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修國史制度范文10篇

監修國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機構和修史活動的官員。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期，司徒崔浩就曾“監秘書事”、“綜理史務”（注：《魏書》卷35，《崔浩傳》。）。這里的“監秘書事”實際就是監修國史（注：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紀北朝官修制度的變化與風氣》，臺灣學生書局1990版，第413頁。）。北齊修撰國史，監修人員徑稱“監國史”，當時重臣如高隆之、趙彥深、祖珽等均曾兼任此職。北周無“監國史”之名，但大臣趙善曾“監著作”（注：《周書》卷34，《趙善傳》。），實即監修國史。唐朝設監修國史，就目前史料來看，肇始于貞觀時期房玄齡擔任此職，具體時間各書記載則稍有歧異，如《貞觀政要》卷2《任賢》說是“（貞觀）三年，（房玄齡）拜尚書左仆射、監修國史”，《舊唐書》卷66《房玄齡傳》則云：“（貞觀）三年……明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仆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據此，房玄齡之出任監修的時間一說為貞觀三年（629）一說為四年（630）。但按《舊唐書》卷2《太宗紀上》，房升任尚書左仆射在貞觀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因此《舊唐書·房玄齡傳》的記載應有誤，監修國史之設當依《貞觀政要》，在貞觀三年（629）。貞觀三年（629）之后，監修國史的設置遂形成定制，直至唐朝滅亡。監修國史制度，作為唐代史學的一項重要制度，旨在加強當局對國史修撰的控制。對這項制度，各種史學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語焉不詳，或有錯誤。茲謹掇拾有關史料試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對這一制度的認識。

一、唐代監修國史的職責

監修國史，作為官方修史機構和修史活動的總負責人，其具體職責史無明文，但從有關記載來看，大體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奉詔引進史館修撰人員。高宗咸亨年間，大臣許敬宗曾主持編纂國史，為高宗所不滿，于是便由監修國史劉仁軌等“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注：《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國史》。），進行刊改；中宗景龍年間，名史家劉知幾曾進入國家修史機構——史館工作，據他自己說，是奉監修國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時》。）。《唐會要》卷64《史館下·史館雜錄下》有如下一段記載：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遺樊紳、右拾遺韋處厚、太常博士林寶，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員外郎獨孤郁充史館修撰，兼判館事，又以兵部尚書裴為太子賓客。以疾罷相，拜兵部尚書，久未任朝謝。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復監修國史，與有隙，又以抱病方退，不宜以《貞元實錄》上進，故史官皆罷，亦更移散秩。

據此，史館原史官的罷免、新史官的任命都決定于監修國史。按《舊唐書》卷14《憲宗紀上》、《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國史》和《冊府元龜》卷556《國史部·采撰二》，《德宗實錄》已于元和五年（810）十月由裴等撰成奏上，而且修史諸人各已受賞進秩，因此，此條記載所記李吉甫之事未必屬實，但聯系李仁實、劉知幾修史、入館的經過，其所反映的由監修國史決定史官任免的情況則應是可信的。劉知幾曾對大臣監修國史有所批評，說他們“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職》。），這也從反面說明史館修撰人員的引進升降是由監修國史負責的。

監修國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機構和修史活動的官員。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期，司徒崔浩就曾“監秘書事”、“綜理史務”（注：《魏書》卷35，《崔浩傳》。）。這里的“監秘書事”實際就是監修國史（注：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紀北朝官修制度的變化與風氣》，臺灣學生書局1990版，第413頁。）。北齊修撰國史，監修人員徑稱“監國史”，當時重臣如高隆之、趙彥深、祖珽等均曾兼任此職。北周無“監國史”之名，但大臣趙善曾“監著作”（注：《周書》卷34，《趙善傳》。），實即監修國史。唐朝設監修國史，就目前史料來看，肇始于貞觀時期房玄齡擔任此職，具體時間各書記載則稍有歧異，如《貞觀政要》卷2《任賢》說是“（貞觀）三年，（房玄齡）拜尚書左仆射、監修國史”，《舊唐書》卷66《房玄齡傳》則云：“（貞觀）三年……明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仆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據此，房玄齡之出任監修的時間一說為貞觀三年（629）一說為四年（630）。但按《舊唐書》卷2《太宗紀上》，房升任尚書左仆射在貞觀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因此《舊唐書·房玄齡傳》的記載應有誤，監修國史之設當依《貞觀政要》，在貞觀三年（629）。貞觀三年（629）之后，監修國史的設置遂形成定制，直至唐朝滅亡。監修國史制度，作為唐代史學的一項重要制度，旨在加強當局對國史修撰的控制。對這項制度，各種史學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語焉不詳，或有錯誤。茲謹掇拾有關史料試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對這一制度的認識。

一、唐代監修國史的職責

監修國史，作為官方修史機構和修史活動的總負責人，其具體職責史無明文，但從有關記載來看，大體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奉詔引進史館修撰人員。高宗咸亨年間，大臣許敬宗曾主持編纂國史，為高宗所不滿，于是便由監修國史劉仁軌等“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注：《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國史》。），進行刊改；中宗景龍年間，名史家劉知幾曾進入國家修史機構——史館工作，據他自己說，是奉監修國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時》。）。《唐會要》卷64《史館下·史館雜錄下》有如下一段記載：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遺樊紳、右拾遺韋處厚、太常博士林寶，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員外郎獨孤郁充史館修撰，兼判館事，又以兵部尚書裴為太子賓客。以疾罷相，拜兵部尚書，久未任朝謝。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復監修國史，與有隙，又以抱病方退，不宜以《貞元實錄》上進，故史官皆罷，亦更移散秩。

據此，史館原史官的罷免、新史官的任命都決定于監修國史。按《舊唐書》卷14《憲宗紀上》、《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國史》和《冊府元龜》卷556《國史部·采撰二》，《德宗實錄》已于元和五年（810）十月由裴等撰成奏上，而且修史諸人各已受賞進秩，因此，此條記載所記李吉甫之事未必屬實，但聯系李仁實、劉知幾修史、入館的經過，其所反映的由監修國史決定史官任免的情況則應是可信的。劉知幾曾對大臣監修國史有所批評，說他們“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職》。），這也從反面說明史館修撰人員的引進升降是由監修國史負責的。

中國古代史館開創的官修史書制度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史學業績，其所涉史籍之浩翰、理論之精到以及制度之完備，確實堪稱天下第一。然而，幾千年的官修制度為后代留下的遺憾，也同樣為世上各國所不及。

宰相監修國史歷史蒙上塵埃

中國歷史上的宰相監修國史制度，在初創時期有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實行的一人獨斷修史事務，卻使歷史的真偽蒙上了塵埃。

瀏覽一下歷代史館監修所為，有以下幾點特別令人深思：

第一，附庸風雅，假充內行。這是不稱職的史館監修的通病。史館監修雖然不是一個肥缺，但在文人圈內卻是一個地位很高的榮譽位子。做監修的史官不一定能做宰相，但宰相有了史館監修的頭銜便會受到天下文人的認同，名聲大振。所以自唐初開創宰相任史館監修先例后，歷代宰相無不以兼任史館監修為仕途之幸事。這種官修史書制卻是一場災難，館內正常修史秩序被打亂了：

其一，胸無點墨（指史學）的宰相可能在仕途上春風得意，但在紛雜的歷史現象面前卻一籌莫展，往往是“每欲記一事、載一事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不知從何下筆。其二，即便有過一點舞文弄墨經歷的宰相，掛上史館監修的頭銜后，極易忘了自己的根底。原先時政記一類的國史資料都是由一般史官編寫的，中唐之后宰相戴了監修的桂冠，以為自己真的亦具備書寫乾坤的本事了，獨攬了此類史書的修撰。縱覽封建官場，大凡以官秩博學術名聲者，忠君思想固然牢固，專業知識卻往往低下，所以唐以后監修編的此類國史資料的資信程度很低，要么由于不通文法，連皇帝這關都過不了；要么竭盡吹捧之能事，捧得連皇帝也不敢看。國史達到如此境界，功當首推這些幫閑監修。其三，史館大權在握的那些假內行，雖然才識有限，但決斷欲望卻很強，熱衷于用自己臆想出來的“條章”限制史官，乃至史館外的高官都可以憑自己的官品盛氣凌人地批評修史，指責史官。當然，如果監修們真能在修史事務中為史官提出些指導性的意見來，偶而獨斷一回也算不了什么，問題恰恰在于這些監修既無點墨指授修史者，又不肯放棄自己的權力。受害的只能是官修史書了。往往是史官尚未提筆，“一國三公”的干擾已提前到來了，從而使史館修史主體的史官沒有了自己的頭腦。對史館內外行領導內行的錯位現象及其產生的后果，唐代著名史家劉知幾大為不滿，稱其是“首白可期，而漢青無日”。

自古以來，中國歷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歷史著述，以冀達到“懲惡勸善，貽鑒將來”的目的。歷代王朝都設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發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館修史制度。本文擬就唐初設館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館特點、史館修史成就及對后世的影響作一論述。

一史官、史館沿革及正式確立

中國是世界上重視歷史最早的國家。“蓋史之建官，其來尚也。昔軒轅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1］（P304）“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內、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職已有分工。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識。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漢興之時，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馬談、遷父子曾司其職。政府設立修史機構則始于東漢，東漢的蘭臺、東觀既是國家文獻檔案館，又是“當時著述之所也”［1］（P310）。經東漢明、安、桓、靈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編修國史《東觀漢記》，開創了政府組織史官，成立機構修史的先例，對后世史館建置有深遠的影響。但這只是史館的濫觴，非專職機構，參與修史的人員多是臨時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專職。魏晉始設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雜取他官，不恒厥職”，于“秘書置著作局”，后“別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監修國史（如谷纂）。北齊改修史局為史閣（又稱史館），“史閣史館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襲之，以修北朝諸史。唐沿隋制，史館制度漸臻完善。“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4］（P1089），修撰國史。同年，“于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確立。史館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職，隸屬門下、中書省，地處國家政治權力中心。宰相監修成為定制，“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5］（P591）。史館中設有修撰、直館、典書、掌固等職，分工明確。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正式確立史館修史制度，這絕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加強在史學領域的體現。唐太宗這位在中外歷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他曾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統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對應措施，以樹立大一統的歷史觀點。而私人修史已無法適應、無法滿足這種形勢的需要。所以，設館修史成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館制度正式確立是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私修歷史，多奉行“直書”傳統書法，因而易觸犯統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筆見誅”［7］（P199）。私修歷史，資料不如官方豐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盡通諸門學術，因而著述速度與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適應統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學的發展。所以在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詔令：“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8］（P38）隋文帝的詔令很明確，官方就是要壟斷修史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唐承隋制，正式設立史館，修前代史和當代史。這是史學發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對修史機構的進一步完善與確立。

二唐初史館特點

唐初史館與以前的史館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過，東漢蘭臺、東觀是中國古代史館建置的濫觴，但當時蘭臺、東觀主要還是中央文獻檔案館，非專門修史機構；撰修國史人員如班固、劉珍、邊韶、馬日磾等多是他官，臨時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館是北齊統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礎上設置的，其組織與編制相對固定，主要由監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書郎等組成。史官的品級、俸祿比較低，如著作郎（從第五品）歲祿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校書郎（九品）歲祿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賄賂以求溫飽。他們多無視史實，任情褒貶，以至于《魏書》剛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稱之為“穢史”。

金代立國以后，效法中原皇朝的作法，建立修史機構，纂修本朝的歷史，逐漸形成了比較完備的修史制度。在此基礎上，皇朝的修史工作取得可觀的成績，構成金代史學成就最主要的內容。但是，古代文獻中有關金代史制的記載零星散落，迄今還尚未對其清理，形成比較清晰的認識，因此，有必要予以考察，廓清一代史制。

一、金代的修史機構

金代修史機構的正式設置是在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1］是年，熙宗效法唐宋體制進行政治改革，建立起一套中央行政機構，由羈留在金的宋朝使臣宇文虛中“為之參定其制”，“參用國朝（指宋）及唐法而增損之”。［2］設置的修史機構有：國史院，記注院，與修史有關的機構還有著作局，自是終金一代，未有更改。茲分別考述如下：

（一）記注院

金朝學習中原皇朝的政治制度，遵循“以漢法為依據”，“因時制宜”，“可則循，否則革”［3］的原則，史制的建立亦是如此。金代的記注院大抵是因襲遼宋而有所變更。遼代史制承襲唐制，但是變革了唐代修起居注工作分屬于中書省和門下省的作法，于門下省設立專職機構起居院，不過遼代史料有闕，其制度不得詳知。宋代也設起居院，但不是常設機構，仍然在門下省設起居郎掌錄天子言動法度，于中書省設起居舍人掌錄天子制誥德音。金代改宋起居院為記注院，為常設機構，將修起居注的工作事權統一起來。

金記注官修起居注，原則上不是專職專任，由他官兼之。初期多由秘書監和翰林院官兼，世宗朝改由諫官兼，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詔毋令諫官兼或以左右衛將軍兼，”［4］又改由尚書省左右司屬官兼。記注官品位不高，大多數是六品、七品，但都是深得皇帝信任的“近習”、“慎密”、“謹厚”者為之。章宗明昌元年“有司言記注院勿有所隸”，［5］可知記注院的隸屬初不明確，宣宗貞佑三年（1215年），詔記注官“以左右司兼領”，［6］記注院隸尚書省，遂為定制。

自古以來，中國歷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歷史著述，以冀達到“懲惡勸善，貽鑒將來”的目的。歷代王朝都設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發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館修史制度。本文擬就唐初設館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館特點、史館修史成就及對后世的影響作一論述。

一史官、史館沿革及正式確立

中國是世界上重視歷史最早的國家。“蓋史之建官，其來尚也。昔軒轅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1］（P304）“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內、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職已有分工。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識。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漢興之時，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馬談、遷父子曾司其職。政府設立修史機構則始于東漢，東漢的蘭臺、東觀既是國家文獻檔案館，又是“當時著述之所也”［1］（P310）。經東漢明、安、桓、靈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編修國史《東觀漢記》，開創了政府組織史官，成立機構修史的先例，對后世史館建置有深遠的影響。但這只是史館的濫觴，非專職機構，參與修史的人員多是臨時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專職。魏晉始設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雜取他官，不恒厥職”，于“秘書置著作局”，后“別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監修國史（如谷纂）。北齊改修史局為史閣（又稱史館），“史閣史館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襲之，以修北朝諸史。唐沿隋制，史館制度漸臻完善。“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4］（P1089），修撰國史。同年，“于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確立。史館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職，隸屬門下、中書省，地處國家政治權力中心。宰相監修成為定制，“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5］（P591）。史館中設有修撰、直館、典書、掌固等職，分工明確。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正式確立史館修史制度，這絕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加強在史學領域的體現。唐太宗這位在中外歷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他曾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統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對應措施，以樹立大一統的歷史觀點。而私人修史已無法適應、無法滿足這種形勢的需要。所以，設館修史成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館制度正式確立是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私修歷史，多奉行“直書”傳統書法，因而易觸犯統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筆見誅”［7］（P199）。私修歷史，資料不如官方豐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盡通諸門學術，因而著述速度與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適應統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學的發展。所以在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詔令：“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8］（P38）隋文帝的詔令很明確，官方就是要壟斷修史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唐承隋制，正式設立史館，修前代史和當代史。這是史學發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對修史機構的進一步完善與確立。

二唐初史館特點

唐初史館與以前的史館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過，東漢蘭臺、東觀是中國古代史館建置的濫觴，但當時蘭臺、東觀主要還是中央文獻檔案館，非專門修史機構；撰修國史人員如班固、劉珍、邊韶、馬日磾等多是他官，臨時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館是北齊統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礎上設置的，其組織與編制相對固定，主要由監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書郎等組成。史官的品級、俸祿比較低，如著作郎（從第五品）歲祿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校書郎（九品）歲祿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賄賂以求溫飽。他們多無視史實，任情褒貶，以至于《魏書》剛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稱之為“穢史”。

1唐初史館特點

唐初史館與以前的史館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過，東漢蘭臺、東觀是中國古代史館建置的濫觴，但當時蘭臺、東觀主要還是中央文獻檔案館，非專門修史機構；撰修國史人員如班固、劉珍、邊韶、馬日磾等多是他官，臨時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館是北齊統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礎上設置的，其組織與編制相對固定，主要由監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書郎等組成。史官的品級、俸祿比較低，如著作郎（從第五品）歲祿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校書郎（九品）歲祿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賄賂以求溫飽。他們多無視史實，任情褒貶，以至于《魏書》剛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稱之為“穢史”。

唐初史館情形就大不一樣。太宗將史館移至“禁中”，在政治權力中心整理古籍，修前代史和當代史。宰相監修，成為定制。史館中，除史官外，還配備修史輔助人員。在史料收集方面，制定《諸司應送史館事例》，規定報送方法、時限，諸部門不得拖延，有關條款近20項［4］（P1089～1090）。史館環境優美，“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1］（P318）。參與修史的史官多為國家重臣，如房玄齡、令孤德棻、魏征、褚遂良、長孫無忌等，這顯然提高了史學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尤其是唐太宗親自參與《晉書》的修撰，這在“二十四史”修撰中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唐初史官享有很高的物質待遇，一部書成，朝廷另有優厚的物質賞賜，還加官晉爵。如魏征受詔總加撰定“五代史”，書成之日，除“賜物二千段”外，還“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9］（P2550）。唐政府不僅對修史官獎賞晉爵，其后人也常受惠。如太宗、高宗《實錄》百卷“添成”，“是日，封敬宗子選為新城縣男，德棻子進為彭陽縣公”［4］（P1093）。唐初統治者大力抬高史館地位，盡力為史館的工作提供便利，因而史館工作效率較高。

2唐初史館成就

唐初史館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修前代史和修當代史兩個方面。

修前朝史。中國自漢代始有為前朝修史的慣例，歷朝統治者都比較重視歷史記述的連續性。唐高祖采納令孤德棻的提議，于武德五年（622）下詔修六代史，并要求史官“務加評核，博采舊聞，義在不刊，書法不隱”［6］（P6657）。貞觀三年（629），太宗復詔令姚思廉修梁、陳二史，李百藥修北齊史，令孤德棻修周史，魏征修隋史，房玄齡為總監修。貞觀十年（636），“五代史”修成。貞觀十五年（641）又詔令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令孤德棻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顯慶元年（656）成書，后人附于《隋書》后，又稱《隋志》。太宗于貞觀二十年（646）下詔大開史館，“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獎”［1］（P320～321）。貞觀二十二年（648）書成。參與修書者達21人，由于組織得法，所以成書速度是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中最快的，是唐初官修前朝“正史”的代表作。

《唐六典》、《史通》等史籍都曾言及唐史館與監修源出北齊，至于北齊史館的稱謂區別、建置時間、館址方位、建筑情況以及組織機構、工作條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諸書均無明文。茲鉤稽零星散籍，排比事類，略作考辨。

一

中國古代史館始于北齊。《初學記》卷三冬第四載有《北齊邢子才（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館詩》。《北史》、《北齊書》也曾言及史館，不過名稱不一，或稱“史館”或稱“史閣”。

《北史》稱五十六《魏收傳》：“（天保）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

《北齊書》卷四十四《刁柔傳》：“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

《北齊書》卷八《后主高緯紀》：武平三年（572）八月，“《圣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后改為《修文殿御覽》。”

《唐六典》、《史通》等史籍都曾言及唐史館與監修源出北齊，至于北齊史館的稱謂區別、建置時間、館址方位、建筑情況以及組織機構、工作條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諸書均無明文。茲鉤稽零星散籍，排比事類，略作考辨。

一

中國古代史館始于北齊。《初學記》卷三冬第四載有《北齊邢子才（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館詩》。《北史》、《北齊書》也曾言及史館，不過名稱不一，或稱“史館”或稱“史閣”。

《北史》稱五十六《魏收傳》：“（天保）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

《北齊書》卷四十四《刁柔傳》：“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

《北齊書》卷八《后主高緯紀》：武平三年（572）八月，“《圣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后改為《修文殿御覽》。”

明代修纂史書的機構——史館，是一個尚未受到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明修《大明會典·翰林院》和清修《明史·職官志·翰林院》、《明會典·職官·翰林院》等都沒有提到過明代史館，《春明夢余錄·翰林院》雖然在輯錄史臣們的奏疏中涉及到史館，但同樣未作具體說明。只有黃佐的《翰林記·史館》（廖道南的《殿閣詞林記·史館》實取自此）對此有50余字的簡單介紹。當代學者對明代纂修活動留意甚多，而對作為纂修機構的史館則較少探討（注：吳晗：《記明實錄》（《讀史札記》，中華書局，1956年）、傅吾康《明代的歷史著述》（《劍橋中國明代史》第12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劉節《中國史學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探討明代修纂活動的論著，以及楊果《中國翰林制度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商慧明《史館制度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等探討翰林院制度甚至史館的論著，均未暇論及明代史館問題。），本文擬就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索。

一、史館基本面貌

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迄今仍顯得比較神秘和朦朧，它的隸屬關系、設置地點、內部結構和機關性質等，都沒有集中而系統的記載。筆者將對這些問題逐一考訂。

第一，明代史館既隸屬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內閣，翰林院對史館有具體的管理權，但無決策權。

明代史館隸屬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內并無史館，加上內閣對史館的影響，使得它與翰林院的關系變得比較微妙。翰林院與史館本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機構，翰林院是起草詔書、文學顧問和藝術供奉機構，史館是修史和著述機構，至元代則將二者合而為一。明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但仍“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隸翰林院”（注：陸容：《菽園雜記》，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設文翰、文史二館。太宗立，廢之，復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內的機構和職官設置雖屢有變動，但翰林院下設史官并負責修史的制度卻并無改變。據《明史》卷七十三《職官志二》記載，翰林“學士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職責之一，其下設的修撰、編修和檢討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及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記之，以備實錄。國家有纂修著作之書，則分掌考輯撰述之事。……凡記注起居，編纂六曹章奏，謄黃冊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學史也向我們證明了翰林院的確負有修史之責。如洪熙元年閏七月修《仁宗實錄》時，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詔書是要求“禮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實錄》事例，通行中外采輯（史實），送翰林院編纂《實錄》”（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乙巳。）。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沒有改變。

那么，翰林院具體承擔史書纂修的機構是什么呢？當然是史館。太宗雖然廢除了文翰、文史二館的格局，但事實上保留了修史的機構——史館。明代史館是歷史的存在，各種文獻均能加以證明。如文震孟《孝思無窮疏》指責改修本《光宗實錄》有五條“尤悖謬者”，要求崇禎皇帝“即敕史館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實錄》卷五十四載：進呈《憲宗實錄》前一日，“設寶輿、香亭于史館”。明代史館無疑隸屬翰林院。我們仍以修纂《仁宗實錄》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禮部采輯史料“送翰林院編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禮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門，及遣進士陸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縣，采求事跡，類編文冊，悉送史館，以備登載”（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壬子。）。這兩處對應的史料說明，翰林院具體修纂史書的機構是它的史館。由于翰林院負有修史之職，下面又設有史館機構，因此使明代的整個翰林院也有了“史館”和“史局”的別稱。如朱瞻基在《幸史館》詩中道：“退朝史館咨詢處，回視文星爛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詩》，《國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這里的史館顯然是以備咨詢和顧問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謂翰林不當拘定內轉，宜上自內閣以下，而史局俱出補外；其外寮不論舉貢，亦當入為史官”（注：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詞林》。）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這則史料還表明，由于史館與翰林院的密切關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員也有了“史官”的別稱。