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理論創新調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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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體制轉軌會導致社會階層結構和經濟關系的變化，迫切需要我們黨與時俱進進行黨建理論創新，而非公有制企業的經濟關系與黨的建設問題又是當今企業黨建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呈多層次的特點，從而決定了多種經營方式并存現象的出現，而經濟成份的多樣化又決定了企業中經濟關系的復雜化。而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經濟關系的多樣性又直接關系或影響著企業中的黨建工作。**作為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先發地區，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社會經濟總量中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地位。我們認為加強對非公企業的黨建研究，理論上有助于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實踐上，可以為當今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提供理論上和方法論上的借鑒，進一步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一、關于**市非公有制企業的主要特點及企業黨建工作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積極鼓勵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對以股份合作，個體私營為主的非公有制經濟積極引導、大力扶持，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成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全市共有私營企業29789家，雇用人員110萬人；登記在冊的個體工商戶22.19萬戶，從業人員196萬人；股份合作企業達2.9萬多家。在工業總產值中，20**年國有及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中，集體經濟僅占5%，非公有制經濟在全市經濟總量中占絕對的優勢。

從**市非公有制企業的情況看，主要有以下一些特點：

一是經濟總量持續增長，已經成為全市經濟的重要增長點。**是中國股份合作制誕生的搖籃。歷史上**人就有重商傳統，在文化上向來推崇氣節，注重實踐。自宋以降，又深受永嘉學派的影響，這些都對**的人文精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鑄就了**人性格中的靈氣與硬氣。改革開放以來，**人不等不靠，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自強不息精神，實現了**經濟的第一次騰飛，其中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據統計，全市在國有及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工業總產值中，20**年股份合作經濟所占比重為10.8％，股份制經濟占41.18％，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14.8％，聯營企業占0.32％，私營企業占24.9％，而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分別僅占5.56％和2.35％。

二是企業規模擴大，實力明顯增強。**市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軌跡，一般是從家庭經營工商業開始，逐步成為合伙經營或股份合作企業，進而發展成為規范的股份制企業，也有一部分是國有、鄉鎮、集體企業轉制為非公有制企業。經過2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黨的十五大以來，中央對于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進一步明確，使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有些企業已成為本行業的強勢龍頭企業，在國內有較高知名度，如生產家用轎車的吉利集團，生產縫紉機的飛躍集團，生產冰柜的星星公司，生產壓力鍋的蘇泊爾集團，生產有機玻璃紐扣的偉星集團，生產藥品的華海集團，生產建筑管材的公元集團，生產膠合板的德仁集團等等，這些企業已成為區域性經濟的重要支柱。

三是企業產品科技含量不斷提高，組織形式進一步優化。隨著企業規模擴大和組織結構優化，部分非公有制企業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經驗，不斷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在產權結構和要素組合上，已從產權不明晰向完全明晰方向轉化，從單一個人投資向多形式、多層次混合持股方面發展。要素組合已從資金入股擴大到人才、資源、知識產權等多形式入股。有的吸收外資，成為中外合資企業；有的通過股權收購，兼并劣勢企業而使企業規模擴大，資源得到優化。在管理體制上，逐步走向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兩權分離”和管理方式的制度化。如有些企業從外地聘請或從優秀員工中選拔管理層人員。非公有制企業的產業結構趨向合理，組織形式逐步優化，私人資本的改組、重組呈良好態勢。

四是機制靈活，區域特色明顯。該市各地以專業市場為依托，以地方資源為基礎的各具特色、主導產業的個體私營產業群體不斷崛起，有力地促進了當地特色經濟的發展。全市已形成了許多各具特色的專業鄉鎮，涌現了數十個產值超億元的塊狀經濟群體，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場”的經濟格局。如椒江的醫藥化工業、**的精細化工塑料模具業，路橋的日用品市場，臨海市杜橋的眼鏡市場，天臺縣平橋的篩網市場，仙居縣的工藝美術品，溫嶺大溪的泵業，橫峰的鞋業，松門的水產品市場，玉環的汽配業等，這些不同類型的專業市場背后，是數以萬計的個體、私營企業和靈活暢通的銷售網絡，它們把**的產品與全國的大市場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五是發展領域不斷拓寬，從工業擴展到交通、能源、農林、水產、金融、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各個領域。金融方面，如**市商業銀行、泰隆城市信用社，是按股份合作制形式組建起來的，現存款余額達十幾億，甚至上百億元。**的民間辦學也發展迅速，市全日制民辦學歷教育機構截止20**統計，社會力量辦學已達近百所，如椒江的書生中學、溫嶺之江高級中學、路橋蓬街私立中學等。

六是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不斷提高，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工作逐步走上規范化軌道。就整體而言，我市非公有制企業絕大多數為中小企業。這些年來，非公有制企業從業人員的素質不斷提高。與此同時，企業經營者的素質近年來也有較大的提高。不少業主積極參加當地政府組織的有關培訓班，有的參加高校、黨校舉辦的一些研究生班和研究生課程進修班，有的甚至化高價購買門票參加一些民營經濟研討班的報告會。經過各級黨委的不懈努力，我市的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截止20**年底，我市非公有制企業黨員總數已從19**年的200多名，增加到22915名，黨組織從19**年的不到20個，增加到**個。全市100名職工以上的非公有制企業1**9家，其中已建立黨組織的1**7家，占99.8%；50—99名職工的非公有制企業1321家，其中已建立黨組織的956家，占72.3%，有黨員的企業1321家，占100%。黨的力量不斷壯大，黨建覆蓋面逐步提高，黨組織的作用得到了有效發揮，有力地促進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據組織部門對全市50家建有黨組織的非公有制企業的抽樣調查表明，約82%的人認為黨組織能夠發揮較好作用。

二、關于非公有制企業中社會階層結構與黨建工作的關系問題

1、正確認識當前社會階層結構發生的新變化及其對黨建工作的影響，是加強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前提

社會轉型，體制轉軌，導致了社會結構和經濟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又有不同的社會階層結構。工業化、現代化社會的社會階層結構和傳統的農業社會的社會階層結構是完全不一樣的，雖然前者是由后者逐步演變而來。19**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體制轉軌和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也使得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結構性的改變。原來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等社會結構發生了顯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會階層逐漸形成，各階層之間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及利益認同的差異日益明晰化，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逐步取代過去的以政治身份、戶口身份和行政身份為依據的分化機制。這些情況表明，社會經濟變遷已導致了一種新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出現，并且這種結構正在趨于穩定。正如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報告中說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民，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正確認識當前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可以拓寬和加深對于目前我國國情的認識，有利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應當注意的是，研究和分析現階段社會階層結構問題應從當前的時代特征出發，應該有別于馬克思和對階級分析的一些方法和標準，因為馬克思和所研究的時代，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主要是個人（私人）占有，而當代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生產資料是由國家和集體占有的。同時，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比較復雜，并且明顯具有多元特征，這就決定了僅用生產資料占有這一指標來解釋社會階層分化是不充分的。馬克思和的分析階級和階層問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改造社會制度，動員廣大民眾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和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因此，他們的分析特別強調階級（階層）之間的對抗。而現階段，中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從一個在受到外部封鎖的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在全面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因而研究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問題的目的，應當是為了團結和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是為了建設好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執政黨目標的變化也需要相應調整階級階層問題的分析思路，需要客觀地分析當代我國各社會階層的變化地位和特點，研究他們的經濟、政治、社會狀態，從而更好地協調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更好地吸納各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加入到黨內來，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促進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快速健康地發展。

2、從社會階層變化的進程看，這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正確分析形勢任務和國情，作出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逐步確定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形式，堅持和完善對外開放，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這個進程中，我國的經濟制度和社會階層構成已經并正在發生著重大變化。

在農村，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農業產業化的推進，農民與市場有機地聯結起來，一部分農民從土地上分離出來，從事第二、第三產業，有的進了鄉鎮企業，有的成為個體戶，有的成為私營企業主。這種階層變化，有力地推進了農村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極大地推動了農村生產力的大發展，使得農村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于長期以來阻礙地方經濟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產生了很大的沖擊。

在城市，社會階層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主要表現在：第一，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一些企業的改制改組，越來越多的工人持有股份，出現了一些控股股東和大股東，有產者大量增加；第二，社會中介組織越來越多，從業人員不斷增加；第三，在極具活力的民營科技企業中，活躍著一批年紀輕，知識層次高，掌握高新技術的管理人員；第四，外商投資企業快速發展，受聘于這些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數量眾多。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對推動科技進步，活躍城鄉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擴大就業門路，滿足人民多樣化的需求，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對于象**、溫州這樣的國家重點投資不多，民營經濟先發的地區來說，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總量中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地位，非公有制經濟成為推動本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導力量。

從以上分析可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尤其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得非常快，充滿著生機和活力，成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支撐點，而個體工商戶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則是這一支撐點的主要組成部分。這對于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而言，是一種非常有利的變化。一般而言，經理人員和私營企業主多，意味著投資主體多，投資數量多，這無疑會帶動當地經濟更快地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構成成份在中國已經具備，凡是現代化國家所具備的社會階層，都已經在中國出現，有的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只是各個階層規模有大小區別而已。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第三產業會越來越發達，會使各個職業的比重出現比較大的變化，從而影響和改變各階層的變化。對我國現代化發展而言，階層比例的變化是必然的，其中社會中間層的規模會大大擴張，農民階層和貧困層的規模會大大縮小，一些過渡性群體（如農民工群體）會逐漸融合在其所屬的階層之中。這種社會關系的變化，就要求我們黨把握住這種發展趨勢，整合各種社會資源，不斷在這些組織中擴大黨的影響力，增強黨的控制力。

三、關于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若干問題的思考

社會是人們相互交往的產物，是全部社會關系的總和。在每個社會中生活的個人結成了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處在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中，而在這些關系中，生產關系是社會的本質和基礎。上文所分析的由于社會轉型，階級結構發生變化而導致的經濟關系的變異對于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本文試從經濟關系等角度對幾個涉及到非公有制企業黨建的重大問題作一些理論探討。

1、經濟關系性質及黨員標準的實踐與理論突破

人的社會本質是在與他人的關系中認定的。由于一直來對經濟關系中的焦點——“剝削”問題的爭論，使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在理論上存在一個亟需突破的難點。在實踐領域，對于實踐經驗的總結，或者有些地方率先對某些原則的突破，也都反映了這一現實的矛盾。理論是反映人們的實踐的需要并且為其服務的，在認識和評價各種事物時，必須著眼于實踐的需要。所以在這個特殊的發展時期，理論上的詮釋與澄清顯得尤其重要。特別是對私營企業主的身份的認定以及與此相關的私營企業主能否入黨的問題直接關系到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工作。在此著重討論由于“剝削”這一經濟關系對于私營企業主入黨以及黨員標準的實踐與影響。

中國私營經濟對于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已為世人所共識，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經濟建設中發揮的積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但是要給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主正名必然要涉及重大的理論問題。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看，憲法予以確認的只是前兩者即生產資料與收入分配的問題，在生產資料的占有上，憲法承認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結構并存的狀態，在收入分配上，也承認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共存的狀態，但是，唯有在勞動者之間的關系上，由于“剝削”這一非常敏感的問題，它既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又涉及到政治學和社會心理學，所以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中對此話題的討論要么是不敢越雷池一步，要么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未能從理論上予以突破，直至20**年的“七一”講話。“七一”講話對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的政治身份作了明確的界定，認為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對私營企業主階層來說，這既是政治身份的認定，又從生產關系的角度明確了私營企業主與其他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與建設者的關系。這實際上解決了私營企業主能否入黨的可能性問題。

對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而言，理論上的突破后，更為重要的是要積極組織調查研究，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就**的實際情況來看，近年來，市委高度重視非公企業的黨建工作，出臺了很多政策措施，積累了許多經驗，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毋庸諱言，在組建率和作用發揮方面仍需要進一步的探索和加強。當前工作的重點是如何加強組織建設，擴大黨組織在非公企業中的覆蓋面和影響力問題。就組織建設而言，一是要加強在非公企業中發展黨員工作，二是做好非公企業主的入黨工作。對于私營企業主的入黨問題，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完善私營企業主入黨的手續，即既按照規定的程序，嚴格把關，同時又要借鑒黨的八十多年的歷史實踐，對要求入黨的私營企業主加強考察，具體而言，可以通過適當延長考察期（黨的“七大”為二年）、增加介紹人（“七大”為三人）并加強對介紹人的監督、成立專門的考察機構或者增加審核程序等形式加強考察。在考核內容方面，實踐中把握起來的難度也是較大的，如財產來源和使用情況、其政治覺悟、思想品質與入黨動機等等，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就擴大影響力而言，實際上也即是黨組織作用的發揮問題。建立黨組織重要，發揮黨組織的作用更重要。為此，一要拓展工作領域，擴大黨組織的影響力，二是創新工作載體，激發黨組織的內在活力，三是樹立黨建品牌，促進企業又快又好發展。總之，沒有量的擴展就不會有質的提高。

2、怎樣從經濟關系的地位特征審視黨建工作

（1）關于業主的政治態度與黨建工作的關系

業主在企業中的最高領導地位決定了其行為的重要性。對黨建工作而言，經常探討的問題主要是企業主的“戒備”意識以及黨組織的“從屬”地位。這兩者是相關的。企業業主認識到位，則比較有利于開展工作，不僅從資金還是其他方面都會予以支持，如**的星星集團拿出數十萬元支持黨建工作，并專門成立該市首家非公有制企業黨校。在**幾個黨建工作開展較順利的非公有制企業如飛躍、星星、中捷、九洲、東港、方遠等企業中，企業主都顯示了支持的態度，黨組織活動開展得較好。但是，相當部分非公有制企業業主對在其企業組建黨組織開展黨的活動持疑慮的心態。突出表現在四個擔心：一擔心建立黨組織會削弱自己的權力；二擔心黨組織以欽差大臣自居，搞外行領導內行，特別是那些有過國有企業工作經歷的黨務工作者；三擔心黨組織對其非常敏感的工人超負荷勞動及稅收等問題實行嚴格監督；四擔心黨組織各種活動影響生產秩序。企業主的“戒備”，在客觀上則表現為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建立黨組織的阻力。在政府的社會動員能力相對減弱的情況下，來自企業主的這種阻力成為一大難點。在這些企業中，黨組織由于無法贏得支持而對開展工作感到信心不足，作用發揮不理想。這兩方面的情況表明，非公有制企業業主的經濟地位特征直接影響企業的黨建工作，這種認識也反映在職工的心理層面上。根據對788名非公有制企業職工的隨機問卷調查，認為黨組織在企業中居比較次要和從屬地位的占45.7%。新型的經濟關系由于其在企業中的顯性特征，拒斥著政治關系介入。

一方面，先不論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在宏觀層面尋求引導監督與規范的介入，黨的支部并沒有確立其政治的邊界，只要符合條件的，依照黨章規定其觸角延伸至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因此，對于黨建工作，在此應當加強宣傳，做好業主的思想工作。在黨組織的定位上，只要我們黨是執政黨，只要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爭論“第一位”還是“第二位”沒有任何意義。因此，首先應當加以保證的是黨組織的活動不會給企業的生產經營帶來負面影響，是圍繞經濟抓黨建。但是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建立黨組織并開展黨建工作的原則不容討論。當然，企業黨組織必須通過作為贏得地位，贏得企業當局的支持。

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業的業主，作為一個特殊的新生的社會階層，也開始表現出其參政的意愿。而伴隨企業的成長與經營規模的擴大，其政治參與的意愿與人數也在不斷地增長。據對本市152家擁有職工人數超100人的非公有制企業的調查，業主為黨員的52人，占該類別企業的34.2%；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人數26人，占17%，其中6人擔任縣以上人大政協常委以上職務，占3.9%，派并擔任地方組織委員以上職務的人數有3人，占2%。在304家擁有職工人數超50人的非公有制企業中，業主為黨員的79人，占該類別企業的26%。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人數16人，占5.3%，其中1人擔任縣以上人大政協常委以上職務，僅占0.3%。前者均強于后者。

在非公有制經濟日益增長的現階段，這些人士的政治參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他們必將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參與政治生活以試圖影響政治系統決策過程。“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由于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的高度不整合，非公有制企業的業主必然由其經濟利益的要求而在政治和社會方面爭取較高的地位。在四個多樣化的現階段，特別是在象**這樣的非公有制經濟占比重大的經濟基礎上，非公有制經濟的業主作為一個階層而參與政治生活應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須對這些人的參與動機加以考察。可以看出，現階段約大多數非公有制企業業主是從尋求自我保護的角度參與政治，是為了解黨和國家的政策，為企業的發展尋求定心丸，有的是為了抵御非規范化的行政干預，尋求趨利避害的途徑，有的也是為了試圖影響決策過程，尋求溝通和聯系的渠道。另外，有些人是為了提高自身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除了滿足虛榮心，還試圖通過獲取各種各樣的榮譽和頭銜以擴大企業的知名度，提升企業的地位和形象。所以對他們的政治參與要規范其參與的行為和途徑，進行適當的引導，以提高其參與質量，以作出更合理的、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政治選擇。

對黨建工作而言，一是上文所說的在發展他們為黨員的問題上要加強考察，認真識別，同時要利用黨的熔爐作用，加強他們的黨性鍛煉；二是增強其組織性，加強制度建設，規范其市場行為。對于業主擔任支部書記的情況，這具有合法性的一面，但同時，雖然有人認為在平等的交換前提下不可能產生剝削，但是資本本身所具有的“剩余索取權”的特征和資本的社會權力特征，應當對業主作出一定的限制。再則，在調查中我們也發現，在一些黨建工作開展得較好的企業中，往往規模較大，經營也較規范，并且業主傾向于讓黨務工作者專門負責黨的工作。所以，我們認為在這個過渡階段對業主擔任黨支部書記的情況可以實行勸導制，比如規定，在企業員工超過100名的非公有制企業中，黨支部書記宜由專門的黨務工作者擔任。在社會主義社會，黨一方面自身要注意其階級性和群眾性的關系，同時也要考慮其執政的社會基礎，不能一味地“堵死”，但是也應適當地加以“引導”。

（2）關于黨員職工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訴求問題

在社會生活中，人的社會身份只是一個符號，它反映的本質是一種社會關系。“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社會性是人的本質，考察人的本質要從人的社會行為以及結成的社會關系入手。從這一角度看，黨員職工的黨員身份來源于其與黨組織、與他人的那些由社會認定具備黨員身份的行為標準及相應的觀念和意識。從社會學意義上，黨員的身份以及所反映的社會關系只有在可被實踐的并且在被不斷的實踐時，才成其為黨員。

而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經濟關系是顯性的，被不斷實踐的，所以業主與員工的經濟關系——雇傭與被雇傭可以由此認定。但是這種認定只能在確認在這一社會關系的領域時才成為可能。也就是說，黨員要成其為黨員，必須將之置于另一社會關系的領域，這一領域對我們來說是黨建工作所涉及的諸種關系。所以黨建不開展或開展不正常都可能導致某些員工黨員身份的喪失。

在非公有制企業里的黨員職工，不少人認為自己不過是打工仔，是受雇于人，在企業里完成任務即可，所以只顧掙錢，不問政治，黨員不黨員無所謂，黨組織的活動也不參加，有的甚至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這樣一來，自己的黨員意識和身份就逐漸被長期的工作和時間所遺忘，“政治人”的身份往往更多的讓位于“經濟人”的身份。根據組織部門的調查，在341名黨員中有51%的黨員認為經濟需求是第一位。對這些人，一方面要加強教育，提高其思想覺悟，另一方面對確實屬于黨員意識淡化的應當按照黨章的規定予以執行。

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引起人們就業方式和就業結構的多樣化，人們在不同經濟部門、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流動日益頻繁，黨員流動性比較大。由于對未來職業的預期的不確定，非公有制企業中有很多黨員認為自己是臨時的，飯碗掌握在老板手里，隨時有砸破的可能，再者有些黨員不愿意喪失流出地可能擁有的利益，因此出現了許多寧愿把黨組織關系放在村里或其他單位而不遷入企業的“隱身”黨員，口袋里裝著黨組織關系介紹信卻不拿出來交給企業黨組織的“口袋”黨員。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基礎，也不利于各級黨組織抓好黨員隊伍的教育管理，對黨員自身而言，也不利于權利的行使和義務的承擔，失去了黨員應有的作用。隨著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壯大，現在從農村、外地及其他企業進入非公有制企業長期工作的黨員人數將逐漸增加，這一問題必須走向規范化。

所以對于隱性黨員的問題，應當抓好其組織關系接轉。根據**有些地方的經驗，對在非公有制企業工作半年以上的外來黨員，原則上可將黨組織關系轉到所在企業黨組織或企業所在鄉鎮工辦支部等代管其組織關系。對農村黨員在行政村擔任職務的，確因工作需要，經所在地鄉鎮黨委批準，采取緩遷的辦法，其組織關系可保留在原行政村，待條件成熟后再遷組織關系，但必須參加企業黨組織的有關活動。對原單位不給遷的，要積極做好協調工作，盡快遷轉組織關系。對在企業發展入黨的，原則上不允許遷回村里，情況特殊的，各地組織部門應有明確的規定和要求。對在企業從事臨時性、季節性工作三個月以上的黨員，應持《流動黨員證》或黨員證明信，參加企業黨組織的活動。另外，還應根據其流動的特征，積極探索其他有效的工作形式，為黨員人才的流動提供條件。在組織機構的設置上，也應考慮由于黨員流動可能導致的黨組織不穩定的情況，同時，對于季節性或企業不穩定的暫不建立黨組織。考慮現在的企業規模和黨員數量的一般情況，雖然黨員數達到三人時即可建立黨組織，但可以考慮在未超過6人前可繼續實行聯建的形式，一方面有利于規范化建設和組織活動的經常開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組織不至于由于黨員的流動而解散或陷入癱瘓。

3、企業家族化的勞動關系對黨建工作的影響及其發展方向

臺溫模式的非公有制企業，在前期發展中，都有企業家族化經營的問題，雇主與員工一般具有血緣與地緣關系或都比較熟悉，這種用工制度與整個社會信用水平較低有關，最主要的還是出于對產權關系的考慮。但在黨建實踐中，有幾種情況是必須考慮的。

第一、發展黨員除了嚴格履行入黨培養、教育、考察和入黨后的跟蹤教育制度外，對于企業經營管理者或企業黨組織負責人的直系親屬要求入黨的，組織部門應慎重考慮。

第二、一半黨員是血緣姻親關系的不能建立黨組織

這兩者涉及到防止企業黨支部家族化問題。調查發現，企業經營的規范化以及經營規模的大小是開展組織工作的重要環境條件，在一個比較好的組織環境中，容易形成穩定的工作機制和活動的氣氛。在**一些黨建工作開展得比較好的企業往往規模比較大，經營比較規范，而那些黨建工作比較落后或者一些沒有建立黨的組織或黨員數量較少的企業卻往往是規模相對較小的企業。在對溫嶺市456家企業的調查中，比較50名以上企業與100名以上職工的企業顯示了這一點，據我們所收集的資料來看，企業的規模與黨組織和群眾組織建立的情況持正相關性，在這些非公有制企業中，職工在50名以上的企業，平均年銷售收入375.9萬元，建立黨組織比例為23.7%，每家企業擁有黨員1.26人，而職工100名以上的企業，平均年銷售收入1917.8萬元，建立黨組織比例為36.2%，平均每家企業擁有黨員4.13人。在這些企業中，即使在未建立黨組織的企業中，前者擁有入黨積極分子的企業比例為4.3%，而后者為20%，有黨支部而單獨建立黨支部的前者為40.1%，后者為87.3%；單獨建立工會且工會主席黨員或黨支部書記擔任的前者為13.1%，后者為36.2%；單獨建立團組織的前者為17.4%，后者為44.8%。可見，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的黨組織及相關組織漸趨正常化與規范化。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矛盾，即我們急需建立黨組織和發展黨員的企業正是一些規模相對較小的企業，而這樣的組織大部分由于家族意識較強而容易導致建立支部和發展黨員時走向家族化。這一矛盾使得黨建工作必須謹慎。

第三、高層管理者中業主（老板）、其他主要出資人（如二老板等）、老板娘等與黨組織負責人選的問題

由于這些人的共同的利害關系，在人選問題上，原則要求這些人回避。比如私營企業主不能擔任黨支部書記，二老板與老板娘不能擔任工會主席等。在**區非公有制企業黨建情況調查中發現，已建黨組織的*家企業中，企業主與黨支部書記一肩挑的企業數為116家，由業主親屬或其他主要投資人擔任的企業數為*家，兩者占已建非公企業黨組織的43.2%。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非公有制企業業主的政治參與動機以及對黨的認識水平的不同，使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資源分配過程中必須認真加以考慮。

在現代社會的工具性差序格局下，有限的資源總是要考慮與個人關系的親疏遠近，沿著“自己人”的方向流動。我黨是執政黨，入黨不象革命戰爭年代那樣有高風險，而且意味著能夠獲取更多的政治資源，這種后致的身份能夠帶來更多的利益。在這個隱隱流露出要“數量”、“比例”“加強”的特殊時期，在發展黨員或考慮黨支部書記、工會主席的人選時，就有可能實踐這種“或然性”。所以無論是發展企業中本家族的人，還是發展“自己人”入黨，關鍵一點就必然堅持標準，嚴格把關，對提出入黨申請的同志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否成熟，在工作方面有無突出的表現，能否起到先鋒模范作用等方面要加強考察。另一方面，正如一個社會的人際關系會從特殊關系向普遍關系的變遷一樣，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用人機制的完善，在企業經營中必能發展在這種特殊的家族關系之外的優秀分子充實到黨內。企業擴大經營規模，走規范化經營的路子，是這一問題逐漸得以解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