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讀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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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人們創造歷史時對參與歷史活動的諸多影響因素時，歷史唯物主義將其劃分為客觀條件和主觀因素。社會歷史中的客觀條件指的是作為社會歷史活動主體的人們在歷史活動中所憑借的、不以人們的意識和意志為轉移的全部條件和對象，包括主體活動的現實環境、歷史背景和活動指向的對象；社會歷史中的主觀因素指的是活動主體，即個人、階級、政黨、人民群眾，其影響作用通過其主觀能動性即意識、覺悟、能力、組織性等等。 筆者在研究題述問題過程中發現，對于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決定因素”是客觀條件還是主觀能動性這一問題，論者的看法不盡相同。“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我最終發現，兩方面的爭執竟然出現在“決定”這一概念上。片面地去按照自己對這一名詞的理解分析問題，很容易就走了極端，犯了機械唯物主義的詬病。筆者不愿在這一詞語上作字面意義上的分析的確定，只是通過對兩方面因素的具體分析來明確二者的聯系和具體作用。

馬克思主義從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出發：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活動。所以，廣大勞動人民進行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它決定了其他一切活動。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哲學、宗教或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都是社會各階級之間斗爭的表現；而這一些階級的產生、存在，以及他們之間的沖突，都是由他們的經濟發展程度所制約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現存的生產關系發生了矛盾；這些生產關系原本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但此時變為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動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321頁）而生產關系的進步是不可能同步的，所以束縛關系的產生是必然的。這時候，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所以歷史進程中，經濟基礎的不斷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于是我們可以說，社會政治、法律、文化等變革歸根結底是生產力的變革產生的。即社會歷史的發展歸根結底是生產力的發展。

在生產力的既定狀態下，就會有相應的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這些由上一代人那里繼承過來的既定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對于新一代人來說就是他們進行歷史活動所指向的對象，就是歷史活動中的客觀條件。

對于新一代來講，不僅其活動要受制于歷史活動中的客觀條件，而且其自身也是這種客觀條件的產物，這包括心理、意識等等。所以，主觀能動性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下才能充分發揮，才能從事自覺創造歷史的活動。西方歷史上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試驗失敗，正是由于其主觀能動性受到了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由上面論述得出的結論是：社會歷史中的客觀條件為人們的歷史活動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和限制性，因而在社會歷史發展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

這種客觀條件的基礎性作用實際上是對歷史進程的方向性有決定作用，即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不是直線的路，而有很多的曲折，但是其發展方向是由客觀條件決定的，因為客觀條件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對這種方向性有清楚的認識，才預見到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局是生產力高度發展/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

由于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政治、經濟、文化等上層建筑，當時有人攻擊其為“經濟決定論”恩格斯指出：“這些先生們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486頁）他們總是只在這里看到了原因，在那里看到結果。”在馬克思主義那里，從來沒有對經濟因素作唯一性的判斷。恩格斯指出：“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斗爭的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后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斗爭在參加者頭腦中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477頁）恩格斯在這里所指出的“參加者”頭腦中的理論和觀點實際是其主觀能動性的根基。同志在《論持久戰》中給人的主觀能動性作了定義，他說：“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思想，包括上述的“理論、觀點”和路線、計劃等，即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而做或行動即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改造。人的主觀能動性，即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與改造。當然，我們論及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并非恩格斯所比喻的平行四邊形單個分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478頁），而是整體上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

正如上一節論述所說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某一些特定歷史條件下，對社會歷史發展具有決定作用。但是，正如恩格斯強調的那樣，這種決定作用是表現在“斗爭形式”等方面的。按上文關于路的比喻，人的主觀能動性對于路的曲折性，如何曲折、曲折幅度等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在研究歷史活動時，我們是決不能忽視這一種作用的。同志在《矛盾論》中指出，“……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作用，……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有些學者的論述即由此展開把社會歷史發展決定因素的帽子戴在了人的主觀能動性頭上。這是不科學的。同志所論及的“一般”和“一定條件下”，我們完全可以將其分別理解為“方向”和“形式”在具體環境中的別名。從時代來看，同志的意識里，是十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對社會歷史發展的積極作用的。正是抱著一種堅定的人定勝天的信念，才有了中國共產黨武裝斗爭以弱勝強的革命偉業。而后來的“”和為何就沒有得到歷史的肯定呢？就是因為此二者讓人的主觀能動性過于凸凹，對于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沒有適應的意識。從最根本的來講，革命斗爭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是適應生產關系轉變的行動；而后二者是在生產力一定的情況下利用主觀能動性改變生產關系的行動，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當代，我們的市場經濟迅速發展，這其實是改革開放帶動了人民群眾投入發展生產力的社會實踐的主觀能動性的結果。當前的科學文化普及、精神生活豐富等眾多的上層建筑形態變化正是由于人的主觀能動性促進了經濟繁榮發展導致的。反過來，上層建筑的變化促使知識經濟的概念深入人心，這必定帶來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迅猛發展。僅此我們即可體會到主觀能動性與客觀條件之間的默契與不可分割。

當然，生產力水平的不斷發展，也對政治制度、法律等方面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和挑戰。這需要政府順應民心，做好新的規劃和及時的調整，促進生產關系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從而推動和諧社會的發展進程。

綜上所述，“決定”本身是應該一分為二的看待的。客觀條件中的生產力發展是對社會歷史發展方向具有方向性決定作用的，客觀條件中不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其他因素會由人的主觀能動性產生巨大的推動力從而得到改變。人的主觀能動性是能夠決定這種改變的形式與幅度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主觀能動性具有對形式的決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