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發生社會危機的時候我們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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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所作決策受到了民眾的抗議，不要以為錯誤總在民眾一邊。政府也可能犯錯誤，如果不是在實質上損害了人民的權利的話，也很可能是程序上缺少正當性。一遇到百姓激烈的反抗，就認為是有人教唆，就說是什么敵對勢力指使，一派“冷戰”思維，這不只是違反了民主原則，而且也體現了某種為官心理上的不健康。

因為今天的社會越來越趨向多元，利益參差，觀念歧異，視角不同，所以，某種全體共識的達成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決策的時候，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那些認為自己利益受損的人們少不了要表達自己的不滿。例如，政府要建設一家工廠，好像有很多的好處，外來投資的增加，就業機會的擴大，GDP增長……但是，如果這樣的工廠可能帶來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居民當然要提出質疑甚至出來抗議。怎樣的方式是解決這種沖突的有效辦法呢？

答曰：民主。讓百姓自己決定應當如何決策，當然，風險也由決策者承擔。我們需要為這種民主決策提供適當的程序，讓不同的利益集團能夠參與其中，各展其志，經過充分的審議，最終作出決議。不少國家的情況表明，議會正是這類決策的最好的平臺。為了使得各種意見都能得到表達，游說者們使出渾身解數，合縱連橫，極盡搖唇鼓舌之能事；代議士們唇槍舌劍地展開辯論，把不同的利益訴求清晰地展現出來，也把相關決策的利弊得失加以細致的論證。與此同時，通過多種媒體讓公眾及時準確地了解完整的信息，從而有助于決策的執行。

當然，即便是民主的決策，因為大多情況下依據的是多數決原則，難免損害少數人的利益。這是民主體制下難以完全解決的問題。我們需要通過其他途徑讓少數人的權利得到尊重，例如言論自由，以及更寬泛的表達自由。這種自由能夠讓任何人都有機會向公眾論證其利益的正當性，展示他們所受到的損害，引發社會觀念的改變。另外，像結社自由能夠讓弱勢者團結起來，游行示威自由可以確保人們表達憤怒的權利。所有這些，都可以逐漸改變一個社會的權利-權力格局，讓社會觀念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帶來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我們看到百年來工人階級、婦女、有色人種、乃至同性戀者等人群地位的提高，都是依靠這種方式獲得的。

不過，道理雖然如此，真正實現起來卻是相當不易。最嚴重的困難來自政府總是以為自己是正確的，一切對立的觀點都是必須壓制的，也就是前面所說的那種內部事務處理過程的“冷戰思維”。壓制的結果只能使得不滿愈發強化，對抗日趨激烈，一些最初抱著善意和建設心態的批評者逐漸被推到敵對的一邊，最終走向一種不可收拾的結局。過去我在這里曾經引述過歌德的一個觀點，不妨再重述一次——在歌德看來，政府需要對正義加以細心地維護，要頭腦清醒，根據民眾的要求適時地改進各種制度，如此一來，社會秩序就能夠維護，而不至于陷入動蕩之中。

值得我們深究的問題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政府才具有那樣的妥協精神？除了民主建設之外，還需要在政治法律文化與體制上作出怎樣的努力？畢竟，人類歷史上這種不妥協所導致的悲劇實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夠汲取歷史教訓的國家卻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