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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鄧中夏--“就是把我的骨頭燒成灰,我還是共產黨員”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鄧中夏(1894-1933),原名鄧隆渤,字仲？,出生在湖南省宜章縣一個官僚地主家庭。

1901年,鄧中夏入私塾讀書。1913年,以優異成績考入郴縣第七聯合中學。1915年夏,考入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專修科文科乙班,與蔡和森同學。其間,他受到倫理學教授楊昌濟先生新思想的影響,是鼓吹新文化運動的《青年雜志》的熱心讀者。曾賦詩斥責陰謀復辟帝制的袁世凱,表達他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

1917年夏,鄧中夏畢業于湖南高師,又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入校后,他一心攻讀古文,是個幻想通“古”入仕的“古文迷”。

此時,新文化運動正在蓬勃開展。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也是新舊文化、新舊思潮激烈斗爭的場所。校長蔡元培奉行“兼容并包”、“學術思想自由”的辦學方針,鼓勵學生發揮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支持學生組織各種社團活動。北大的學術討論和自由爭辨之風盛行,使一心只鉆故紙堆的鄧中夏受到震動，志趣發生極大變化。他經常去哲學系、經濟系聽課，廣泛涉獵新知識，參加哲學研究會，探索中西哲學及時事問題。他給自己取筆名“大壑”，要象峽谷那樣容納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有用的知識,開始沖破封建思想的禁錮,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1918年底,鄧中夏和幾位同學一道利用假期到唐山礦區接觸工人。現實生活的體驗,使他愈加感到提高“民德民智”的迫切性,立志要為喚醒民眾而奮斗,遂逐漸產生“教育救國”的思想,積極協助將“學生救國會”改組為“國民社”。翌年一月,《國民》雜志創刊，鄧中夏任編輯干事。他針對國內外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的評論,向廣大民眾揭露北洋政府的賣國罪行和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三月,他又發起組織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并選為總務干事。他在北京東便門演講了《家庭制度》、《現在的皇帝倒霉了》等題目,很受群眾歡迎。

1919年5月初,巴黎和會無理拒絕中國代表團提出的取消列強在中國的特權、收回中國山東權益等七項要求,并且決定把德國在山東侵占的權益全部交給日本。這個消息傳到北京大學,愛國學生被激怒了。5月3日晚,在北大學生大會上,鄧中夏憤慨地說:我們要不做亡國奴,就要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我們要求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我們要抗議,要用實際行動反對帝國主義。

5月4日凌晨,鄧中夏和北大學生一起,參加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反帝愛國運動。一位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次長跑來勸阻,鄧中夏指著那位次長說:“你身為教育部次長,自己不愛國,還不準學生愛國,你是中國人嗎?!”

“五.四”的愛國示威游行,遭到北洋政府殘酷鎮壓。鄧中夏參與火燒趙家樓后,也險遭逮捕。當晚,北大學生干事會成立,鄧中夏負責干事會文書股工作,編《五七》報。隨后,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鄧中夏任北京學生聯合會宣傳股主任。

“五.四”那天,鄧中夏曾賦詩抒懷:

“覺悟的門前,

便是刀山劍樹,

兄弟姊妹們啊,

我們開門呢?

不開門呢?

刀山劍樹的那頭,

便是我們朝夕希冀的地帶----

光明的愉悅的地帶。

兄弟姊妹們啊,

我們去呢?

不去呢?”

強大的號召力,使人振奮,催人向前。鄧中夏自己更是身先士卒。5月5日起,他率領平民教育演講團走向街頭,連續講演十多天。5月下旬,他作為北京學聯代表前往湖南,和一道組織了湖南學聯,發動并參加領導了全省學生的罷課斗爭,有力地支援了北京等地的學生愛國運動。

1920年3月,在的領導下,鄧中夏和高君宇等人發起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鄧中夏這時開始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有關著作,并深入工農群眾中進行宣傳。

1920年9月,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以骨干,發起組織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鄧中夏作為小組成員之一,協助工作。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創辦了向工人進行社會主義宣傳的通俗小報----《勞動音》周刊,由鄧中夏負責編輯。1921年1月,他又創辦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免費招收學生,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2年5月1日,鄧中夏出席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被選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主任。7月,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參與著名的黨的二大“宣言”及一系列決議的制定。會上,他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1923年,鄧中夏接受中共黨組織派遣,擔任上海大學總務長,主持學校行政工作,著手實現黨的培養人材的計劃。到上海大學后,他改名鄧安石,決心學王安石銳意革新、進取不息的精神。他改革學校建制,聘請一批著名的共產黨人及進步教育家、文學家來校任教。上海大學完全成為當時培養革命干部的“紅色大學”。

1923年,鄧中夏任中共上海地方區委會委員長。不久被選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團中央組織部長。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創刊后,他任主要編輯,寫了許多文章,教育青年。1925年,鄧中夏去廣州主持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后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留在廣州工作。

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爆發了。為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斗爭,受中華全國總工會派遣,鄧中夏、蘇兆征等抵香港,發動工人群眾,策劃省港大罷工。省港大罷工開始后,鄧中夏、蘇兆征主持召開了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成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鄧中夏被聘為顧問,兼罷工委員會的中共黨團書記。鄧中夏親手組建了兩千多名隊員的工人武裝----工人糾察隊,對香港實行封鎖。這次大罷工堅持了一年零三個月,給英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

1927年6月,鄧中夏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負責處理繁重的中央日常事務。大革命失敗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鄧中夏在會上嚴厲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堅決擁護中共中央關于開展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方針。這次會議上,他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任江蘇地下省委書記。次年,調任廣東省委書記。隨后,去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1930年7月,鄧中夏從莫斯科回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湘鄂西蘇區與、周逸群一起領導湘鄂西的武裝斗爭,任湘鄂西蘇區特委書記和紅二軍團政治委員。

1931年初,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全黨,對一批同志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鄧中夏也被撤掉全部職務,調回上海作“檢查”。由于沒有生活來源,一家人生活十分艱難。對自己剛剛生下的孩子也無力撫養,只得忍痛送人。

1932年初,黨組織又給鄧中夏分配了工作。同年秋,擔任中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1933年5月15日晚,他去找互濟會援救部部長林素琴商談工作,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次日,設在法租界的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開庭審訊。鄧中夏巧妙周旋,據理力爭,并請史良等著名律師幫助辯護;黨組織也設法營救,迫使法庭判處鄧中夏五十天監禁。但是,與鄧中夏同時被捕的林素琴不久叛變,供出鄧中夏的真實身份。得知消息,大喜過望,用現洋一萬元買通法租界各級官吏,將鄧中夏引渡給上海公安局,并立即押往南京憲兵司令部。

在南京憲兵司令部,先派鄧中夏以前的好友前來“勸降”,但被鄧中夏罵得狗血噴頭,狼狽而去。隨后,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和國民黨的所謂“理論家”也前來說降,都被鄧中夏一一駁斥。監獄的同志看到鄧中夏接連幾天都以“貴賓”的身份被國民黨請去,便以監獄共產黨地下支部的名義,通過一位難友對鄧中夏說:“同志們很關心你,問你有什么打算?”鄧中夏聽后激動地說:“一個革命者到這個時候,同志們是應該關心他的政治態度的。請你告訴大家,就是把鄧中夏的骨頭燒成灰,鄧中夏還是共產黨員。”

國民黨憲兵又用種種酷刑想使鄧中夏屈服。鄧中夏以一個共產黨員的鋼鐵意志戰勝了敵人的殘酷摧殘。一次嚴刑毒打之后,一個特務對鄧中夏吼道:“你還這樣強硬,難道你不想出去了嗎?”鄧中夏凜然道:“我沒有進來之前,倒是想到有一天會進來的。現在進來了,卻從未想到會出去。”

在獄中,鄧中夏給難友們上黨課,講馬列主義,講共產黨員的理想和氣節,講工人運動。有一次,他剛受完重刑回牢房,稍息片該,便接著講上次未講完的題目,講著講著,牽動嘴角和鼻子邊上的傷口,血不斷地流出來。難友們都被他堅毅的精神所感動。

鄧中夏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時刻,還在堅持學習,閱讀一本借來的通史。一次審訊過后,他估計到那是最后一次審訊,自己為黨工作的時間不長了,在給同志們上完最后一次黨課后，便抓緊時閱讀完那本通史。隨后,又給黨中央寫了最后一封信,深情地說:“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臺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斗吧!最后勝利終究是我們的!”

1933年9月21日清晨,按照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指示,國民黨反動派將鄧中夏秘密殺害于南京雨花臺。鄧中夏犧牲時,年僅3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