13名高中生、2名初中生。少數民族學會的這些善舉,為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困難學生圓大學夢做了積極的努力。

(四)發揮社團優勢,開展調查研究,學術成果豐碩。文山州少數民族眾多,歷史悠久,各民族在長期生產生活中創造了優秀燦爛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學會以傳承優秀民族文化為己任,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挖掘和整理,使各民族的民間文學、民族故事、文物、古跡、文學作品、民族風情、民族語言等瀕臨失傳的傳統文化和民間技藝得以保存下來,為保存民族文化的原貌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堅實基礎。如壯學會的《儂智高問題論文資料集》、《壯族雞卜影印釋注》、《那文化探源》,苗學會的《苗族指路經》、《文山苗族民間文學集》、《文山苗族蘆笙辭》,彝學會的《文山州彝族民間故事集》、《文山州彝族民間詩歌集》,傣學會的《文山州傣族志》等,其他民族學會也緊緊圍繞本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積極開展調研和學術研究,并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三、 存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

(一)經費保障不足。經費是學會開展活動的保障。各民族學會想做的事情很多,特別是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整理、挖掘、傳承等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方能完成,而民族學會是非盈利性組織,沒有經濟來源。州級和大部分縣級學會維持日常運轉是靠會員繳納的會員費和個人自愿捐款或向各級組織申請補助的,因此,學會普遍存在經費緊缺的情況。目前,全州只有文山市、廣南縣和富寧縣將各民族學會工作經費納入財政預算,文山市10萬/年/學(協)會,廣南縣5萬/年/學(協)會,富寧縣5萬/年/學(協)會。州民宗委自2012年至2015年3月從民族機動金中給州各民族學(協)會安排經費58萬元,對于各學會制定發展規劃,開展各項工作也無奈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由于經費緊缺,在搶救瀕臨消失的民族傳統文化方面,舉步維艱,難以組織實施。

(二)無固定辦公場地。調研了解到,全州州級、縣級各少數民族學會均無固定辦公地點。因沒有辦公場地,各民族學會挖掘整理出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圖片、影像資料等,只能分到各理事成員分別保管,影響了各民族學會在開展民族傳統文化挖掘、整理、傳承等方面作用的發揮。同時也給資料的安全、完整保存帶來一定風險。

(三)對民族學會的管理、指導有待加強。由于民族學會是社團組織,在工作中,社團松、散,工作無規律,目標不明確,工作無計劃,沒有硬性指標約束;組織化程度不高,內部管理制度有待進一步健全,活動的開展和內部管理有待進一步加強。

(四)對民族學會的人才培養和政策法規指導有待加強。各學會雖然都有協會管理章程,但約束力不強,給會員管理、教育、培訓工作帶來一定難度;學會章程缺乏激勵機制,大部分學會理事會成員均由公職人員擔任,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從事民族理論研究和民族文化工作僅憑一腔熱情和使命感,創新性和人才培養不足,給學會的調查研究和學術交流帶來一定影響。

四、幾點意見建議

隨著社會的發展,民族學會在各民族地區發揮少數民族和黨委政府的橋梁紐帶、黨在少數民族地區宣傳民族政策的喉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起到積極作用。為進一步規范我州各民族學會健康和諧發展,提出以下意見和建議:

(一)制定出臺相關管理規定,規范化管理各民族學會工作。民族學會是社團組織,松、散是學會的主要特征。但民族學會在本民族內部具有一定的威望和感召力,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目前大部分各學會理事成員均由公職人員擔任,有個別學會理事長為處級以上干部擔任,違反了中央相關規定。因此,要加強研究,爭取盡快出臺相關民族學會管理辦法措施,消除會員誤解和疑慮,使各民族學會真正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

(二)加大經費投入,爭取將各族學會活動經費納入同級財政預算。目前大多數州、縣(市)級民族學會的活動經費靠退休老領導和在職的領導干部“化緣”而來,吃上頓愁下頓,給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收集、整理、挖掘和學術交流帶來一定難度,制約了民族傳統文化的弘揚、學會的責任感和凝聚力。因此,建議將州、縣(市)級的民族學會活動經費納入本級財政預算,以保障各學會活動正常開展,發揮其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