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校建國60周年特級征文

時間:2022-09-22 1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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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校建國60周年特級征文

今年是59年*會議五十周年。重讀了劉雨興先生《追問歷史》(大學生讀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9版)一書中的《如果不寫信》一文后,感慨諸多,“說話”是一個正常人的本能,但“說實話”卻不是每一個正常人的本能。筆者對的共產黨人格敬佩的同時,也對*會議不少官員見風轉舵以及當今官場講真話在逐步消逝而感嘆。筆者認為,官場,莫讓講真話消逝。

*會議的柯慶施(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在上*時準備的也是關于“糾左”的材料。當將的信公開給與會者時,柯書記立刻派人回上海取“反右”的材料,并在大會上大力主動“反右”,結果大受上峰青睞。這位“的好學生”,官至國務院副總理。以后每次開重要的會議,柯書記都在自己的左右兜里分別放上“反左”跟“反右”材料,以備……(孫玉祥:《運用材料存乎一心》,《羊城晚報》2009.06.12.b4)——嗚呼!“記得新中國剛建立的時候,干部講話都很有個性,即使說的同一件事件,表達的方式也因人而異,活潑潑地,很有生氣。后來漸漸變了。先是基層的干部照本宣科,后來高級干部也照本宣科,講話如背書,最后普通老百姓也一并照本宣科起來”(陳四益:《自由動容》,《雜文月刊》2008.9下.p15)。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民主政治開明多了,人們的言論也自由多了。但講真話的人(在官場“混”的人),卻不多見;而,講空話、大話、套話、假話的則較常見。

現實中,許多官員在家或與朋友相處常常講真話,在即將退休才敢講真話實話。不少的人沒有做“官”時,正直敢言,但做了“官”一段時間,經官場的“同化”后,“收斂”了許多,雖然還“正直”,但不那么“直言”了。講真話實話似乎成了官場“政治自殺”的快速手段。現在“社會上存在這樣一個現象:同樣一件事情,當你把它納入工作系統去,比如進行基層調研或座談討論,會得到一個信息(往往是形勢一派大好);而在私下交談,乃至酒桌的聊天中,得到的卻是另外一個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信息”(龐學東:《黨的建設要更加關注“民情”》,《學習時報》2009.06.08.p5版)?,F在“幾乎每一年,各個地市上報的gdp數據都大于全省的,而各省上報的gdp數據又大于全國的,既是一個尷尬的事實,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南方日報》2008.01.21.a02)——值得深思。

現行的《黨章》規定:黨員要“忠誠老實,言行一致”,黨的各級干部要“講實話,辦實事,求實效”。筆者認為,“講真話”是社會倫理道德的底線,是黨和政府對黨員、領導干部的基本的要求,“講真話”是黨的一種優良作風,共產黨的官場也應該是“民主”的地方,是“講真話”的地方。

有人言:作為學者最大的風險是說假話,說真話或許會受到排擠打擊,但說假話則喪失學者的獨立人格。筆者認同。學者如此,作為“三個代表”及“先鋒隊”代表的黨的及各級領導干部更應該如此?!叭罕姁勐牬蟀自挘傩諓鄞髌矫窆?。領導說什么話,怎么說話,既代表著一個人的修養和深度,更體現著黨的務實親民作風的落實與否”(倪洋軍:《官場流行話透出四種不良風氣》,《人民論壇》2008.15)。人以誠信為本,事以落實為要。話不一定說得多么動聽,事不一定做得多么宏大,關鍵是講真話,做實事,言必行,行必果。黨員作為社會的優秀分子,干部作為社會的精英分子,你們更應該是理論聯系實際,求真務實的典范,更應該是社會“講真話,講實話,辦實事,求實效”的忠實的實踐者。

說過:世界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人最講認真。但現在社會上,“認真”做事的現象在減少在變異,我們許多聽到的是:“何必那么認真”——悲夫!中紀委中組部巡視組(保持共產黨先進性活動)組長任克禮,在巡視后發表文章說:“一些干部對巡視組不講真話的現象比較普遍”,“現在的危險是滋生腐敗和不講真話”,“不講真話危害了黨的執政基礎”(任克禮:《對當前巡視工作的幾點思考》,《人民日報》2004.12.03.)。為什么黨員干部對組織都“不講真話”——值得深思。

“一個人從只會說真話到很會說謊話的轉變,從智力上看,是一種進步;從天性上看,卻是種倒退”(任蒙:《關于識謊的話題》,《雜文月刊》2008.5上,p12)。筆者認為,現實中一個人講真話講人話,真正起作用的主要的不是他的品格,而主要的關鍵的是要有那么一套民主制度。

讓人講真話,需要“兩個自由”的環境?!罢f,主席常說,要敢于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人總是怕殺頭的……所以問題的另一方面,是要領導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何云峰:《*會議反對個人崇拜》,《廣州文摘報》2008.12.08.p13版)。必須通過制度營造一個“外在的自由”,即一個人不因發表了意見主張而遭到損害,營造一個“內在的自由”,即是在精神上思想上不受權力、社會偏見或習慣的約束的環境。

讓人講真話,需要“制度”作保障。倡導講真話,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教化是不可少的,而“制度”的“導向及保障”更為重要、更為現實。生活中我們倡導“講真話”,“以誠實守信為榮”,但是,“講真話”的“誠實守信”的受奚落無希望,而“造假的送禮”的享富貴又高升。那黨和政府的“倡導”有何用?我們不必過分地去譴責“講假造假的現象”,而應反思改革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通過改革去營造講真話的環境。

讓人講真話,需要“領導干部”的帶頭。其實,人民群眾是愿(敢)講真話的,關鍵還是領導干部愿聽肯聽真話,關鍵還是有良好的民意表達機制,下情上傳,使真話不失真,讓在上的領導能夠聽真話。如果“向上級報告本鄉經濟落后的實際情況,卻慘遭縣領導批評”,“如果上級來考核時,也是睜一眼閉一只眼”(周志坤:《還要讓罪惡伴政績造假行多遠》,《南方日報》,2007.08.23.a2)。那誰也不敢也不愿講真話??偫碓?962年說過:要大家講真話,首先,領導喜歡聽真話,反對講假話。領導喜歡聽真話、講真話,群眾才敢講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