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原創(chuàng):管理行為讀后心得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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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有一本書少有文采，也沒有雄辯，但其間的“道”與“理”之真切和深刻，足以掩蓋絕大多數的雄辯和華麗嗎？你相信有一本書沒有復雜的模型、結構和細致入微的分析，但足以讓絕大多數人信服嗎？那就來看看德魯克的經典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吧！其中的“道”，其中的“理”足以讓你相信。

彼得•德魯克(PeterF.Drucker)：現代管理大師，對世人貢獻卓越，影響深遠，被尊為“大師中的大師”、“現代管理之父”。2002年6月20日，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宣布彼得•德魯克成為當年的“總統自由勛章”的獲得者，這是美國公民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被世人視為經典之作。他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一些現代化管理的觀點。《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基本觀念：對組織負有責任，能影響組織經營成果的人，就是管理者；管理者，就必須卓有成效；卓有成效是可以學會的！如此，一群平凡的人，就做出不平凡的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線管理者對于職業(yè)發(fā)展來說，是一種機會，也是一種風險，能正確把握角色轉換，處理好工作與個人發(fā)展的關系，就可以很順利的過渡到高級管理者，但如果不能正確把握機會，卻有可能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惡果。尤其是工作單位發(fā)生變化時，找工作時的心態(tài)就很難處理了。其實我的觀點倒不是說高級管理崗位一定是個人職場追求的目標，技術方面的專家也是一條不錯的發(fā)展道路，但不管如何發(fā)展，正確把握自己的目標和組織的期望之間的關系，是個人能在組織中健康愉快工作的關鍵。

管理的層次越高，任務越多越重，越顯出這種能力的重要性。如果你看到某位管理者看起來每天都被下屬包圍著，那么要么就是授權沒做好，要么就是下屬的工作能力太差。某種程度上說，德魯克的存在就是社會承認其價值的標志之一。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德魯克以90多歲的高齡，依然能發(fā)出振聾發(fā)聵的聲音，在“創(chuàng)新為王”、“年輕就是資本”的年代，動輒受到變革頻仍、經營環(huán)境日益動蕩的現代企業(yè)的認真、駐足聆聽，也是一種悲哀。后輩們站在杜拉克的肩膀上作了什么？要事優(yōu)先，也就是分出工作任務的先后次序，實際上應該說是和時間管理關系比較密切的一個話題。能從眾多的任務中進行分解篩選，通過授權或其他方式排出該親歷而為的工作，是管理者必須具備而且要表現優(yōu)秀的一種能力。

評價管理的唯一角度是“有效”，如果沒有效果，盡管理論上很完美，但依然不能證明是有價值的；如果有效，盡管沒有足夠的理論證明，但仍然值得我們研究后借鑒。管理并不復雜，只要我們回到了本原上來。怎樣才能有效，看看做了一輩子局外人、觀察者的德魯克的總結吧！

當行政管理的方式被推廣到非政府部門的時候，傳統的行政管理方式出現了許多不適應的情況，因而需要改革和調整。一方面，使傳統的行政管理方式被改造為適應非政府公共部門管理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這種管理方式在非政府部門的成功又對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要求政府部門的管理也采納非政府部門的管理經驗。這樣，就出現了公共管理這個特殊的管理形式。可見，公共管理是從傳統的行政管理中發(fā)展而來的，但又不能根據傳統的行政管理的理論和觀念來認識它，它是一種新型的管理形式，根據管理學的術語，干脆把這種管理形式稱作為管理的新模式。

從邏輯上講，管理的歷史是與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的，有了人也就有了管理。因為，人在今天已經被公認地稱作為社會的動物。從人類歷史的形成來看，單個的人是不能被稱作為人的。我們無法設想，一個單個的人可以從猿進化為人，從猿到人的轉變必然是一個整體進化的過程。人是在社會的整體中才能成為人和被看作為人，離開了社會的整體，就無法理解人與動物還有什么本質性的差別。而人作為社會的人，他的最為基本的存在形式就是他們之間的集體活動和協同作業(yè)。這之中，必然包含著管理關系。也許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這種管理關系是極其簡單的。但無論它多么簡單，畢竟是作為一種管理關系而存在的。所以，我們說，即使在最為原始的人類社會中，也必然存在著管理關系，有著管理活動。

行政管理是隨著國家的出現而出現的。當然，在一些“類國家”的原始部落中就已經開始出現了行政管理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原始部落稱作為“類國家”的話，那么我們也同樣可以把這種初級形式的行政管理稱作為“類行政管理”。因為我們談論行政管理的時候，實際上我們是把包含著這樣幾項內容的管理形式稱作為行政管理的：(1)有著相對固定的行政等級序列；(2)有著相對固定的行政管理人員；(3)有著相對穩(wěn)定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授權；(4)最為根本的，還是出于社會秩序的需要而從事的管理，這一點是它區(qū)別于其它形式的管理的根本。用現代觀念來看，行政管理在本質上是一種以非盈利為目的的管理，它所服務的是社會長遠利益或根本利益，在迄今為止的社會歷史過程中，這種所渭社會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也可以被直觀地理解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或主導地位的那部分社會群體的利益。

行政管理的出現標志著管理領域和管理類型的分化，或者說，行政管理的出現是社會分化的結果，當社會分化為不同的領域，社會成員生活內容的多元化以及扮演的社會角色的多樣化，都提出了多重管理形式的要求。如果說在國家形成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行政管理都是服務于一個特定集團的統治的要求的，是服務于階級利益的實現的。這種行政管理的范圍，也主要表現為以對官吏的管理為基本內容的管理，它的外部功能極其有限，在國家政權的運作體系之外，存在著相對自主的經濟生活、家族式的社會團體生活、宗教團體生活等等，這些管理與行政管理聯系并不緊密，同時存在很大差異。當然，從歷史上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惟有行政管理發(fā)展比較充分，其它形式的管理對于管理史的研究來說，都具有加以考察的價值。

從抽象的意義上說，行政的歷史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在近代社會出現以前的漫長歷史時期內，行政管理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而存在，一切行政管理的活動都從屬于統治的目的。所以我們把這一歷史時期中的行政管理稱作為統治行政。這一行政管理類型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職位繼承制和強烈的排外性，雖然在中國發(fā)明了科舉考試，對于校正行政管理的排外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意味著在本質上改變了統治行政的排外性特征。近代社會以來，隨著服務于統治目的的行政管理的出現，出于管理社會公共事務要求的行政管理開始迅速增長。我們把這種歷史趨勢的成熟形態(tài)稱作為管理行政。在管理行政服務于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這一目的之中，包含著行政管理更多地接受公共的參與，更多地接受社會的監(jiān)督，甚至存在行政管理社會化的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管理行政已經可以稱得上是公共行政了。所以，近年來，人們把近代成長起來的管理行政稱作為公共行政。但是，管理行政并不是人類行政管理的終極形態(tài)，更高級的行政管理模式應當是服務行政，對于這種全新類型的行政模式來說，國家的行政體系對于社會的作用不僅遠遠告別了統治的功能，而且也不再是凌駕于社會之上而對社會所實施的管理，它是一種從屬于服務的目的而建立起來的，不僅在客觀的制度或體制設置上體現了為社會服務的目的，而且在行政人員的主觀動機中深深地蘊含著時時處處從公共利益出發(fā)，為公眾、為社會服務的強烈愿望。服務行政是完成了的公共行政，只有這種行政模式才能充分體現出自身的公共性質。服務行政并不是空想，在20世紀后期的行政改革中，我們常常看到這種理論渴求和呼吁，而且行政體制的重塑，在許多方面反映出了這種趨勢。

行政管理學的提出，本身就意味著行政管理從自然發(fā)展走上了自覺建構的進程。也就是說，自威爾遜開始，行政管理的組織、體制、程序以及行政人員的作用，都進入了學者們的研究范圍，成為專門研究的對象。這樣一來，行政管理的經驗可以得到及時的總結和概括，而行政管理學的研究又極大地促進了行政管理實踐的發(fā)展。所以，對20世紀行政管理的研究，往往可以通過研究它的理論形態(tài)而得到一個完整的概觀。

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出現以后，為學者們開辟了一個巨大的科學暢想空間，使學者們積極地投身到行政學理論模型的建構中來，從而推動了行政學的發(fā)展。近年來，人們開始研究行政（管理）學100多年來的發(fā)展歷史，提出了所謂行政學的范式轉型的歷史構想。其實，近100多年來，行政學的發(fā)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雖然這種漸進與其它學科相比，速度是極快的，但如果說在這100多年中已經存在著多次范式轉型，則有著夸大的嫌疑。因為，就其根本來說，行政學的理論一直還停留在對管理行政模式的描述和理解上。即使在今天，行政管理的概念已經泛化，行政管理的形式已經社會化，人們不滿足于沿用行政管理這個稱謂來對這種管理形式加以描述，而是發(fā)明了“公共管理”這個概念。但是，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是行政管理內容的擴展和形式的推廣，與庫恩所講的“科學結構的革命”這樣的要求相比，還不能稱得上是嚴格意義上的范式革命。只有當服務行政的觀念和科學體系建立起來之后，我們才能說，行政管理學實現了一場范式革命。

在這里，我們也按照當前流行的“范式研究”的學術傾向來思考行政學發(fā)展的歷史。我們認為，在這期間并不存在著5次或更多的范式轉型。根據我們看法，在管理行政的理論模式中，如果根據不同理論之間的一些差異而把它們稱作為不同的理論范式的話，那么，是存在著三個理論范式的。他們分別是“威爾遜—韋伯范式”；“西蒙范式”；新公共管理運動所代表的“公共管理范式”。它們一道構成了行政學從宏觀建構到微觀思考、從制度安排到個人價值的張揚、從管理的效率目標到管理質量評估、從管理者的自我中心主義到管理對象中心化等等這樣一個發(fā)展進程。

我們提出“西蒙范式”，是由于西蒙的管理思想中包含著一個可能會從根本上提出要求變革威爾遜—韋伯理論的內容。這些內容的核心表述就是所謂“管理就是決策的”的論斷。從行政學的角度看，西蒙關于“管理就是決策”的論斷的意義就在于提出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zhí)行、科學與價值的統合問題。盡管在微觀的管理活動中，管理學家們強調研究目標的科學依據問題，但是，認真地考慮起來，任何目標的指向都只能從價值的意義來加以把握。而且，我們可以說，目標本身就是一定的價值體現。管理活動愈是在宏觀范圍內展開，其價值特征也就愈益突出。所以，任何決策都是以突出價值因素為特征的，無論怎樣強調決策的科學化，都無可否認決策的價值考量和決策的價值旨歸。對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來說，價值考量和價值旨歸是首要的和第一位的。可見，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持有價值的視角是無需置疑的。問題是傳統的政治與行政二分是把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公共政策的執(zhí)行孤立開來了，就在理論上導出了公共行政排斥一切價值的考量，只有在公共行政之外，即為公共行政的行為體系提供動力的源頭，才會考慮價值的問題。西蒙的論斷卻打破了這種二元分立的神話，雖然他并沒有對政治與行政之間的關系發(fā)表更多的意見，只是在《管理行為》等著作中對政治與行政二分這一經典原則作了一些象征性的批判。但是，當西蒙的理論認為決策與執(zhí)行是一個統一的過程時，實際上是邏輯地包含著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zhí)行是一個統一過程的內涵的。而進一步的邏輯推論就是，對于整個公共行政的體系而言，科學與價值是相統一的。

繼“新公共行政運動”之后出現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不僅是一場行政改革運動，而且與實踐中的行政改革相伴的理論探索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新的行政學范式。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理論實現了對20世紀行政學發(fā)展成就的整合。它之所以不同于“西蒙范式”，是因為它不想在理論上實現對既有的行政學理論作出全面的批判性反思，不是希望通過提出新的理論原點來實現對已有理論的突破，而是著力于解決現實所提出的問題，根據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來對已有的理論作出評價。所以說，新公共管理運動更加突出了美國傳統的實用主義精神，是美國文化開始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張揚的典型表現。由于新公共管理不注重理論建設，只著力于解決現實問題，所以，它實際上是一個缺乏理論的理論范式。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它有著自己的特點，既模糊了不同領域和不同學科的邊界。從學科的角度看，當新公共管理把視線放在解決現實問題上的時候，它是不考慮學科之間的區(qū)別的，無論是經濟學的、政治學的、社會學的和管理學的，任何理論、觀點，只要是對于解釋和解決公共行政實踐中的問題有所啟發(fā)，它就毫不猶豫地加以吸收和利用，從而模糊了專門研究政府管理的行政學與其它學科之間的界限。從實踐的角度看，當新公共管理解決現實問題時，它并不考慮這些問題的性質，不考慮它是屬于哪個領域和哪個部門，它只考慮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行性方案。這樣，政府中存在的問題并不被看作是與政府的性質聯系在一起的，而是與其它部門的問題都一樣的，所以，解決其它部門中所存在的問題的方式、方法，也可以應用到政府部門中來解決政府中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在觀念上模糊了政府與其它部門之間的界限。結果，政府只是被放置在與私人部門的區(qū)別中，才有著自己的特點，在公共領域中，它也被作為一個公共部門來加以看待，其它公共部門的運行方式、處理與私人部門之間關系的經驗，也可以被吸收到政府中來，政府在管理方面的經驗以及任何一個方面的創(chuàng)新，都可以推廣到其它的公共部門中去。以致于行政管理這個概念已經不再適應于描述行政人員的行為體系，只有使用公共管理的概念才能反映出這種泛化了的行政管理的特征。可見，新公共管理所意味著的是一種新的管理模式，是對傳統的行政管理的突破。不管今天或以后人們對新公共管理運動作出什么樣的評價，它泛化行政管理的成就將會作為一種歷史趨勢而保留下來。所以，我們今天在研究與政府相關的問題時，以及在從事相關的學科建設的時候，必須立足于這樣的學科發(fā)展現實。必須從公共管理的大視野中來考慮問題。

這本書確實是一本經典之作，書中提到的很多觀點都是非常實用而且值得我們思考的，難怪這本書也是德魯克本人推薦的兩本書之一。這本書的翻譯也非常不錯，看得出來，譯者確實通讀并且深刻領會了其中的觀點，而不像有些外版書，翻譯得生硬晦澀，總讓人感覺讀的不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